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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进，不一定是最优的，但它使试卷成了录用与否的唯一标准，就尺度言，增加了公正性。更有意味的是：此举，让没有任何背景的贫寒之士中试的机会开始增大。以后的事实证明，大宋，确实为寒门开一进身之阶，越来越多的穷人子弟开始向学，靠读书、中考，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不仅可能，而且正当。
宋初，有不少“食禄之家”在“公荐”或“公卷”政策下进士及第，老赵对此有不确定的怀疑，他担心考试不公，冷了天下士子的心，于是出台了“复试”的政策。开宝元年（968）三月，考官选定了十个进士，其中有翰林学士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
老赵很早就听说陶谷有才但不能训子，有一年，朝廷设试，专门考官员子弟。陶谷贿赂主考官让他儿子陶戬过关。这位陶戬公子诵书不通，但主考官碍于翰林承旨陶谷的面子，居然以合格通过，补了个殿中的官职。
但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为人告发。老赵毫不客气，按律下御史府调查。结果主考官降职，陶谷罚了两个月的俸禄。
现在又来了个陶邴，也是陶谷的儿子！老赵从陶谷当年暗中制作禅位诏书一事，就很轻鄙这个人，又加上陶戬的事，所以连带着对陶邴也不相信。他担心这是个普遍现象，于是下令复试。
但陶邴还不错，复试也过了，算是为老爸争了一口气。但老赵仍有担心，为此专门下诏，令以后“举人凡关食禄之家”，举人如果是出身于拿取国家俸禄的官员之家，一律上报，并专门安排“复试”。这个诏书一下，等于为“食禄之家”特设“复试”成为定制。这是比寒门子弟还要严格的录取制度。
大宋，文人地位越来越高，文化也越来越发达。后人读史，读的越多，就会对大宋越是向往。我个人的读史经验是：中国最好的时期，秦以后，民国前，只有东汉、大宋两个朝代最有意味；尤其以大宋为最优，那是一个足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时代。真想在这里说一句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宋。”
韩通死于“王事”
韩通死，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这是老赵践祚后最初的几通诏书之一。诏书真实流露了老赵痛惜人才的心情，对韩通的表彰出人意外。诏书对韩通服务于前朝的业绩做了肯定和赞誉，认为他的死是“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遇到灾难并不苟且，这正是人臣所以保全气节的地方。还将他的死定性为“遇害”。处理决定是：赠官为中书令；以国礼收尸下葬。
诏书中还说，我老赵过去与韩通在一起时，“情好尤笃”，只有这一句话可能是不真实的。检点史料，没有发现老赵与韩通交好的信息，尽管俩人曾经“并肩作战”，如曾经在北伐契丹中，老赵任水路都督，韩通任陆路都督，俩人分别连下数城；曾经在高平之战中，老赵在中军与张永德向右路冲锋陷阵，韩通则在左路与王彦超出晋州道邀击北汉，等等；但他们始终没有私下往来。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有一个奇异的《周三臣列传》，分别记录了不属于宋朝的三个人物：韩通、李筠、李重进。这个传有《序》，《序》有言，大意说在新朝为“顽民”，未必在旧朝就不是“忠臣”；但这三个人又分别曾经在后唐、后晋、后汉都曾像今人“换单位”似的做官，因此说他们为后周而死，似不通；但又表示说，这仨人很可能就是“智氏之豫让”那样的人吧！
豫让是春秋名士。曾在范氏、中行氏等人那里当过臣下，但未受重用。后来又投智氏门下，受到尊重。智氏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智氏报仇，多次刺杀赵襄子，没有成功，最后被杀。
《宋史》这个《序》将这“周三臣”评价为“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一样的人物，似乎有理。
韩通死于“王事”而不是死于“气节”。虽然同属于“忠义”之士，但“死于王事”和“死于气节”，在圣贤大义中，还是显有差异。欧阳修做《新五代史》特意标出了“死节”与“死事”的不同，并各为列传，名曰：《死节传》《死事传》。《宋史》又有《忠义列传》十卷，前有《序》，也大致说了“忠义”的“等差”。这个序的大致意见是说：
为气节而死、为国事而死，应有区别。
抗击社稷之敌，勇往直前，或奉命赴边，或授官守卫本土，或托官闲居，因激愤而赴义，虽然所处位置不同，但论起为国捐躯殉节，至死无二心者，皆可称之为“忠义之上者也”。
由于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为了道义自杀，“斯为次矣”。
仓皇遇难，在乱兵中丢命之人，其志气也足以让人崇尚。
由于世事变化而沦于苦难之小吏，隐姓埋名，不与新朝合作，磨炼操守恪守初心，“抑又其次欤”。
至于普通人发布爱国救国之危言高论，以及那些乡里英雄、世外豪杰，为道义而战，他们的死也是很重的。
但王夫之的《宋论》另有评价，认为他们是“有恒”之人。
《宋论》专门说到韩通：韩通不是史上弭定叛乱的忠臣，也不是试图与老赵逐鹿的乱臣，韩通之所以冒死以相争，实在是因为与老赵往日同朝，而老赵忽然秘密相背；往日同事，而老赵忽然兵临城下；他对老赵这种“怀非常之情而不相告，处不相下之势而遽视之若无”，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的格局，实在是“有心者不能不愤，有气者不能不盈”。于是，死就死吧，韩通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过去还几乎平起平坐，北面事周，现在却抛弃后周孤儿寡母而北面事奉豪强！这怎么可能？这口气咽不下啊！
但王夫之也认为，像韩通这样的人物，“犹有生人之气存焉”，虽然不必称之为周之“忠臣”，但可谓“有恒”之人！
韩通之死，或不属于“赴义”者，但依然可以列在“忠义”行列之中。王夫之所谓“有恒”者，也即有操守而不轻易变易者。“有恒”也即有恒常操守，至死不变。这类人物，在儒学系统中，已经属于贤人。韩通足以当之。
老赵褒奖忠义，贬黜变节，这在政治文明中，是一种源于天下意识和天下目标的正价值。文明邦国无不褒奖忠义，即使褒奖的对象是敌对势力。非文明邦国则乐于褒奖朝三暮四变节之徒，重用敌方“叛徒”，以“事功”为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考察历史大义，是为一大关节。
老赵“逆取”后周，是时势使然。时势未萌之际，往往有人洞烛先机。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一个叫郑起的人物，就有这个大见识。
显德末年，郑起做殿中侍御史，他看到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就给当朝宰相范质写信，说赵匡胤此人叵测难料，史称“极言其事”，把老赵可能的“谋逆”说得神乎其神。但范质不听这类没有根据仅凭直觉的判断。据说郑起先生曾在路上遇到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居然不下轿，“横绝前导而过”，连招呼也不打。此公大约觉得老赵早晚要反，心目中早将老赵视为“叛党”了。
但老赵气量大得很。对此事根本就不上心，无所谓。到了大宋代周，还拜郑起出掌泗州的经济工作。一直到有人举报郑起“嗜酒废职”，这才依照习惯法给他降了一级，也并没有打击报复。
另有一个右拾遗杨徽之，也曾对周世宗说过：赵匡胤“有人望”，不适合典禁兵，以免历史故事重演。赵匡胤即位后，对这个人有些讨厌，很想找个机会办了他。但赵光义喜欢杨徽之，对赵匡胤说：“此人是周室忠臣，不宜深罪。”老赵想想也是，于是不办，还给了他一个天兴令的官做。史称杨徽之“为人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恶非道以干进者”。这是一个循规蹈矩、重视名节的人物，崇尚儒学教诲，尤其厌恶以歪门邪道寻求前程的人。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文臣李昉等人共同编辑了大书《文苑英华》，成为中国传世经典之一。
老赵对待忠义之人如是。
理解老赵“天下目标”，理解老赵试图解决五代以来的道义难题，需要注意他的这类举措，更要注意这类举措背后的文化意义。
司马光在记录太祖践祚事有言：
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除了韩通之外，没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
此语甚健，我甚欣赏。
“常胜将军”荆罕儒
建隆元年，是大宋帝国的第一个年头。但各地仍处于藩镇割据局面。
老赵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
北方有契丹族所建日渐强大起来的辽政权；据有河东（约当今山西大部）十二州的北汉政权。南方则有占据江南十九州的南唐政权；占据江汉三州的南平政权；占据湖南十四州的武平政权；占据岭南四十八州的南汉政权；占据两浙十三州的吴越政权；占据两川汉中四十五州的后蜀政权。
除此之外，还有后周时期的藩镇刺史封疆大吏，也不平静。
“卧榻之侧，皆他人家”。中国不统一则罢，欲统一，上述种种，实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年，北汉以北部守军侵掠黄河以西的大宋辖区，赵匡胤下诏北部诸州出兵防御，定难（今陕西靖边）节度使李彝殷遣部下进援麟州（今陕西榆林），北汉退兵。
这一年，契丹入侵棣州（今山东滨州），棣州刺史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今河北境），获马四百匹。
这一年，荆罕儒在与北汉一次战役中战死。
荆罕儒乃是五代大宋年间罕见的名将，战死之前，几乎没有打败仗的记录，称得上是个常胜将军。他在后周时用反间计，成功地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被周世宗命为泰州团练使。太祖受禅后，以荆罕儒为郑州防御使。因为他有与契丹、北汉的战争经验，又改为晋州（今属石家庄）兵马钤辖，赴北方边境，与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共御北敌。
史称荆罕儒“常欲削平太原”，故常常恃勇轻敌，多次率骑深入北汉辖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