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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兵大败，契丹兵则放开兵马乘乱屠杀方圆数十里的散兵。后唐步兵死亡近万人。张敬达等急忙收拾残兵，从四面包围中撤离，退保晋安。
契丹获胜，但知道晋安势众，一时未必攻克，于是在耶律德光率领下，返回晋阳北边的虎北口，与后唐兵暂时脱离接触。
张敬达设下的四面围城，只剩下南面一道。这天晚上，石敬瑭从容地走出北门，去拜会契丹主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握住石敬瑭的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石敬瑭问道：“皇帝远道而来，士马疲倦，却在急切中与南军作战而取得大胜，这是怎么回事啊？”
显然，这是石敬瑭在用特殊的方式恭维耶律德光，但他所说也确是实情。契丹主闻言特别开心，正好向这位未来的“儿皇帝”炫耀自家德能。
他回答道：“一开始，我从北边过来，以为唐兵必要切断雁门（今属山西忻州，在太原北三百六十里）间的各条通路，并埋伏精兵在险要之地，那样，哈，我就不能顺利前行啦！但我使人侦察，发现既没有断路也没有伏险！这样，我才得以长驱深入，并知道大事必成。兵马相接之后，我方气势锐盛，彼方见有援兵，内心必然沮丧，如果不能乘此急速攻击，旷日持久之后，谁胜谁负可就难料啦！这就是我速战而胜的道理——这是不能用通常的劳逸道理来衡量的。”
史称石敬瑭听后表示“叹服”。
但考察此役，耶律德光之胜，实缘于张敬达用兵之昏，整体看来并无特别出彩之处。石敬瑭之“叹服”，讨好的成分较大。
石敬瑭进位
石敬瑭拍完耶律德光马屁，随即与契丹合兵一处，南行，迅即绕过晋安大寨，在南端截住张敬达退路。围兵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围阵中设置了带铃铛的绳索，又有大批吠犬，这样张敬达的后唐兵再想南撤，那是休想啦。
就全国形势考察，石敬瑭事实上处于危机中。几个月来，借着“后唐—河东”之战，各地出现了“拥石”“倒石”和“观石”三派。其中“观石”一派以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为代表，他们正在笼络各地力量，一方面似乎还属于后唐，但根本不听节制，且屡屡向契丹暗送秋波。这意味着赵氏父子在与石敬瑭“争宠”，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讨好契丹罢了。这也就意味着石敬瑭地位并不牢固，即使战争取胜，也难卜未来命运。
耶律德光认为应该早日“册立”石敬瑭为中原之主，以此消除各方觊觎之心。中原逐鹿，是因为鹿无主人，一旦鹿主已定，天下可望稍安。
契丹主始终在惦记石敬瑭给出的那三个回报。只有在天下稍安的环境下，他才有希望得到那三个回报。
一天，在晋安南一个叫柳林的地方，契丹主约见石敬瑭并对他说：“我从三千里外来帮你解除危难，必有大功。我观察你，器宇容貌、见识气量，都是一等一的人物，真是中原国主的材料啊！我想扶立你做中原天子。”
尽管这是期望中的风景，石敬瑭还是假意推辞逊让，不做这个天子。但将吏们又反复劝他，晓以利害，必进大位，才可以天下安定。于是石敬瑭答应了出任中原皇帝的请求。柳林乃是偏僻小镇，一应准备不够使用。契丹主只做了三件事，就完成了石敬瑭进位的大事——
制作一份册封石敬瑭为中原皇帝的文书；
在柳林搭筑坛台搞个祭天的仪式；
脱下自己的衣服冠冕在坛子上亲自授给石敬瑭。
这活儿就算干完了。
这一年，是公元936年，远在洛阳夹马营的小小赵匡胤已经十岁。
石敬瑭出任中原皇帝的国号为“晋”。史称“后晋”。这是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十一月的事，但石敬瑭跟李从珂翻脸，认为他属于“闰出”，不是“正朔”，故上溯李嗣源的年号长兴，认为这年应该是“长兴七年”。现在石敬瑭做了皇上，按规定应该“改正朔”，于是将“（后）唐长兴七年”改为“（后）晋天福元年”。尽管这时后唐皇帝李从珂还在位子上，但历史已经认为“清泰”是个过去时了——连《资治通鉴》记载此事，也认这年为“天福元年”。但司马光先生走得更远，改朝换代，计算“正朔”，竟恪守史上争议很多、并不“科学”的“王正月”之说，将十一个月之前的一月就开始称之为“天福元年”。这也就是说：十一个月之前，还没有“后晋”“天福”什么事呢，《资治通鉴》已经把它讲述为“天福元年”的故实了。司马光先生弄历史，秉春秋笔法，常有圣贤之论，但在这类地方，未免引发后人诟病。
就在这一天，石敬瑭做了后晋开国皇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签署文件，颁发敕文，昭告天下：从此以后，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个州，属于契丹国土。
至于自称契丹“儿皇帝”，每年运输钱帛三十万之类，按照规定去办就是。
耶律德光，得到了他想得到的。
而近在咫尺的后唐统帅张敬达，则在危局中一筹莫展。
龙敏之计
他还真叫刘知远说着了，实在没啥本事。晋安营中，尚有士卒五万，马匹万余，这应该是一支实力受损不大的部队。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史家胡三省看到这里都替张敬达捉急，不禁在字缝间下一注脚道：“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若张敬达等能于围落未合之际，勉谕将士，竭力致死决战，胜负未可知也！”此说深得我心。窃以为：两方胶着之际，胜负未卜，必须放出胜负手！如不放胜负手，只有取败一途。与五年后的“阳城大捷”比较，后唐这几位统帅，远不如后晋时的李守贞、药元福。人家就是在契丹的围困中放出胜负手，一战告捷。读史至此，真恨不能替古人去打这一仗！
张敬达在一次不算太大规模的战役之后，已被夺气，认输了。他在晋安寨中，四面“考察”，哪里也不是他的出路——北面就是晋阳城，东面是山地，西面也是山地，只要大兵一动，即会遭遇契丹与河东的截击，往南，就更甭想啦！于是，他趁围军还没有部署停当之际，不是集结敢死兵力突击决战，而是派出使者向后唐朝廷“告败”。末帝李从珂只得到这个最后的信息，从此与前线音讯两绝——张敬达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李从珂陷入一生从未有过的恐怖中。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调动全国各藩镇大兵紧急救援晋安寨。
他甚至在万难中决计亲征——尽管他已经怕得要死。
更要命的是，诸军自凤翔起事以来，将悍兵骄，只求自保，没有几人愿意听从节制，李从珂能够调遣的后唐官军几乎如同乌合之众。率军主将害怕属下哗变闹事，居然不敢使用军法约束。李从珂被骄兵悍将起哄拥戴而得称帝，最终也被骄兵悍将不为所用而失天下。这类军政循环自中唐安史之乱开始，二百多年间屡屡上演，这是“赵匡胤时代”必须面临的历史惯性。
且说末帝李从珂到了河阳（今属河南孟州），心里害怕，不愿继续北行，最后派出枢密使（略相当于国防部长）忠武（今河南许昌）节度使赵延寿统兵两万北上救援，这时赵延寿的养父赵德钧正带着卢龙（辖地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兵从北部救援晋安。
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俩也是一对野心勃勃的人物。赵德钧正做着幽州藩帅，后唐给予了他武臣最高的职称“北平王”。但他与儿子赵延寿后来都有借助契丹，从“王”上再爬一个格——称“帝”的愿望。所以这一次救援，根本就没打算出力，更不想拼命。
后唐，在飘摇中。
有人出了一招。
这人乃是史上记录甚少的吏部侍郎龙敏。
吏部侍郎略相当于负责干部工作的组织部副部长，此人应在这个位置上注意考察干部品质，确有识人之明。他在李从珂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提出：效法契丹拥立石敬瑭，我唐也可以拥立李赞华。李赞华就是耶律德光的哥哥，原契丹“人皇王”耶律图欲，多年前投奔后唐，现正做着节度使。若能派遣北境诸镇守军礼送李赞华出境，自幽州奔契丹首都西楼，并大张旗鼓地告知天下：“立李赞华为契丹主”，如此，耶律德光必然有内顾之忧，必然要退兵，必然要赶回西楼看守自己的“契丹主”位子，如此，我则选募精锐邀击契丹仓皇中的退兵，如此，张敬达可知我援军大计，如此，晋安之围可解。
站在时光的这一头来看龙敏之计，真真地为他拍案叫绝！这应该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个天才手笔，尽管很难保证李赞华是不是愿意这么做，更难保证述律平太后在西楼是否组织有效防御，最难保证的是北境诸镇在千里奔袭契丹过程中有无作战勇气——后唐毕竟不是大汉，没有卫青、霍去病那般人物，但依然不失为一个虽有风险但不乏创意的胜负手，在万难之际，值得一搏。
不仅我认为如此，李从珂也认为此计可行，史称“帝深以为然”，但“不以为然”的是诸位执政——后唐诸臣将各种风险估计得面面俱到，就是不敢估计可能性，史称“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诸位执政害怕这事不会成功，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竟做不出一个决定来。
天才设计消散于无形，历史没有出现可能很壮观的这一幕活剧。
此计不成，李从珂也被夺气。战机一日日被延误，但他就是逗留在河阳不敢继续北上，神色忧愁而又沮丧，从早到晚以酒浇愁，大放悲歌。国家高级干部们有明白事理的劝他抓紧时间北上救援，这位国家元首却说：“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
你们啥也别说啦，这个石郎让我这心啊胆啊都掉地上啦！
赵德钧的投敌条件
张敬达统领数万大军打晋阳之后，朝廷直接控制的野战军已经没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