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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来信。似乎只有相隔万里的时候，心才会贴得这么近。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用心，似乎也从来没有这么知心。从前朝夕相处的时候，最想知道的是功课，学问，客观的大千世界。只是在孤独感袭来之时，在困境中，才最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心，也才能真的去体会别人的心。心灵的大千世界，是在此时，才显示出它的强大的吸引力。
那用洒脱的毛笔写信封的，是苏老师的来信。
父亲的信总是厚厚的，寄来诗抄，文摘，或是报刊剪贴。
母亲教我拆口罩来补蚊帐，吃生大蒜来代替药物。
我是属于他们的。我每天的生活都有一部分和他们共享。
雨还在下。远山近野一片烟雾濛濛。人的心也浸在乡思和春愁中。
漫漫江面，在蜿蜒的竹桥上出现了一个推自行车的人。他赤着脚，光着头，一件帆布雨衣覆盖在车后的包上。看见在黄果树下避雨的我，他老远就摇着手，笑出了黑脸上的一口白牙。
“本来，不想来了。几份报纸，等开会的干部带回去得了。天不晴，怪不得我呀”
他停住车，揭开雨衣，露出车架上的大邮包，一面逗我。
“哼你敢扣我的信”我故作嗔语。
“嘿嘿，我想扣的时候，再扣吧。我知道这是你老人的信。要是那些男学生给你的信，你看我扣不扣？”
“什么男学生”我夺过信，顺手弹了一下旁边的树枝，几滴水珠飞溅到他那早已湿透的绿色制服上，把他惊了一下。
他用手指恐吓着我，又蹬上自行车，从那泥湿的小路返回了。
邮递员老罗干这行已经几十年。自从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傣乡的邮务不知加重了多少倍。我住的这个寨子，就因为我，才成为邮路的一个分支。有时我不及去赶街，就把写好的信托老罗带去寄。
在这个鬓角有丝的粗黑的老邮递员身上，寄托着我与故乡那温暖而实在的联系。
在江畔我参加了一次次送别，同寨的知青们都纷纷调走或投亲靠友去了。
只有我留在这里。那原来七八个人使的大锅大灶都已废置。在将塌的土灶台旁我用砖头支起了一口小锅。
曾经是大伙一面冼脸、做饭，一面嬉闹的厨房，只剩下我一人在吹燃那冒着湿气的柴火。
生锈的大锅里落进了屋漏的雨水。灶台上冒出一丛白色的小菌子。尖尖的小顶撑开成伞状的花朵，又散落在灶台上，长出新的菌丛。
菌丛布满了灶台。
我为什么不能上调？这，好像我也有些理所当然的认可。
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父亲跟别人不一样。
很久以后，我得知，我所以被滞留于这个江畔小寨的原因，倒不全是父亲，大半是怪我自己。由于对解部长的审查持不同观点，在我的“档案”里又有了“立场不稳”这一条。
父亲当年要我拔出这场运动，真有些老马识途的先见。我仍是不服气。不过对父亲产生了内疚。
生命，要向许多方面负责，即使牺牲的只是自己。
我写下了一叠叠日记。
幼年时受到父亲的牵连，我竭力地摆脱那种阴冷的感觉。我的日记里尽是争三好，学雷锋。日记，是我批判自己消极面的武器。
后来，我又受到苏老师的牵连。在日记中预感到自己将失去信任，我痛苦地抉择和反省。
如今，我受到——解部长的牵连。
历史没有忘记我平生首次的独立思考和行动。我并无委屈可言，反而感到被加重了人格的分量。我的日记从未写得这样淋漓酣畅，大义凛然。
一代又一代，写着这沉郁的日记。
我愿把父辈的日记续完。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第一部分星（20）
好心的老罗常在送信时安慰我：“又有招工的来了。这回，准有你了”或者出这样的主意：“你到县里去找干部说说，哪有这样的理？一个小姑娘，让人家孤零零地留在这里。”在赶街时遇上我们队长，他会传烟递火地，怂恿队长推荐我走。
我知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主宰着我的是一股巨大的冥冥之力，不是队长，也不是县干部要给我作难。我好像从生下来，不，是从我的蝴蝶结落在幼儿园的教室里开始，就不再是命运的宠儿。
然而在迷茫中我又总怀着解救的希望，似夜色中包含着微弱的星光。在以往那不更事的岁月里，我就感受到了冥冥中还有另一种力量，那种奖掖我，将我举起的力量。
在晴光泛彩的早晨，老罗将一封信递给我。
他总是这样，在一旁关切地注视着我读信的脸色，说一些宽心的话，预言一些好的可能。
但这一次苏老师的信却带来了意外的消息：大学招生又要考试了。
虽然还有推荐这一条。
对于我，这比那托人招工的消息更振奋人。
当命运全掌握在别人手中时，即使稳妥，也令人沮丧。但是，当你可以在自己的前途中加一点努力时，不论效果如何，幸福的预感就已经降临。
这么说，往日岁月的那些准备，那小湖畔的生活，都将被拂去灰尘，展示出它的意义。
老罗一面用大手帕揩汗，解开衣领扇凉，一面说：“考，考好好地考去吧”
“我们老师已经给我寄了书来，在路上了。老罗，你可千万别把我的书给丢了啊！”
我又和他玩笑起来：“要丢了，把你儿子娶媳妇的钱给我，也赔不起！”
老罗爱听我的笑骂，有时候埋怨老伴没给他留个女儿。他只有一个当兵复员的儿子，快娶亲了。老罗嫌他在家里没话。
“就是丢了娶媳妇的钱，也不能丢你的书呀掉大江里我也得捞上来。”老罗乐呵呵地说，“等你考上了大学，我老罗有一天也进省城去玩玩，你还记得我吗？”
让老罗这一说，那个日子，好像已经那么实在。
他又正色道：“我看你准考得上。别瞧我是个粗人。可我见的人多了。我看你这个姑娘不是马马虎虎的人，你有点名堂哩”
老罗骑车走了。在无人的小径上响起一连串悦耳的车铃声，他也高兴了。
然而，老罗既没给我送书来，也没能去主持儿子的婚礼。
在峡谷里他遇上了洪水。
洪水挟着巨木乱石冲下，把他的车子卷走。老罗忽然又从安全处投入了洪水，去捞车上的邮包，因此受伤住院了。
一个陌生的邮递员给我送来了那一包书。
由苏老师细心包装起来的这一套高中教科书，浸满了水渍，挤压得变形。它是虎口余生。
“还能看吗？”那个邮递员关心地问。
“能，能看清清楚楚的。”我激动地说。
谁又想到，直到老罗出院了，我竟不能去看他。
鸡蛋、芭蕉是早已准备好了。可是，县里推荐去参加考试的人当中，没有我。
让我怎么告诉老罗呢？又怎么给苏老师写信……
在别人参加那场虚应的考试之后，很久我才去看了老罗。
在他儿子的新家里，老罗一个劲地吸着水烟筒，好像烟瘾大发。他一字没提书的事。
他温厚地不想碰我的伤心处。可是，质朴的人不善矫饰，爽朗的老罗一反常态，显得那么不自然，使我更加坐不住。
老罗曾以那种简单的乐观鼓舞了我。如今，他也缄默了。
那一年大学招考的喜讯对于我只是一颗流星，瞬息的闪光过后，给人的感觉是更黑暗。
不久，老罗回家抱孙子去了。那一次惊心动魄的洪水险情，使他的儿子坚定了要父亲退休的决心。
新来的邮递员把信送到乡里。我取了信就匆匆回寨。再没有谁听我大声念信了。
鸦鹊们吵嚷得像一伙赶集的少女。
日落后，大地上依然光明，阴影也变得清淡。刹那间令人分辨不出是早是晚，小寨仿佛变成了一个永恒的童话。
往常我推开院门，只有落满一地的石榴花瓣，红绸子一样，撕成碎片。这天我走到大门口，冷寂已久的知青院落里传出了喧笑。
石榴花瓣活了？
寨子里的大部分姑娘、大嫂都聚在我的院里。见我进来，她们欢呼起来。
院心里摆着一只新编的背箩，箩里有一套簇新的傣装和几串芭蕉、芒果，一竹筒蜂蜜。
人们说，这是江畔那个摆渡老人波团①① 波团：团的父亲。傣语以其子女称父母。托人送来的。
“送给我？”
正是。
“为什么？”
因为，我与他死去的女儿小团长得十分相像。
每次去赶街，乘竹筏过江时，我感觉得到，那个撑筏的老人常常看我。有一回，他递钱给我，指指他的烟卷。我知道他让我给捎点烟丝，卷烟纸。我纳闷他为什么不叫筏上的傣家人帮他买。
姑娘和大嫂们笑着要我换试那套傣装。这正合我的好奇心。那袖口领圈都滚着精致的花边，筒裙绚烂如霞，实在招人喜欢。
她们七手八脚地帮我穿上，都拍手赞道：“真像！真像我们傣家，波团要见了，准以为是小团回来了。”
小团，她的女友们现在已是儿女齐肩的母亲。多年以前，她是在给解放军带路时被土匪杀死的。那时她十九岁，波团从此离开寨子，住进江畔的小竹楼，成为长年的摆渡人。
独生女儿的夭折，使他伤心得不能再住在家里。小团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小伙子。父亲为她嫁妆都准备下了。我现在穿的，当是一套嫁妆吧。
于是，不断地，从渡口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