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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总是在黄昏。
假如我们不曾相遇在迷人的黄昏，也许我不会这样热爱黄昏的来临。
只要有他在场，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和轻微的叹息声。只要一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喜欢他趿着拖鞋接待我的懒散样子。着意的打扮反而会使我在他面前拘束。
“我师傅来云城看病，我去看他。”黎云皱着眉头说。
“师傅？就是你在下面拖拉机站的师傅吗？”
“他是烧锅炉的。”
那些年，黎云在下面，只要是人们认为的侮辱性的笨重肮脏活儿，他都干过。
他曾告诉我，“他们把我分到食堂去。我根本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我告诉那些认识的工人，‘我卖饭了，快来买’一个月就弄得食堂要破产，他们气得把我送到锅炉房去了。”
我不禁哈哈大笑。这也是一种反抗方式吧？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干过。
我想象得出，他赤身穿在一条空空的大工作裤里，在那锅炉房里挥舞煤铲。煤烟、汗水，闷热。他一面加煤，一面回头看那气压表。
“我师傅把好煤都留给我烧。他的技术好得很，随便烧什么煤都能把气压表升上去的。”他像孩子夸老师一样，“烧不上去，他们就要说你破坏生产。”
“你也不把你师傅请到家去？”
“他不来。”黎云又皱眉头，“他说，我去看他，就够了。”
“为什么？”话问出口，我也知道，那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尊严。黎云家如今是门禁森严，填表、盘查，使普通人望而生畏。
我愁闷地想到，黎云的朋友成分正在起变化。大院里的那帮子弟不久就会让他入伙的。
他把自行车停在我家楼下，“啪”地上了锁，喊我的名字。在那些口琴格子一般的住房里，窗口纷纷都探出了头。
他随随便便地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上衣，天然俊秀。可是他带给我的不是快乐。
他脑后的那撮头发依然是不驯地翘着。他曾拿着弹弓、小人书在这楼口出出进进，他曾在我家那张洁净的小书桌上做作业。可是如今，那些藏着童年温馨的角落都不复存在了。世界变得这样狭小，生活因为各种刺探的目光而变得乏味。
母亲走出走进的，不知道要找什么。母亲从来不是这样的。在我和小伙伴们谈话的时候，她从不进来。黎云只有老望我，真让人心烦
第二天早上，母亲没头没脑地说：“他，是和吴书记家小燕‘定’了吧？”
“不知道”
母亲说：“那你注意点影响，别让人家起误会。”
母亲怎么这么“灵通”起来了，那不过是人家家庭饭桌上的闲聊嘛。
母亲怕，什么都怕。所里的人们爱说：“你妈妈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女儿啊！”
我更爱我们家镜框里的母亲。白旗袍裹住浑圆的肩，尖下巴微微翘着，杏子眼里是一片憧憬。一个活泼的女学生。我上中学的时候，她的老同学，一个解放前的“地下党”到家里来玩，看见我在读巴金的《家》，就笑着说，“小帆也看起这本书来了！当年，你妈妈要不是看这本书，就不会有你。你妈妈就是这书里的淑英。”母亲也笑了，还背出书里的一些句子来。“春天是我们的……”等等。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她家里已经给她订下了一个国民党的团长，而父亲不过是一个穷学生。
旧社会没有吓退母亲的勇气，可是现在她却这样生活。她常教训我：“看大门的你也别得罪，……人啊！”
在乡下的时候，母亲给我寄去过漂亮的衣服，令女伴们不胜艳羡。母亲的眼光和手艺大方雅致。可是以后母亲不再绐我做好看的衣服了。不知谁告诉她说，我调不上来就是因为穿着太出众。其实，……我回来工作后，母亲总一个劲儿地要求我在衣着上“工农”化。母亲自己总穿一双解放鞋，那是她患关节炎的腿最忌的鞋。有意的、不谐和的穿着，使母亲相貌提早衰老。
母女间是这样隔膜，两人都爱看书，各自寻找着寄托。
正要下班，黎云冲进屋来，拿出两张票：“《牛虻》，六点半的，去吗？”他又补充道，“英英不在家，等不了啦，我们去吧。”
“《牛虻》！”我从桌边跳起来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票。但立刻清醒了，“你还是再去找找吧，英英可能还在绘图室里。”我把票放下，自己又坐回去。
“我，我本来就是来找你的。”他窘迫地说，“你不是很想看《牛虻》吗？”
这是“内部片子”，人家给他们送票，不止两张吧。我会遇上英英、小燕吗？说不定我就要坐在黎云母亲的旁边。电影在军区内礼堂里放。影院内总是那样一些人、那样的神气和装束，彼此相熟。带着些保姆，司机。我算哪一流呢？
不管他们！我是为着“亚瑟”去的。
可是我该不该和黎云一起去呢？难道仅仅只是为了看电影吗？
我的自行车渐渐落后于黎云，已到了岗哨警戒的军区大门。黎云下了车，回头等我。
“我不看了，我还有点事。”我把票塞在他手中。他一下子就像无辜的孩子挨了骂一样。蹬上车我就逃了。我不能细看黎云，只见哨兵的脸依然板着，大概他在这大门口已看惯了小姐们耍脾气。
“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几千年如此，谁也没有办法现在人们想的还不就是工资多一些，生活好一点。我真不理解你干嘛总那么愤愤不平！”黎云斜靠在被子上叹息着。我百无聊赖，没拉开的窗帘边上露出了夜空，远处仿佛有另一个年轻的声音说着：
“我们不像汉唐的子孙，倒像明清的子孙！假如每个人都不把自己看作国家的主人，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强大起来呢？”
那是高汉云的声音。在幽暗的竹楼里说着。油灯忽闪忽闪的，我的心也充满了火苗般的生机。那是在黑得不透一线光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
“我只后悔，这十年没有早点开始玩！”’黎云又说。
“玩？”
“你以为你拚来拚去地这么干，人民，会从你干的那些事里得到什么好处吗？”他冷笑一声，“倒是你倒霉的时候，谁都怕落得你的下场。”
“……”
假如我告诉他，有人为了这看不见的好处把命都丢了。他将说什么呢？傻？
黎云是真率可爱的。但有一个人更可爱。他在我的回忆中建树了一个高点，使黎云无法企及。
他，是被多少青春的声音选举出来，作为某一批人已逝年华的杰出代表的。
在乡下，当男孩子们的求爱被我一一拒绝后，他们并不生气。他们真诚地和我讨论：“你喜欢谁呢？谁对你是最合适的？”
“高汉云。”他们一致说道，“你一定会喜欢他。”
“未必。”我说。
“他能征服所有人的心。”他们胜利似的向我预言。一个男孩子，受到同龄青年的如此爱戴，甚至在爱情上也不存妒意。仅仅由此就开始震动我的心。
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一个归侨学生。少年时抛开海外的巨商家庭，只身回国。“文革”前他是全市模范共青团员，他曾提出不参加高考、到边疆去创办青年农场的号召。“文革”中，他成为中学界有名的红卫兵领袖。
乡下男孩子们传诵着他力大如神，仗义疏财的故事。每逢有月光和篝火的聚会，总有人念着：“汉云要在这里就好了。”在歌唱之后，也有这样的议论：“要能听听汉云唱歌，那才叫人难忘呢。”
我没有急于找寻他。但是一个信息已经埋下，我等着那个见面的时刻。
中秋节。到一个热闹的“知青”大院去。正在女生屋里说笑着，一个男生来叫“吃饭”。他悄悄地说了一句：“汉云来了。”
我觉得好几个女孩子都和我一样地兴奋起来。
走进竹造的大厅，我寻找着。我知道他有一只手表。那时候，“知青”中戴表的人很少。
一个粗壮的男生坐在门口，光裸的手臂上，戴着金面闪光的表。跑进来一个小男孩，用手掌在他头上一铲，戴表的人嘻着嘴骂了一句粗话。
我的心沉下来，神话的光芒消失了。
“汉云！”窗口有人喊着，一串钥匙扔了进来。我身后有个男生抢前一步，接住了它。
我忽地回过头去，盯着他。他就坐在我旁边。这才是高汉云。
他也盯了我片刻。若有所思，又好像有了答案。
欢乐的火焰在我心中腾起。我的眼睛不舍地追着他，这险些消失了的彗星。
他不是那种一眼就能取中的人物，然而，只要一注意到他，你就会越来越感受出他的吸引力。
这是个高身量的青年，看上去，肩和胸比一般男学生有劲。五官的轮廓线很深。眼窝、鼻翼两端和嘴角都显出阴影，整个脸似乎罩着一层沉思的雾。这是属于那种表情不活跃的男子。可是，若动起感情来，眉眼缓缓地一展，低沉地“嘿嘿”一笑，却像突然放晴了的天空一样，有荡人心旌的力量。
“我想不到你是这样的。早就知道你读了许多书，会写诗。没想到，你还挺野。哈哈”后来，他说了那天晚上对我的印象。由于失望中重获希望，我盯着他，有点肆无忌惮。
节日的东道主是个二十多人的知青大家庭。在这里，原来的“红卫兵”头目变成了一家之主，代表这个整体向寨子、干部和外界的上上下下处理一切事务。他们有意选择了寨边靠山的地盘建起了这座大院，围起了高篱墙。院心是菱形的葡萄架。知青和所带来的弟妹都按男女分住东西两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