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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手窝，紧紧抓住那个完美而光亮的大球。一个手窝，如若你们明白我想说什么。是一种无限的温柔。他以其小步到达投射线，在那里他停了一会儿，一动不动。神经元在工作，眼睛在扫视着。后来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是一样的：左手抓一下（左）膝盖高处的裤子，向两厘米左右高处投出大球；腿弯不下来，只做到关节炎允许做的一切。眼睛不再看小球而盯上了大球。那手窝让大球掉下，就像放下压载物要让它飞起来似的。你以为它会碰到地面并停在那里。然而完全出人预料的是，在那游戏者的关节和身体中做出的一种推力作用下，大球开始转动。在这个新开辟的球场的虚无中，人们在享受着具有恋爱滋味的某种东西：丝毫没有表面的逻辑道理，那大球在自转，越转越慢，通过全场，减速，转向右边一点，以令人恼怒的缓慢速度滚了最后几厘米，最后停在停在小球边上，丝毫也没有移动小球的位置，仿佛那一直就是它自己的位置。然而这仅仅是一场游戏。但是那种形象大球和小球，无声地在灰色沙子上紧靠着我总觉得好像是曾给我们做出一种完美无缺的圣像，而在滚球游戏场外，有人则完全忘记遵守这个许诺。
那里，在主显节的挑战之中，玩游戏的1号名叫夸德里（玩游戏的1号从来都没有个名字，总是只有个姓）。他穿着一身白色衣服，同白色草帽下钻出来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他转过身，小步走向他的第二个大球。他已经非常清楚结果将会如何。来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挥舞着还没有患关节炎的肢体，弄乱夫人们那习惯的额发，用飞起的一个大球毁掉1号那个小小的杰作。整个儿时间正好是夸德里弯腰拿上第二个大球并回来迈步使双脚至投掷线前的时间。提提裤子，手窝再次打开，他镇定自若，犹如又重新开始编织那刚刚被你抓掉的蜘蛛网的那些蜘蛛。大球转动着，重新做出了被毁的圣像。大球和小球，好像是用焊条把它们焊接在一起似的。
而后夸德里消失了。真正的比赛开始，他就消失了。他不评论，不摇着头嘟囔〃长了，长了〃，不提建议，不去量距离，从来不，不碰那写有〃莫雷蒂啤酒〃的正方形塑料板上记分的指针。他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喊声、大球和争论的漩涡所吞没。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等待着整个儿的比赛结束，那球场又会重新变成一张白纸，他又可在其上面描绘其精确的游戏。
其余时间我是在窥视远处背景的夫人们中度过的。我在找夸德里的妻子。因为在我看来，他会用同样的耐心和同样的精确爱她一生。而她就是帽子有点往后戴的那位，因为在某个时候她转过身去了，如果你看到她的脸，会发现那是一张幸福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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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起源
没有切利比达克的一个夜晚
我早就想去佛罗伦萨观看和听听塞尔焦·切利比达克音乐界留下的伟大老人之一。对那些不在圈内的人，我说他是乐队指挥，是个古怪的人。多年来在他身上贴着一个不舒服的反卡拉扬的标签。我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我知道前面的那一位千方百计地利用新闻媒体和技术，表现出为能占有文化大市场而具有的灵敏的嗅觉；而另一位切利比达克则自行其道，而且他愿意接受很少的采访，很少照片，适当的承诺，毫不讲究排场，甚至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录制任何唱片。实际上，我们想想，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作为伟大人物的方式。
在此类竞争中，我总是本能地站在比较安静的那一方。因而我当时是同切利比达克站在一起的，这也是一件有点叫人为难的事情，因为其唱片很少，而他又是不容易碰得到的人。而卡拉扬，那时你都可以在卫生间碰到他（诚然，这是个隐喻）。总而言之，现在已经过时了，卡拉扬肯定在九泉之下指挥着某个爱乐乐团了。我曾在佛罗伦萨马吉奥歌剧院的演出计划上读到，在佛罗伦萨市歌剧院乐队指挥台上又会出现向布鲁克涅反派交响乐挑战的另一场决斗。决不可错过这一机会。我到那儿去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切利比达克。在那前两天，他出了个事故，是老年人容易发生的那种普通事故，但不是大老人，而是普通爷爷们容易发生的一种事故：股骨错位。现在谁知道他在哪里，他是否能在上面发笑呢，或者只是耿耿于怀。我曾想对他说，但他永远不会知晓。如果为了我，我把《巴南姆》写到这里就停止不写了，那我就会发表许多空白行，这些空白行就是对那没有他的乐队指挥台的评论，是一种祝愿，也是对他说话的一种方式。您别着急，我们等待着。
然而，由于这也是会使本版主编勃然大怒的方式，因此我还是写下了这些文字，以便说说我无论如何还是在佛罗伦萨马吉奥歌剧院有了一次奇怪的经历，即听了由两位大师所作的、演奏得很好的、很难听的音乐的一整场音乐会。确切地说，我听了贝多芬为歌德派的埃格蒙特所作的应景音乐和门德尔松为歌德的作品而作的《瓦尔普尔加的第一个夜晚》。由Chung指挥，我觉得他的指挥无可挑剔。在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时，甚至有克劳斯·玛丽亚·布兰戴尔作朗诵，而在演奏门德尔松的作品时，有个庞大的合唱团来制造气氛。总而言之，他们什么都作了尝试。但是毫无办法：音乐是难听的，难听的音乐就依然是难听的。得救的是贝多芬的浪漫曲以及门德尔松作品由于有人多示众的合唱团而取得的某些良好效果。请你们相信我，其余的则都该忘掉。
但是我并没有忘掉它，因为大师们的难听音乐对我总是具有吸引力。而这是只有我和少数人相信存在的一种东西，因为正式的权威们想要否认它。他们坚信：如果是一位大师，他就只能作伟大的音乐作品，而当那作品并不漂亮时，那肯定至少也要拔高，或是一种天才表演，或是某种东西的一个综合，或是某种文明的一种象征，或是形式结构的一个奇迹，或是……真是累死人啊！就是为了不说〃难听的〃。然而，要是好好地想想，这事儿却是一件几乎令人激动的事情。例如，正如结果显而易见，简单地就是难听，如果一个人试着想像一下贝多芬（哎呀就是贝多芬），他决定为比所有人都伟大的歌德写点东西，实际上并没有人请他写，但是他决定要写，而结果他所能做到的，是做似乎是一个假贝多芬而又的的确确就是贝多芬的某种东西，是公司的正式说明书一类的东西。整个儿是井井有条，完全到位，整个儿丝毫没有天才的痕迹，仿佛歌德的幽灵将其阻挡住了。就像应试的一位学生那样，仿佛他要对那位大人物解释说他也是大人物；但是解释是一回事，是大人物又是另一回事，而他并未能成为大人物，这至少有点令人激动，是值得思考的漂亮的事。犹如新闻报道所证实的如下事实：贝多芬甚至没有能及时提交其作品，当时埃格蒙特的首场演出没有音乐，或者是用了谁知道是谁的音乐，贝多芬的音乐赶上了重新演出的一场，也是惟一的一场，最后的一场就像你看到巴雷西哭泣，或者你发现马丁·路德·金背叛了妻子。的确，那些事就是使他们真正成为大人物的事情。
然而无论如何，历史并不是傻瓜。事实上，那场音乐，只有一个版《前奏报》（Ouverture）头版挽救了它。其余都被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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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起源
埃布拉
找了她几乎一百年，没有找到她。本来知道她曾经存在，但并不知道在哪里。再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两千五百年前消失了的一座城市，被恰恰是不能再看到她的一个征服者她极其愚蠢的奢望把她一扫而光的一座城市，怎么能找到她呢。挖着挖着，每每找到记载那座城市的可诅咒的描述，而每一次神话都扩大了，要找到她的愿望也更强烈了，没有能找到它的结果也更让人感到被愚弄了。她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埃布拉。其意思似乎是〃白色〃。如同其发音，她具有某种隐形的东西。名字是正确的，看看那事态是如何发展的。
默默地，埃布拉永恒地躲藏在了叙利亚的地皮下。有一次，在1926年，名叫威廉姆·福克斯威尔·奥布赖特的一位美国考古学家曾与之擦肩而过。她该是屏住呼吸。他注视着那奇怪的山岭，但他当时所想的全部就是：多么奇怪的山岭。于是他径直地走开了。埃布拉又隐藏了三十年。后来有一天，当地农民们碰到了露在地面上的一个类似浴盆的东西，此物很漂亮，上有浮雕，整个儿并非一个随便的浴盆。这是投降的开始。考古学家们开始审问它，仿佛它是个悔过者。而那件东西讲述了至少具有四千年的一种文明。他们继续挖掘。那文明开始一米接着一米地出来了。明确知道底下埋着何物之前，用了五年时间：他们找到了一尊半身雕像，那上面写着一些东西，而那一些东西是由一个名叫伊卜比特…利姆签署的，而伊卜比特…利姆曾是一个城市的国王，而那个城市的名字就叫埃布拉。你想想：他们找到她了。
由于找到埃布拉的是一些意大利考古学家（你看在这个国家里并非一切都叫人恶心），现在，埃布拉，你去罗马，到威尼斯宫，你就看到了她。在那里他们收集了三十年的发掘成果：故事、实物、图片、纪录片，全有。对文物你已习以为常，但是那里不同，整个儿具有昨日发现的魅力。可以这样说，一切都还是热的。而且我们可以努力让你相信：埃布拉并非是一个一般的城市，你正在看到的是伟大历史的一个片断，并非像其他一样的一种残余物。〃意大利人在埃布拉发现了一个新的历史、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文化〃，一位名叫伊纳切·丁·吉尔布的人如是说，而我明白了必须相信他。我就是这样带着作为第一个人看见了玫瑰宝石柱或金字塔、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