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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录者朱弁说，老赵这份“御批”，到北宋末年宣和年间，他还在亲戚家看到过。
老赵知道身居九五之尊，纵情快意无人可以制衡；但他更知道，在无理性的恣意之后，很可能正在犯一个错误。世界很大，不是为我赵匡胤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故老赵有了儒学所倡导的“三省”（多次反省）精神，总是在快意之后，自我反省。
有一天罢朝，老赵坐在便殿，很长时间快乐不起来。左右看到他情绪低落，就来问是何缘故。老赵说：“你们以为做了‘天子’是个容易事啊？刚才就为了图一时快意，指挥一事，但现在想来是个失误。所以乐不起来啊！”
还有一次，他去打猎，忽然从马上坠落，大怒，拔出佩刀来将马刺死。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叹息道：“我耽于逸乐，打猎找快活，干的都是危险的活儿。是我自己跌落马下，马有什么罪？”
从此以后不再打猎。
他甚至还因为喝酒过量可能的失态而自省，他对左右说：“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
这样，他对臣下可能不同于他的价值观，也有了宽容。
“生长”出来的风景
老赵喜欢便宴，常常很随意地宴请宗亲大臣、读书人或外国使节。有一次宴请很多读书人，翰林学士王著乘着酒醉喧哗不已。老赵认为他是柴荣时代的大臣，对他很客气，见他已醉，就让人把他扶出去。但王著不肯走，反而靠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等于把他拽了出去。第二天有人来上奏，说王著逼近宫门大恸，是思念周世宗。
老赵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在世宗幕府时，我就知道他。没关系。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没关系。”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录了老赵很多这类故实。书中说，“太祖豁达”，得到天下后，有些在老赵“微时”待老赵不很友善的人物，也在朝中做官，赵普就多次说到这些人，准备暗中加害他们，老赵看出赵普的意思，就说：“不可！若在红尘中，人们就能识别谁是未来的天子、宰相，人人都去找天子找宰相去了！世上哪有这类事！”
赵普因此看出了自己的卑污，从此以后不再说这类事。
老赵的宽容，不仅在“爱育黎首”（爱护百姓）方向，还在“臣服戎羌”（以德服人，招徕远方之人）方向。陕西为古秦州，那里有个夕阳镇，生产大型木材，有森林绵亘，看不到边。但这些木材只对当地的“戎羌”部落有利。大宋建国后，有很多营造（建筑）的工程，需要大量木材。尚书高防知秦州，辟地数百里，在当地建筑堡垒要塞，招募兵卒千余人为“采造务”，同时对当地的“戎羌”部落约定：“渭水之北，归戎羌所有；渭水之南，归秦州所有。”这样一来，果然就获得了上好木材数万本，制作了连排木筏从渭水运往京师。后来“戎羌”部落率领帐下部族，从渭水中拦截木筏，杀掉运输的兵卒。高防与“戎羌”大战，史称“剪戮甚众”，还活捉了几十人，捆缚到狱中，上报给朝廷。
但太祖闻讯，并不高兴，反而非常同情秦州的“戎羌”部落。他说：“夺其地之货产，能没有争战吗？这样只会增加边州的困扰！不如罢之。”
于是下诏，慰抚当地的酋长，厚厚赏赐他们，抓起来的“戎羌”，都赐给袍带，遣还原来的部落。此举感动了当地“戎羌”好几个部落，都哭着表示感谢。后来更上表，愿意献出当地盛产美材的林场五十里。
大宋王朝的历代君王都从老赵这里继承了天然的宽容精神，就宽容而言，赵宋王朝超过了历代王朝，有资格获“宽容”主题的“集体荣誉奖”。我说“天然的宽容精神”，是说，“宽容”，在老赵这里不是沽名钓誉“做作”出来的风景，而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风景。
理解老赵的“宽容”，可以看看船山先生的评价。
船山在《宋论》中评价老赵，用了“简、俭、慈”三个字。
简，就是简洁，不生事。俭，就是俭朴，不奢华。慈，就是仁慈，不酷虐。这之中，首要在“简”。按政治哲学考察，这个“简”字实在是攸关保守主义精神的一个绝大命题。
船山先生的意见是，“求之己者，其道恒简；求之人者，其道恒烦”。由于“烦”，军政反而紊乱，刑罚反而复杂。后世儒者经常“挟此以为治术”，认为要有建树，要建不世之功，要推动历史进步……但正是这类堂皇情绪，反而背离了儒学正见。老赵不如此，行政简、军政简，一切从简，有所不足，自我反省。他不去外求，不去要求他人如何如何，订立什么责人之章程，而是自我做起。要天下俭而不奢，自我先做到俭而不奢；要天下做到仁慈隐恻，自我先做到仁慈隐恻；要天下行事由简，自我先做到行事由简。
太祖做事一向就是崇尚简易。五代时公文处理有“文牍主义”特点，很烦琐。按朱熹的话说就是“须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拟差申部，部申省，动是月十日不能得了”。赵匡胤办理公文与此不同。
《朱子语类》记录一段故事。说当时蜀中一州军变，这应该是极重要的大事。有人来报要求差人管摄军马。当时朝廷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差使使臣公干，拟文上报太祖，内一人姓樊，注云：“此人清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点一点，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公文后面又有附录说明：“杂随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带两人去。”又有附录说明：“某童某童，大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小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须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带个普通马去就可以了。然后即刻通知有关部门作速差遣该州知州，后面有铨曹（主管选拔官员的部门，相当于今日之组织部门）拟写的任命书。大约只隔一二日，到任的文书就到了。枢密院派来的兵马监押才到，那位知州也到了。赵匡胤行文派遣就是如此简洁利落。
老赵要拣选一批京官监督管理在京的各类仓库。这类工作偏重事务性，比较缠人，一般比较爱端着点的官员或小文人不屑于去做，称之为“浊务”。但帝国要运转，就少不了这类事务性工作。事实上，孔夫子早年也曾有过“浊务”工作经历，大宋帝国，有出息的大臣，也往往不惮于做这类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帝国秩序与结构，有此分工。有一位工部侍郎本来也在拣选名单中，但他认为自己有“清望”，有美好的令名，不愿意沾这类“浊务”，就推辞不干。对这类官员，老赵的方法很简单，回答他说：“惟致仕乃可免耳。”只有退休才可以不去做。如果不退休，就要服从朝廷安排，去做。这个处理方法，省略了很多麻烦，也不必过多解释理应如何。这位工部侍郎为了维持“清望”，选择了退休。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规定：
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这是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旧贯”。民间如何“发展”，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仍旧贯”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代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到了仁宗朝庆历年间“议论始兴”，延续到神宗熙宁年间，“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从这以后，太祖赵匡胤以“简”为核心的“德意”渐渐泯灭。
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申不害、韩非子之间的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
“反求诸己”也是儒学的智慧。
《论语》孔子有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孟子》更反复陈说此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后一个比喻很精彩。说“反求诸己”就像几个人竞赛射箭一样。射箭者要“正己而后发”，如果射箭不中，没有理由埋怨竞赛对手，应该反过来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自己射箭不中，要求他人射中，是没有意义的。
之所以能够“反求诸己”，是因为心下先存一份戒惧，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在暴戾恣睢中达成正当愿望。故君子有所不为，而鄙夫则无所不为。
元佚名《宋史全文》说一事。有个高人名叫王昭素，说此人少年时就读圣贤书，有志行。据说他有一次装修房屋，房间里堆了些木料，有个小偷穿墙而来，因为有木料靠墙，他进不来。王昭素察觉后，就将室内所有的东西扔到房外，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