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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偶然因素介入以及环境对个体施加压力的作用下，物种遗传的渐进变化（进化论，由达尔文凭实证提出）。
在最后一点上再谈一下吧。进化有意义吗？进化的动力是什么？
进化有两个动力：
两代遗传中的偶然性。而偶然性作用产生的效果往往被种群所呈现的“庞大数量”淡化。
环境淘汰难以维持生存和繁衍的个体所带来的压力。而这种压力的普遍性又被某些弱势个体有幸得以生存并能以新的对策解决物种所面临问题的现象削减。宇宙的历史是一个朝着永远更加复杂的状态不断跃进的过程。其超复杂性赋予人类一种独特的能力：逐渐地了解宇宙，局部地改造宇宙。
局部地改造，这正是生物学家目前在基因方面能够做的事。应该赞成他们的实验吗？
既然我们已经明白在物种繁衍之中生物学的证明过程，我们实际上就能够展开行动，改变这种证明。当涉及到消灭像亨廷顿舞蹈病侵袭成年人的舞蹈病种类（舞蹈病：一种疾病，主要症状是出现突然、急速、无目的、不由自主的动作）。
或者泰赛病之类极其有害的基因突变时，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对于人类的未来，消灭这些基因，并不比消灭我们刚刚所消灭的天花病毒更加狂妄和危险。
但是，这种能力可以用来生成预先计划好的、合乎一定标准的人类，所以任何狂妄的想法都有可能出现。这些新的能力迫切要求我们对一个永恒的问题作出回答：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里，我们从遗传学不由转入了伦理问题。比如说，我想到了那些肯定遗传的完全决定力量，那些为社会的不平等、为种族主义提供科学依据的人。关于这些问题，特别应该注意不要满足于科学家们的思考。他们，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封闭在自己的观念里。应该让全人类都投入到思考中去，由此就有建立一种新形式民主的必要，即伦理民主。知识上的研究不应该设立限制，但任何行动务必遵从一种伦理。“有些事情最好不要去做。”爱因斯坦说。
让·贝尔纳让·贝尔纳（JeanBernard，1907～），法国血液病科医生、作家。
——译注，曾主持伦理咨询委员会十年时间，他说，生物学的革命使人类掌握了三方面的知识：繁殖、遗传和神经系统。
是的，这说到了人类的最深层，这也是为什么让·贝尔纳规定了生物伦理学的四大原则：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利益的拒绝以及研究者的责任感。
第一部分幸福
“使人们幸福，使人们活得更好。”
维克托·雨果维克托·雨果（VictorHugo，1802～1885），法国作家、诗人。——译注
无论是在哲学语言还是在日常用语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幸福与快乐分别作为一种稳定、完备的状态与一种暂时、有限的满足感区分开来。康德康德（Emmanuel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译注说：“幸福是我们所有喜好的满足。”这也是您的看法吗？
幸福不分现在和将来、存在和变化。它是内心的一种态度，其中交织着对当前整个现实的满心欢喜和走向憧憬着的明天的一腔热血，它既是对今天的欣赏又是对明天的希望。如果说快乐是我们的身体带给我们的，那么幸福，就是我们整个人身心的和谐。快乐可以为达到这种和谐贡献一份力量，但只是一份力量而已。倘若快乐太过强烈，能够使人完全沉浸其中，那么，相反地，它也能破坏这种和谐。而没有得到想要的快乐，却能够带来一分宁静，这也是幸福的形式之一。
很多人可以肯定：“幸福存在，我遇到过。”这种相遇也许转瞬即逝，但它还是表明幸福是可能的，是可以获得的。不满足感并不是获得幸福的障碍，它可以通过自身激发的动力来促成幸福。其实更确切地说，是满足感消除了一切希望，破坏了幸福。怀抱希望的恋人比已经成功的恋人感受得到更多的幸福！
人们常常说到集体的幸福：这有什么含义吗？
幸福永远是一种个人的状态，人们所说的集体的幸福指的只是由某一关系到全集体的事件带来的个人幸福的重合，比如在一场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
幸福本身并不是一个价值标准，公正或者自由才是价值标准，因为它们是获得个人幸福的条件，不过这些必要的条件还不太充分。
可是，即使幸福不是至善，起码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权利。1793年《宪法》在第一章中就规定：“社会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幸福。”
人人都有权，不是得到幸福，而是属于一个不在个人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集体组织。同样，我们不能奢望获得“健康权”，因为健康依赖于众多社会无法左右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要求得到“关怀权”，因为它仅仅取决于集体的善意。
不过，社会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幸福，它不能避免两个男孩爱上同一个女孩，这其中至少会产生一位不幸者。可是，社会能排除很多不幸的隐患，由此便需要平等。
基督教运用罪孽概念，力图取消幸福。您如何解释这一点？
是天主教否定幸福，而并非基督教。最初的基督教称得上是一种爱众人、彼此共享、团结一致的宗教，因此也是寻求能够促成幸福的人际关系之和谐的宗教。教会，同人类的任何机构一样，其目的不是传播“福音”，而是扩张自己的权力。教会经常将权力建立在它们向人们的精神注入的畏惧心理上，尤其是通过罪孽和永远罚入地狱的说法。
生活得幸福，不仅没有什么好羞愧的，反而应该以之为荣。展示幸福是一项义务，公开自己幸福的人可以向其他人证明幸福是可能的。
您自己，属于曾遇到过幸福的人吗？
像大家一样，我曾想要一切，我也偶尔得到点什么，但从来不是一切。幸福时而进入物质匮乏的荒漠，时而又溜进极度的拥有之中。当幸福到来时，我知道，现在既不应该问它来自哪里，也不应该问它源自何物，能够做的就是迎接它。
归根到底，您认为幸福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幸福，是在他人的注视下感觉自己美。这一定义包含着正视他人、善于发现他人美的道义上的责任。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我承认。但是，其中的困难归咎于我无法从他人之中分辨出一个与我相似的人来。
在他人的注视下感觉自己丑，或者更糟糕，感觉自己不存在，是透明的，这样的人只能在投向他人的仇恨中找到自己。生活在有缺陷家庭（例如由于移居国外、由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不融合所造成的无根状态）的年轻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犯罪团伙”和违法现象给出了他们不可能舍弃的解决办法。而其实，只要学校进行交流的训练，解决办法应该可以由学校提供。
第一部分意识（与无意识）
您说，没有他人的存在，意识不可能出现。可是，如何来解释意识呢？怎样来定义它呢？
宇宙间的一切，无论微粒还是星系，无论石子还是动物，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存在性——万物俱存在。但是，不管何物，其定义是任意的。这个石子或者那个星系，只是由于观察者，才被看做具有个性的存在。观察者通过划出物质的界限，规定其特性。宇宙中的物质，必须是观察者所言及的物质。
当然，人并不是惟一的观察者。拥有视觉的动物，与人完全一样，也能看见每天早晨天空中升起的亮点。然而，只有人，能够超出这一观察到的现象，将亮点描述为一种物质：太阳。该星体，同所有星体一样，是人类话语的创造。没有人类，宇宙只不过是一个无结构的连续体。
这种创造物质的目光，每个人都可以引到自己身上。于是，自身成为话语的对象。因此，每个人不仅仅存在，而且知道自己存在。这便是意识。它是使我们知道自己存在的一种能力。
这正是笛卡儿
勒内·笛卡儿（RenéDescas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他一直在寻找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凿的真理。然而，无论是事物的存在还是科学证明的必要性都经不起怀疑的考验。第一个经得起怀疑的确实性是思考的确实性：“我思”。要使怀疑可能产生，首先必须有产生怀疑的人：怀疑意味着思考，思考又意味着存在一个进行思考的主体：“我思故我在。”思考的主体在自我中的直接出现，意识变成了任何可能的真理的基础。——原注
一开始论哲学时就谈到的能力。他说：“我思故我在。”
见勒内·笛卡儿（RenéDescartes）《形而上学的沉思》，《第一个沉思》（1641年）和《方法论》第四部分（1637年）。在您看来，他的推理方法上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笛卡儿并非在探求意识的定义，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经得起任何置疑的事实，包括对我们感官所传达信息的置疑。他只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他正在进行研究这个事实本身。因此，笛卡儿不会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某个存在性无可怀疑的物质之上，他没有找到这样的物质。他所做的，是将哲学建立在一个必定存在的过程之上，即他自己思想的发展。
凭心而论，我不认为笛卡儿的理由令人信服。他能肯定的是思维的存在，而未必就是进行思考的我的存在。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一切物质存在，仅仅在于话语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