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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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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源一想是这么个理:多少野心家,借着预测之术在谋取天下啊!还真是不能这么干。于是不再召周玄豹进京做官。

这是李嗣源与那些动辄将术士召在身边,最后遭遇祸患的颟顸之辈们不一样的地方。李嗣源有格局。赵凤则是启发了李嗣源的儒生。

李从珂从河中调回朝廷后,李嗣源解除了安重诲的朝官,让他去出任河中节度使。尽管还让安重诲带着枢密使兼中书令身份,但安重诲已经不能干预朝政。这时候,李嗣源才把李从珂从府中召来,对他哭着说:“如果按照安重诲的意思,你哪里还能见到我!”

于是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赵凤知道这事后,对李嗣源说:“安重诲是陛下亲近人,他的心是永远不会背叛君主的,但因为他不能周密防备,所以一定会被人进言谗毁。陛下如果不能明察他的心迹,他可就不知哪天死于非命了。”

李嗣源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认为赵凤是安重诲死党,很不愉快。

果然,就有人来“检举”安重诲了。说安重诲要从河中起兵,要自己去讨伐淮南,还召引占相者为自己算命,等等,诸如此类。

明宗于是咨询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二人都认为:“这是奸人离间对朝廷有功勋的旧臣。安重诲为陛下做事三十年,有幸得到富贵,何苦谋反!我们请求用自家性命担保他。”

明宗看看扳不倒安重诲,就召见安重诲安慰他。史称“君臣相泣”,君臣互相感动得相对而哭泣。

但李嗣源对安重诲还是有猜疑。

赵凤有一次在中兴殿向皇上奏事,说:“我听说有奸人诬告安重诲。”

李嗣源说:“这是件小事,我已处理了,你别问了。”

赵凤说:“我所听到的,是涉及国家根本的大事!陛下您可千万不能以此为小事啊!”于是指着大殿说,“您看这座建筑,为何这么庄严宏壮?那是因为全赖栋梁柱石扶持啊,假如砍断一根栋梁,拆掉一根柱子,大殿就会整个倒塌。大臣,就是国家的栋梁柱石!安重诲起于微贱,跟着陛下历经种种艰辛,才让我朝兴旺,您也因此而成为中兴之君。怎么可以让奸人来动摇国家栋梁呢?”

李嗣源听到这里也很感动,对他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严肃地处理了告密者。但李嗣源毕竟狐疑,后来治了安重诲的罪,赵凤还是多次说安重诲无罪,是个忠臣,李嗣源就将赵凤撤职。

当初,李嗣源镇守成德军时,李从珂就曾与安重诲相识,但他俩有一次在饮酒时,高了,互相“使酒”,于是有了争吵。李从珂跳起要殴打安重诲,安重诲赶紧逃了。酒醒后,李从珂后悔,赶紧道歉,但安重诲很可能没有忘记这件事。后来大权在握,安重诲就有了重新安排朝中人事的计划。

安重诲铁定地认为李从珂早晚会反,是出于私怨,还是政治洞察力?

《五代史阙文》记录一个说法:“明宗令翟光邺、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挝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

明宗李嗣源命令翟光邺、李从璋到河中诛杀安重诲于府邸,李从璋奋起挥动铁挝击杀安重诲在地上,倒在血泊中的安重诲还在说:“臣死无恨,但恨不能与陛下一起诛杀潞王李从珂,他日此人必为朝廷之患!”说罢气绝而死。

后来的事情果然如安重诲所预料: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早就心存“异志”的潞王李从珂已经成为凤翔节度使。不久,凤翔鼙鼓动地来,李从厚被杀,后唐进入李从珂时代。

所以,安重诲跟李从珂有私怨,但执意要将李从珂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很可能是由“大私”达到“大公”的一种政治逻辑。因“使酒”生怨而怀恨在心,就是“大私”;为“削藩”致治而殚精竭虑,就是“大公”。





叁 李从荣 李从厚 李从珂


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





李嗣源的失衡


李嗣源用人失策,在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上,他就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

他的儿子李从荣问题重重。

李从荣是李嗣源的次子,被封为秦王,领河东节度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朝中有人劝谏李嗣源及早选择接班人,定李从荣为皇子,以免他人觊觎皇位。

李嗣源拿着这位大臣的上表泪流满面。他哭着说:“群臣要求早立太子。看来我要早一点到北都去养老啦!”

河东大藩治所在今太原,后唐时相对于“南都”洛阳,被称为“北都”。

李嗣源这番话透露了他的糊涂。李从荣当时已经劣迹昭彰,不堪托付社稷。李嗣源也知道这个儿子没大出息,但又沉吟不决,不能早立他人为皇子。甚至最后为了安抚李从荣,竟又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当然,这个“大元帅”与国防部长枢密使一样,都不是实衔,并不实际领有全国兵种。实际领兵还需要皇上临时派遣。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李从荣既是实权地方司令,又是虚衔三军司令,还坐着宰相的位阶,权力也着实不小。

赵匡胤出生的那年,也即公元927年,李嗣源又任命三儿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朝廷可以有多个宰相),充任河南畿辅太守(相当于京城直辖市长),判管六军禁卫军事(六军即禁卫军)。

现在可以看到,李从厚的位阶与李从荣的位阶几乎相当。这是一个事件。等于说由谁继承皇位,现在还不好说。难怪李从荣听到这个任命后很不高兴。从此兄弟俩关系也开始紧张。

李嗣源之所以有这个决定,确实有削弱李从荣权力的算计,因为李从厚确实比李从荣贤明,口碑好,也得到更多臣僚拥护。李从荣虽然在父亲督促下读圣贤书,却无圣贤行。李嗣源曾跟当朝的一位枢密使说:“朕这儿子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旨意,让他不必接近儒生,怕儒生削弱皇儿的志气。这是什么话啊!朕因为皇儿年轻,又管理藩镇,所以给他选了名儒做老师辅导他,没想到这些奸人竟说这种话!”由此可见,李从荣身边应该有反对儒学的人物。

历朝经验是:反对儒学的臣僚,一般不会有圣贤价值观,也必定没有圣贤之行。这个李从荣就在这样一堆人的影响之下,远离了李嗣源最初想培养他成为“圣君”的设计。

没有了儒学理念的“价值制衡”,权力作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李嗣源的昏聩还在于,他没有彻底抑制李从荣的野心,又没有有效地早立接班人。这就引发了“觊觎皇位”的种种可能。帝制时代,这是攸关王朝气数极为重要的大问题。李嗣源不论有多少“美德”,在这个问题上,他缺乏足够的政治家格局。史上称他为“明君”,我是不认的。





李从荣错失良机


且说李从荣,他在北都留守,心高气傲,又很腐败,北都政事也不处理。李嗣源听说后,就派了一个平时和李从荣比较友好的亲信,去劝说和引导他。此人私下对李从荣说:“河南相公李从厚恭谨良善,礼贤下士,很老练。您年龄比他大,应激励自己,不要让名誉不如李从厚啊!”

这番话说得比挑拨离间更阴毒。这类话语打着“关怀”的旗号,事实上最容易挑动人内心嫉妒的恶念。有时,关怀,就是挑事。无论这位亲信有意还是无意,他离间了李从荣和李从厚,让李从荣更加不高兴,对李从厚更加嫉恨。

李从荣有时也需要入朝汇报河东藩镇的工作。到了京城,跟随他的兵勇有数百骑,个个张弓搭箭,奔驰在洛阳的通衢大道上。当时朝中的执政对他很不满意,李从荣也感觉到了执政们对他的不满,有一次私下对亲信们说:“等我有朝一日做了皇上,把这帮文武们都灭门杀光!”

这话传出来,朝中大臣人人恐惧。包括后唐一批名将都心下不安,于是多次请求“外放”,也即离开京师到藩镇去做官避害。

这些要求“外放”的朝官也包括石敬瑭。

李从荣长了一副鹰眼,常常侧眼看人,待人轻慢无礼。当时做着同平章事的石敬瑭正兼任六军诸卫副使,军事实力仅次于李从荣、李从厚。石敬瑭的妻子永宁公主与李从荣是同父异母所生,但从小就与李从荣相互憎恶。

这些因素凑在一起,李从荣还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李从荣后来的悲剧是典型的秀才造反类型。

李从荣自有恶习,但他也是一个好吟风弄月的小文人。当初他做河南府太守时,曾聘请一个叫高辇的人做推官(司法局长)。高辇也能写诗,史称宾主相遇甚欢。从此出入于河南府的,大多都是当朝文人名士。这些文人懂诗词歌赋,但是不懂政治军事,尤其不懂人情交往。所以跟一班武夫偶有来往时,那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以至于有的武士议论道:“秦王好文,交游的人都是骚客文人,这小子万一要是面南背北了,咱们这帮家伙可就危险了,还不都得转死到沟壑里去?不如早一点想想办法。”

这话也渐渐传到高辇的耳朵里,李从荣也听说了。

矛盾已经渐渐明朗化。怎么应对?

高辇出了个主意:“大王您啊,就假装生病了。这帮家伙会假模假式来探望您,这时,请大王埋伏了壮士,乘其不备,全部斩杀。这样,也许能够免除我们的灾祸。先下手为强啊!”

李从荣犹豫道:“至尊还在啊!咱们这么干,至尊怪罪下来,岂不危险?”

高辇说:“儿子摆弄父亲的兵,罪过当然有,但也不过是挨一顿鞭子;不这么做,那可就悔之晚矣!”

李从荣犹豫着,没有做这件事。

有一天,李嗣源大病,李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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