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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中最值得钦敬的是雪冤。值得注意的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对冤假错案格外注意，这方面，他有不俗的理念，纳入现代司法制度考察，也是闪光之处。他多次颁布诏书，要求解决冤案问题。
公元928年十月，他说：
为政之要，切在无私；听讼之方，惟期不滥。天下诸州府官员，如有善推疑狱及曾雪冤滥兼有异政者，当具姓名闻奏，别加甄奖。
国家政制的要点，理应开始于公正无私；治理诉讼的大法，只有期望于公正不滥。天下诸州郡府官员，如果有善于推断疑案，以及曾有过为人雪冤，免予滥刑，这样有优异政制的人，应该把他们的姓名报到朝廷，朝廷要另外给予嘉奖。
公元930年二月，他说：
欲通和气，必在伸冤；将设公方，实资奖善。州县官僚能雪冤狱活人生命者，许非时选，仍加阶超资注官，与转服色，已著绯者与转兼官。
要想达到天下祥和之气，一定先要为人伸冤。以后将在这方面设立公开的制度，实现奖励为人雪冤的善举。各州县官僚，如能有为人昭雪冤狱，活人性命者，可以不必按照日常规定选举，直接报到朝廷，为之加官晋爵增加俸禄，并转赠上一级官服。如果已经是穿了绯色官服了，就再转加一级加官。
所有这些，很可惜，只在明宗李嗣源时有过短暂的施行，在随后的乱世乱局中，法律还是回到了藩镇暴戾恣睢的随意性中，一直到了大宋帝国，赵匡胤将这些富有圣贤精神的法制思想继承下来，而且有了新的创造性。
打不死人的刑具
太祖一朝，为了解决量刑的随意性，还对刑具做了标准化处理。
这是接受了当时吏部尚书张昭上书的意见。规定徒、流、笞、杖等刑名应据法之轻重而标准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官吏有所依凭，不至于随心所欲。
这个标准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量刑后的标准化，如流放的刑罚（简称“流刑”），如果流三千里，就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就杖十八，配役一年，等等。更有一个是刑具的标准化，如“杖”这种刑具，在现在一般人心目中，应该是打板子，但在太祖一朝却非如此。这种“杖”有明确规定：史称“定折杖格”为：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过九分。小杖不过四尺五寸，大头径六分，小头径五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但苏州博物馆藏有1973年10月在苏州市西郊横塘公社出土的宋尺实物，经测量，长31。7厘米。如是，宋“常行官杖”长度当在109。2—110。95厘米之间，大头宽不过7厘米不足，小头宽与全杖厚度不过3厘米左右。而宋“小杖”长度当在140。4—142。65厘米之间，大头直径不过2厘米不足，小头直径不过1。5厘米左右。
这样的刑具是打不死人的。
这种标准化也体现了古典“明德慎罚”的精神。惩罚，不是大宋的主诉求；推演祥和之气，化成天下文明，才是大宋的“天下目标”。
但为何要使用这么轻飘飘的刑具呢？羞辱，以使受刑人知耻而后改过。有个文人才子，叫周翰，他在大宋帝国的国营纺织厂做监工，这是一个织造绫锦的场院，织锦工犯了什么管理条例，他施行杖责，打棍子，但是超过了条例规定，处罚得重了点。织锦工不干了，告到赵匡胤这里。史称“帝怒甚”，于是召来周翰，也要如数给他一顿棍子。
周翰说：“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
老赵大概被他逗笑了，居然放过。
赵匡胤“性宽仁多恕”，有一次，御膳房供膳，送到禁内，老赵左右接过，放到案上时，忽然发现食器旁有个虱子，这应该是厨师头发上掉下来的，很恶心。但老赵急忙对左右说：“勿令掌膳者知！”因为此事只要让掌管膳食的人知道了，做饭的厨师就要获罪。正因为老赵有这样一份“宽仁多恕”的宅心，所以他对刑罚之举措格外关注。
史称老赵曾经读《尧典》，叹气道：“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耶？”
大舜还在做尧帝的臣下时，曾经摄政，当时有四个叛逆的罪人，大舜将他们流放到荒凉的四个边境，去抵御边境之外的敌人。史称“流放四凶”。叛逆的罪人，在秦以后，不仅要遭遇诛杀，甚至要灭族。赵匡胤看不惯这类酷毒的刑罚，所以要慨叹尧舜的宽刑。史称老赵“有意于措刑也”。自开宝以来，凡有犯大辟死刑的，如果不是情理深害的，老赵就不去划那个红钩，史称“多贷其死”，大多都得到免死的处理。
老赵之后，种种司法不公有所改观，在法制完善方向上，大宋做出了五代十国梦想不到的成就。终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史，滥杀无辜、冤假错案，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历朝历代。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太祖生命的最后一年，九月，“开封府言：京城诸官司狱皆空，无系囚。”近百万人的大都市，没有一个囚犯！监狱为之一空。这是世界范围内、数千年历史中，一个文明邦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司法结果，是孔子所梦想的“无讼”境界。老赵，在他的任内，做到了。尽管按照人的复杂性考察，“无讼”并非最佳政制生态（最佳政制生态应该是：司法公正），但在赵匡胤时代，在战乱频仍之后难得的政治清明时期，在多次大赦之后，没有重大政治、刑事案件，一般的案件因为不得淹留，又多次给人自新的机会，于是，虽有“狡害之民”，但社会上无作案条件，“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心存不轨之念的恶人没有办法掩饰他的诈谋，因此，暴乱的奸谋往往就因此而消失于无形之中。社会终归于安居乐业。
这就是汉代贾谊《过秦论》提出的“约法省刑”之功。
开宝元年（968）夏五月，因为时当盛暑，老赵下诏各地“恤刑”，也即要体恤狱中犯人，慎用刑罚。有一天，他还对侍御史冯炳说：“朕每读《汉书》，看到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史称天下无冤民——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你们的！”
说赵匡胤时代的大宋是一个敬畏生命、政治清明的王朝，或不为过。
改试卷公平取士
建国初，老赵最重要的改进工作是对科举的政策性调整。
这个工作更与大宋“崇文抑武”或“偃武修文”有关。
建隆元年，太祖即位之月，就到当时的“国学”（国子监性质的儒学场所）巡视，第二个月又来巡视。当初汉高祖曾到鲁国去祭祀孔子，唐太宗也曾到国子监祭祀孔子，后周太祖郭威也曾到曲阜祭奠孔子。但刘邦是在“高祖十二年”、李世民是在“武德七年”才来祭祀孔子，郭威则是在扫灭慕容彦超后，顺便来“看望”孔子。赵匡胤则在践祚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就主动来到国学院表彰儒学，史称此举为“隆儒师古，躬化天下”，重视儒学，师法古圣，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大宋之所以文质彬彬，“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开启并护佑后人，奠立太平的基业，与老赵崇尚邦国文治，收敛天下杀气关系密切。
后周世宗时，曾在汴梁营建国子监，置学舍。太祖受禅，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老赵亲自撰写了国子监中对孔子、颜回的赞词；其余配享孔庙的圣贤人物赞词，由宰臣以下分别撰写。
从此以后，车驾一再巡视国子监。并诏令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开始聚生徒讲书。开学之后，史称“上闻而嘉之”，特意要中使也即亲近帝王的主事宦官，给师生们送去了御酒，以示鼓励。
这个事件看上去似乎不大，但在五代乱世之后，具有象征意义。就像刘邦当初路过鲁地，礼拜孔子庙一样，都含有邦国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过渡意义。这是文明展开的标志性事件。
乾德元年后，老赵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
国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轨。
科举，自隋唐以来，遭逢乱世，也基本没有停顿。但唐时开始有“公荐”，就是不全靠考试，还要靠以往在社会上的资望，由台阁近臣推荐“抱才艺者”，这样，考试不过是“加分”。这种制度也不能说不好，如果科举到了“八股”程度，“公荐”也不失为一种调整。但五代以来，贿赂成风，因此“公荐”这个政策下，“去取不能无所私”，要谁不要谁不能没有徇私的弊端。老赵于是下诏：“朝臣无得公荐贡举人”，朝中臣僚不许公开推荐贡生、举人。
与“公荐”相关的还有一个“公卷”政策。所谓“公卷”，也叫“行卷”，其来由也很早，汉唐时都有盛行。当时社会风气是重视“誉望”，也即考前的知名度，考官取士，对考生的试卷也只不过是一个参考。所以一般有点名望的考生都在考前到京师走后门打通关节，找高官大佬，将自己平时的作品呈上。如果得到大佬青睐，就会为考生在各种场合“延誉”，也即公开表彰、推许这个考生。如此，即使考试时没有考出好的成绩，也有可能被录用。考生就会视推举他的人为“恩师”，自称“门生”。这就是所谓“公卷”。不过这种政策也不适合于宋初。在道义普遍缺失的时期，“公卷”的“走后门”现象无法杜绝。老赵于建隆三年（962）九月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将这一个唐五代以来流行的政策也革除了。
这种改进，不一定是最优的，但它使试卷成了录用与否的唯一标准，就尺度言，增加了公正性。更有意味的是：此举，让没有任何背景的贫寒之士中试的机会开始增大。以后的事实证明，大宋，确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