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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之礼
废除“坐而论道”之礼，自建隆元年始，造成这个礼废的是范质。
范质在相位，所下制敕，中规中矩，凡遇有官员除为刺史、县令之类，他尤其关心户口版籍。有使者要下去按查民田及狱讼，范质都要亲自召见，为之讲述天子忧勤之意，而后再派遣外放。
范质忧心天下，有汉萧何之风，故时号“贤相”。据说他生病之后，老赵多次想到范府看望他；又怕自己亲自造访，给老范添麻烦，就派了宫中女眷到范府问询。但范质家里迎奉贵宾的器皿都凑不齐，宫中女眷向老赵汇报，老赵就命翰林司赐给他果床、酒器之类。
后来再派人到范府，对范质说：“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
范质回答道：“臣过去在中书省，从无私交请托，所与饮酌来往的，都是贫贱时的亲戚故旧，用不到那些器皿，所以因循下来，一直没有添置——不是我买不起啦！”
范质病逝后，老赵曾对左右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真宰相也！”
后来的宋太宗亦看重范质，曾对近臣称累朝宰相，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没有人能与范质比。但太宗也有一句批评意见：“范质所不足者，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这个说法，在砥砺名节的大宋时代，是意味深长的。
太祖太宗两代人表彰文臣，有引领天下向着文治方向迈进的大战略意图。老赵表彰文臣，又能控制文臣，这样就演绎了帝国的政治平衡。
这兄弟俩都重视文臣。现在看，也许这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在宋初，此举就有“拨乱反正”的功能。按照船山先生的观察，整个五代时期，从后梁开始，朝代更迭，天下混战，血流成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动辄被武夫夺走，而武夫之所以能够夺得兵权，此仆而彼兴，“无他，唯无相而已”，没有其他理由，唯因没有宰辅而已。说“无相”，不是说没有这个充任宰辅的人，而是说国家权柄皆操在武夫之手，宰辅文臣不能执掌国政而已。甚至，即使君主想把政权交到宰辅文臣的手中，也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建国”之际，根本就没有文臣什么事，都是长枪大戟打下来的天下，派出一个两个文臣，要他们在功高天下的武夫之上，就跟个摆设一样，谁也不服。甚至像李存勖这样的能耐人物，很早就想称帝，对国家也有规划，甚至延聘了像冯道这样有点影响的文人来做官，但举目望去，最后推他上位的还是武夫，冯道，只能做点笔墨工作，根本没有参与到社稷兴衰方向上来。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宰相无能，如冯道，不能谋划天下；一方面是君主无意，如庄宗，不能推演文治。船山先生说道汉高祖刘邦，当初封赏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而以萧何为功最高，史称“天下第一侯”。当时就有武夫不服气，但高祖就是有格局，当下即叱责武夫们不过为“功狗”：就像打猎一样，追杀兽兔者，狗也；但控制并指挥猎狗到那里去追杀兽兔，却是猎人的活儿。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功狗而已；发现踪迹指挥猎狗，才是功人。一番话出口之后，武夫不怒，实在是让他们听了心服口服而已。
天下如“无相”，实际上也往往就“无君”。因为既然比的是肌肉，那我也有可能肌肉不差。这样，就有了李存勖对朱温的轻蔑，李嗣源对李存勖的轻蔑，李从珂对李从厚的轻蔑，石敬瑭对李从珂的轻蔑，安重荣对石敬瑭的轻蔑，郭威对刘承祐的轻蔑……都是长枪大戟，谁怕谁啊？于是，价值观被省略，人臣大义被省略，剩下的就是肌肉。这就是五代十国“丛林”风景的由来。所以史家有一个定见：“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君主的主要职掌，在选择宰辅。能够得到推演文治、价值观、天下意识的宰相，得一二人，不仅是天下黎民之福，也是君主子嗣之福。这个道理，五代乱世之中，藩镇，以及由藩镇而翻牌为帝王的武夫们，不懂。
但赵匡胤懂，赵光义懂，于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演绎了三百年大宋王朝的文明。
天子“护法”
我想象中的范质，似乎是个胖子。
偃武修文，离不开法制环节。这一点老赵和赵普也想到了。
五代乱世的司法权基本都在藩镇手里，史称“刑典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自古以来的刑罚法典都被废黜了，各个州郡掌管监狱的官吏，大多不懂法律，藩镇大帅多为武夫，大都率意行事，随意解释司法，全凭自己的意愿断案。这就意味着，生杀予夺，都由藩帅们一句话。故枉法杀人，所在皆有，朝廷一直无能干预。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专章说“五代滥刑”。五代乱世，本来就没有什么成文法，视人命如草芥，动不动就“族诛”，灭人全家。
从后梁开始就干这个活。梁祖朱全忠因为“旧怨”，在夺得天下后，派遣人到洛阳族灭河阳节度使王师范全家。王师范闻讯，设席与宗族宴饮，对使者说：“死，这个事，人所不免。但我担心少长失序，下愧先人。所以要按次序去死。”酒半，命宗族两百余口按照少长次序先后就戮。
后唐庄宗灭了后梁，将后梁大臣赵岩等人“族于市”。又派大将李绍奇去诛杀朱友谦全族。朱友谦的妻子张氏率家人两百余口见李绍奇说：“我们朱氏宗族当死，愿不要滥杀平民。”于是将其婢仆百人挑选出来，放走，以其族人百口就刑。张氏又取过“丹书铁券”向李绍奇出示说：“这是皇帝去年赐给我们家族的，我是妇人，不识字，不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李绍奇看后很惭愧，但还是杀了朱氏全家。朱友谦旧将七人，时为刺史，也连坐“族诛”。
也是后唐时期，有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谋叛，被杀后，又搜集他的同伙共三千人“并族之”，还杀掉了与之有关联的军士数百人，“夷其族”。
后汉时，三司使王章被杀，他有个女儿已经嫁给他人，而且病了多少年，但还是带着病被人架到刑场“就戮”。故相李崧之弟李屿，有个仆人名葛延遇，他贪污李屿的货财，李屿责怪他，他就到朝廷去告李屿，说他谋反。于是李屿并李崧等被“族诛”。
……
赵翼评论道：“族诛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孙并女之出嫁者，无一得免，非法之刑，于兹极矣！……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
这种由朝廷和藩镇实施的族诛滥刑，可称“毒痛四海，殃及万方”。就军政混乱、刑罚深重而言，较嬴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人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大宋之初，滥刑之诛，还时有所闻。
史载一案例，影响了大宋刑罚制定。
说金州府有一庶民马从玘，他的儿子马汉惠是个邪僻无赖，曾经害其从弟。此人又好抢夺他人财物，乡里乡亲对他恨得要命，但又没有办法。马从玘与妻子和次子三人商议，无奈之下杀死了马汉惠，算是“为民除害”。但此事传到当地官府，有防御使名仇超、判官名左扶，二人竟审得案子来龙去脉后，将马从玘夫妇和他们的次子一并诛杀。
这一大案传到汴梁，赵匡胤认为仇超等人故意将马从玘等判为死罪，实在过分，并果断下令给宰臣道：
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闻奏案，付刑部详覆之。
事实上，从藩镇手中收回司法权，在南唐先主李昪那里，就已经开始施行。李昪曾有“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即地方藩镇必须将死刑上奏朝廷，由朝廷反复查验复核，而后决断犯人生死。如此方有望减少或避免冤狱发生。先贤有道，老赵应有借鉴。
马从玘案是大宋有司详细核查的第一案例。核查的结果是：将仇超等除名，并流于海岛。史称自此以后，“人知奉法矣”。
但不久后，又有一案例，可见推动法制之艰。
河南府有一个尼姑名法迁，她私自使用师傅的财物，被告官。但按照“挪用他人财产”例，罪不当死；可是赶上了一个用法严峻的河南府判官卢文翼和法曹参军桑植。这俩人给尼姑罗织了一个“盗”的罪名，竟“置于极典”，将尼姑“正法”。事报到朝廷，因为河南府没有将死刑案上报刑部复核，老赵干脆将卢文翼“除名”，桑植则被“夺两任官”。
老赵“护法”之严，于此可略见一斑。
颁诏书为民雪冤
大宋制定《宋刑统》时，老赵曾提出了著名的刑律方针：
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
禁止士民做坏事，所以要设定法令；但司法条文应该简要，其核心精神必须要有怜悯同情之心。
这是文明立法的经典思想。
但经由这两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赵匡胤主导帝国“自我更化”的努力。所谓“自我更化”也就是圣贤所言之“知过必改”。帝国司法有错，有错就改。
这个精神不是从赵匡胤开始的，后唐李嗣源时就有这种精神。天成三年（928）正月，赵匡胤出生的第二年，李嗣源刚做了后唐皇帝，正在办理一件大臣死后的丧事，误听京城公安局长的口头报告，说是“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当下大怒，就派大臣石敬瑭到下面执法，杀了两名村童。后来安重诲调查事件，了解到原来是俩儿童，未成年人，戏耍而已。当他审明真相后，“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方才知道自己错误地使用了刑律，反复推演琢磨多次，惭愧敬畏之心不是一点，于是，“令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命令削减十天的常用餐饮，以此来求得冤魂的原谅。此外，还罚了石敬瑭一月俸银，将那位口头奏报不实的人撤职，打了二十军棍，配流登州。并对冤死者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