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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弭盗与地方自治。
让盗贼自己相互举告，将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或有亲戚替他自首，就判处其党徒同伙而赦免自首者。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另外，新郑乡村自组织为“义营”，分设将佐，一户为盗，连累一村，一户遇盗，罪其一将。每有盗贼发生，就击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盗贼便没有能漏网的。如此邻县盗贼充斥而新郑全境独清。请求下令其他州县都仿效新郑，这也是阻止盗贼的一个办法。
此法虽然严苛，但在盗贼蜂起之际，也不失为一个地方靖安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这个办法是新郑乡民在“乡约”条件下的地方自治自保，“义营”而得到官方首肯和推广，应该是传统中国“治安”史上的重要经验。
五、劝农与藏富于民。
历朝以来，多次下诏，说听凭农民在私田以外多种广耕，只纳旧税。但等到农民已经种上新田，有关部门就丈量实有田亩而增税。所以农民都因疑惧而不再开辟新田，这样就让更多无主田地成为荒地。臣以为实行政令之先决条件，没有比诚实信用更重要的，如果信用显着，田地会不断扩大，粮食就不断增多，粮食增多藏在农民那里就如同藏在官府一样啊。
这一番话，要义是“劝农”，核心是“诚信”，措施是“藏富于民”。民无信不立，正是儒学最重要的“平天下”价值观之一。窦俨有此议论，世宗“览而善之”，证明后周时代已经具备有道邦国的大义。这些，正是赵匡胤需要学习的地方——而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做得比柴荣更出色。
六、关于平淮南。
世宗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攻陷了寿州等江淮之地，但还没有取得淮南全境，因此，动兵还在酝酿中。窦俨有识于此，在这一篇上书中，还专门谈到了以后江淮用兵的一个基本意见：“行之贵速”。他说：
陛下南征江淮，一举而得八州，再驾而平寿春，威灵所加，前无强敌。今以众击寡，以治伐乱，势无不克，但行之贵速，则唐民可免更多俘获流血之灾，周民可免更多转运输送之苦矣。
行动上要快，不要顿，不要拖，这样，于南唐、大周之士庶都可以免去更多苦难。战争虽必不可免，但集中力量尽快解决，不要像两年前下寿州那样，旷日持久，给人民带来长久痛苦。他想到的是战争中的国计民生、黎庶苦难。
窦俨的所有这些意见，涉及传统治国平天下的“礼、乐、政、刑、劝农、经武”六大方向。其中“礼、乐”，是传统有道邦国不断讲述的儒学理念。展开来讲述“礼乐”，会非常“枯燥”，但这两个东西的大义其实就是四个字：“节制、当位”，而且主要针对君王公侯和读书人而言。传统儒学之诉诸“节制”与“当位”的“中道”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修身治国的方法论，也是修身治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由儒学来讲述，意在令君王公侯，以及读书人，在秩序规则下，认清自己的“角色化”存在，不要逾越“角色规定”——是君王，不要做臣下的事；反之亦然；是父亲，不要做儿女的事，反之亦然。而逾越了“角色化”存在，就背离了以“节制”与“当位”为主诉求的“礼乐”大防。对君王公侯，以及读书人，看好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就是传统中的种种“礼乐”讲述。
“窦六条”，含有传统中国尧舜以来的道义与法统，是中原政制的价值推演。它也成为以后大宋帝国的政制制度和理念的来源之一。
在五代乱世，有此正见，且为世宗所接纳，已经预示了天下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大趋势。这些正见，仿佛在为大宋王朝的出现预作铺垫。
公元957年冬十月，后周开始设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诸科，以此荐举人才。《资治通鉴》胡三省解释说：这就是所谓“制举”，也即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当时下诏告知天下应试者，不限以前资格、现任职官，道士僧徒、庶民百姓，都可以应诏。考生所在州府，要依每年贡举人式例，有合格者，送往尚书吏部。考题为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取文理俱优者，如人物聪明俊秀，就可解送吏部，来年十月集京师。即使已经做了朝官的，也可以上表自我推荐。
此事可以考见大周对人才的渴求。
这些事前后准备了不到一年时间，文治初见成效。
周世宗也曾于戎马倥偬国家建设之余，弄弄诗词歌赋之类，有时也颇得意，就拿了自己写的诗歌向学士窦俨显摆，并问：“朕这诗，可向外宣布否？”窦俨看后说：“诗，是专门之学。如果下决心精心学习，那就妨碍国家机务；如果不能精心切磋，恐怕又不能尽善。”一番话，说动柴荣，史称“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诗”，世宗明白了窦俨的意思（那诗写得还不够好，没有天分），从此以后，不再作诗。
第三次御驾亲征
寿州虽然攻克，但淮南全境还没有平定，而契丹阴影还在。
后周朝廷得到一个好一点的消息：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率城投降。世宗马上任命他为麟州防御使，以示鼓励。但一年来，北边不断有契丹与北汉异动的消息，虽然没有大的边警，但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而要解决契丹问题，必先解决江淮问题。“先南后北”，这是王朴《平边策》的基本意见，周世宗柴荣认同这个意见。于是，淮南必在平定规划之中。
京师百万人众，粮草需要漕运解决。趁着枯水期，世宗下诏疏通汴水，使之流入五丈河，从此齐、鲁漕运船可以直达汴梁。
京师的问题解决了。世宗又任命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为检校太保，代理枢密使。同时任命赵匡胤为义成（今河南滑县）节度使。随后，又以王朴为东京留守，准许他据实际情况便宜从事；以三司使张美代理大内都点检，管理宫禁诸事。一切安排妥当，柴荣开始了第三次御驾亲征，兵锋直指淮南。
公元957年冬十一月，又是一个淮河的枯水季节，柴荣大军到达治所在涡口的镇淮军（今安徽怀远），第二天五更时，渡过淮河，随后，抵达南唐辖区濠州（今安徽凤阳）城西。
濠州东北十八里有一开阔的河滩，唐军在河滩上设置栅栏，四周环水据以固守，认为周师不可能从此地过河。
世宗见状，亲自指挥，命甲士数百人，乘骆驼涉水，赵匡胤则率骑兵跟进，短兵相接，很快拔取河滩营栅。
李重进则率军破濠州南关城。
次日，柴荣亲自率军来攻濠州。
大将王审琦轻取南唐水寨。
唐军在城北面屯战船数百艘，又在淮水中竖立巨大的木头迟滞周师。世宗命水军进攻，拔掉巨木，焚战船七十余艘，斩首两千多级。濠州的附属堡垒羊马城，一面靠水，三面筑墙，也被周师攻破。
濠州城内人心震恐。
夜晚，南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给周世宗上表说：“臣家在江南，今若马上投降，恐被唐人诛灭全族，请求先遣使者到金陵请命，然后出城投降。”
世宗答应了他。几天后，世宗听说南唐有数百艘战船来到涣水（淮河支流）东面，准备救援濠州，便夜晚派出周师，亲自率领水陆进攻。在洞口（今安徽五河县东，涣水入口）大败唐军，斩首五千余级，俘获两千余人。周师乘胜击鼓东行，所到之处皆被攻克。
两天后，到达泗州（今江苏盱眙，淮河北岸）城下。
赵匡胤先攻城南，烧城门，破水寨。城外的月城（与主城连在一起，半月形）也被攻破。
柴荣戎装登上月城门楼，亲督将士攻取内城。
这期间，北汉有事。北汉主刘承钧自从即位以来，忙于安定境内，没有对外攻略。当月，契丹闻听柴荣南下，即派遣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领兵来会北汉军队，拟共同入侵后周。刘承钧派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领兵与契丹会合，南下犯潞州。但到达城下后，见周师李筠防固甚严，不战而回。北汉主知道契丹并不死拼，实在靠不住，但不敢立即与之断交，便赠送给崔勋丰厚礼物遣还。
契丹与北汉联军返回的消息传到周师大营时，唐泗州守将范再遇举城投降。世宗以范再遇为宿州团练使。这时，泗州城外的农民都已经进入城中，世宗就戒令军中出外砍柴的人不要践踏民田，城中的农民听后非常感动、高兴，争着来献粮草。泗州降后，周师无一士卒敢擅入城内。五代以来，破城之后，动辄剽掠的积习，在柴荣这里得到遏制。
又有情报：唐军战船几百艘，从洞口退往清口（今江苏淮阴市西南）。
世宗置身后的濠州于不顾，令全军东进。他亲率步骑从淮水北岸挺进，赵匡胤则率步骑兵从淮水南岸挺进，其余众将率水军从淮水中流挺进，三军共同追击唐军。我能想象，汗水在冬季寒冷空气的蒸腾中，合着飞扬的尘土，在将士们的脸上，凝结为鬼脸般的图案。
当时淮水之滨久无行人，芦苇茂密如织，到处都是泥淖沟堑，但周师士气正盛，在冰冷的泥水中跋涉前行，都很乐观，似乎忘却了疲劳。
两天后，周师追上唐军，且战且行，金鼓之声传闻数十里。
又过了一天，到达楚州西北，再败唐军。
唐军有沿淮水向东而下的，世宗率兵亲自追赶，赵匡胤担任前锋，行军六十里，擒获南唐保义节度使（保义军在陕北，此为虚职）、濠、泗、楚、海四州都应援使陈承昭，这才返回楚州城下。所获战船除去烧毁沉没的不算，共得三百余艘，俘获降卒七千余人，斩杀淹死者不计其数。南唐淮上水军至此全部被歼。
郭廷谓派遣的使者从金陵回来了，告知南唐李璟不能来救援濠州。郭廷谓更知濠州不能守，于是命录事参军鄱阳人李延邹起草降表。李延邹认为应该有忠义之气，不可投降。
郭廷谓用刀剑相逼。李延邹将笔掷于地下，凛然道：“大丈夫终不负国为叛臣作降表！”
郭廷谓将其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