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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只是听到枪声而已，你想我会拿这个去烦你吗？”
“抱歉。他还听到了什么？”
“听到那家伙说。‘利奥波德先生？’然后就再没听到什么了，所以拜伦只是点点头，或小声讲了些什么。然后他听到那家伙说。‘拜伦·利奥波德？’接着也许他抬头，也许他没有，但接下来他就听到那家伙开枪了。”
“砰砰。”
“就像这样。”
“我能见见这个证人吗？”
“他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谈。他已经躲掉好几次跟警察谈的机会了。”
“我想这家伙不会是IBM的副总裁。”
“他在那个公园卖东西，”他说，“那个家伙一开枪，他就打算装做什么都没看到。我也许可以安排你们见个面，可是这不表示他会告诉你什么。何况，你打算问他什么我没问过的问题呢？”
“‘利奥波德先生？拜伦·利奥波德？’”
“不要说得一副他是编出来的样子。”
“不，”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一个小时后，我在十四街一家咖啡店看着他吃薯条。他的奶酪汉堡早已经吃下肚了。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斜纹厚棉布夹克，上头还有补丁。铁路工人帽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我告诉他，我都快把拜伦·利奥波德给忘了。
“为什么？”他很好奇，“你的结论是，他是死于自然因素吗？”
“我没有太仔细想过，我只是猜想他是被人误杀的。或者他是因为坐错了地方或说错了什么话，不经意地触怒了某个在那一带混的人。另外他有艾滋病，而且已经发病很久，从外表也看得出来。也许有人对艾滋有恐惧症，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把病人杀死。”
“就像那些在游民区纵火的人。”
“要迅速解决游民的问题，这会是个方法。但是我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动手的人不是那种只做一次就罢手进修道院的人。”
“他会一做再做。”
“通常都是这样。”女侍者过来，没问就替我把咖啡加满。这里的咖啡不是很好，但是给得很大方。我说：“‘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就像这样。”
“好确定他没找错人。”
“要找他打算射杀的人。他好像只知道名字，可是从没见过。现在我们来随意地想，对吧？满脑子想法跑来跑去。”
“差不多是这样，”我同意。“听起来好像是雇来的，对吧？”
“那个凶手？你的意思是他是职业杀手？”
“不像职业杀手，”我说，“整件事相对职业的而言说太拖泥带水了。这个下手的对象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有规律，没有任何保安系统，要杀他一点也不难。想私下接近他非常容易，如果是职业杀手的话，为什么要在一群目击者面前杀他？”
“大哥，我说职业杀手，那是因为你说他是雇来的。”
“他是业余的，”我说，“雇他的也是业余的。一般来说，要雇职业杀手的话，雇的人本身也得够专业才行。必须要有门路，这不可能去商用电话簿里查。很多普通人会雇杀手，可是雇来的没有什么专业精神可言。”
“所以不见得能杀得了人，”他说，“就像前几天华盛顿高地那样。”
我知道他讲的那件事，这几天报上都在登。一个十来岁的多米尼加裔小女孩，因为父亲管得太严，就找来了当地的两个狠角色想把她爸干掉，而且用她父亲藏在保险箱、认为比银行还安全的那两万块钱来当诱惑。
所以有天晚上，那两个流氓就去她家。她让他们进来，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原本应该乖乖等她父亲回家的，但他们觉得也许她父亲会带枪，那要解决整件事就更简单了，于是他们就朝那个引起整件事的女孩头部开了两枪，然后又同样干掉她熟睡中的母亲和弟弟，就回家了。父亲工作回来后，发现家人都死了，钱又不见了。我猜想他的车也不见了。
“在华盛顿高地，”我说，“每个人都有理由。那个女孩是气她爸爸，两个凶手则是想要钱。”
“那谁有理由杀拜伦呢？”
“我也想不透。”
“他没有钱，对吧？”
“事实上，”我回忆着，“他的钱比应有的多。他领到了保险金，死时银行里还有四万元左右。”
“那不是动机吗？”
“他的遗产都捐给一些艾滋防治慈善机构。其中一些组织募捐时的确有些太过积极，可是我还没听说过他们因此杀人的事情发生过。”
“此外，他们只要等就行了，不是吗？因为这家伙已经快死了。”他皱皱眉，“你猜现在该怎么办吗？应该吃一块馅饼。”我叫了女侍者过来，TJ问他有什么馅饼，认真考虑后说：“山核桃的，”他决定，“上头还要加一些流行的口味，巧克力怎么样？”TJ话里乱夹杂了几个法语，女侍者看着TJ，很茫然，于是TJ又恢复平常讲话的用词，“我要一块山核桃馅饼，”他说，“外加一球巧克力冰淇淋。”她点点头离去，然后TJ眼珠骨碌碌地转，“现在她以为我是博士了，赶快回去查字典。”
“跟她说你拿的是植物学博士。”
“大哥，那还不是一样糟，她会跟我谈她的盆栽。如果杀拜伦不能从他身上拿到钱，那谁会雇人杀他？”
“我不知道。”
“他得了艾滋病，对吧？可是他不是同性恋。”
“他是因为共用针头感染。”
“他是到自己为止了吗？还是又传给别人了？”我的表情大概很疑惑，TJ继续说，“病毒啊，有人让他传染到吗？”
“他有可能到处传染，”我说，“好几年前了，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感染了。”
“所以他传染给某个女人，然后她丈夫或男友或哥哥想知道她怎么感染的，‘除了拜伦·利奥波德那个没用的废物之外，不可能有别人了。’她这么说。”
“于是那个丈夫或哥哥或随便谁，就出去雇人杀掉拜伦。”
“搞不好是她自己。无论是哪种方法，凶手都没见过拜伦，也许先问问他的名字，好确定没杀错人。‘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砰砰。”
“就这么回事。”他表示同意。
“那‘这枪是为了希拉，你这个混蛋，’这句台词如何？照原来的说法，拜伦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如果希拉的哥哥是自己动手，他可能就会说些有意义的话。可是如果那个凶手是雇来的——”
“那凶手就不会花工夫去啰唆了。就算是她哥哥自己动手，他也可能准备好要讲些话，却一时紧张忘了说。”我喝了口咖啡，“不过这些我都不相信，”我说，“他一只脚都踏进坟墓里了，谁来会找他报这种仇呢？拜伦·利奥波德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对他来说，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坐在太阳底下看报纸。不论他跟你有什么仇，只要好好看看他，所有的仇恨都会烟消云散。”
“那不然是怎么回事？自杀吗？”
“我想过。”
“怎么样？”
“比方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他没法自己动手。所以他雇人替他动手。”
“他害怕把头伸进烤箱里，可是倒是有办法坐在那儿等个人偷溜过来射杀他。”
“我说我想过，但并不觉得可能性很大。”
“何况，他要雇人，难道没跟那个人见过面吗？要是你雇我去杀你，我根本不必问你的名字。”
“算了吧，”我说，“一开始就没什么道理，现在越讲越没道理了。拜伦·利奥波德是被某个有理由杀他的人谋杀的，而他自己是世上唯一有理由希望自己死掉的人。感觉上，这么做应该有金钱的动机，可是根本没人能拿到钱。”
“他还是有些钱的。四万块吗？可是你说有些慈善机构可以分到钱。”
“但无论如何不够多。”
“不够多？”
“不足以因此杀掉他。”
“华盛顿高地那些家伙，杀了三个人才拿到半数而已。”
“他们是小混混，”我说，“他们可能因为心里不痛快就杀人。他们既然已经拿到钱，为什么要杀那个女孩呢？好让她闭嘴？她不可能说出去，而她母亲和弟弟都已经在各自床上睡着了，老天！他们杀了三个人，根本没有理由。”
“我想你不会替他们当人格分析的证人。总之，会不会是某些小混混叫拜伦的名字，只是打招呼，你懂吧，礼貌而已。”
“一点点不同，整件事就全部改观了。”
我们谈话时，他的馅饼已经送来了，这会儿已经去掉大半。他又起一块说：“那四万块真滑稽。一开始太多，现在又不够。”
“他把他的保险金都领了出来，”我说，“存进银行，每次只领一些出来用。所以虽然四万块太多，可是……”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那你怎么忽然停下来瞪着眼睛？”
“太多的钱，”我说，“格伦·霍尔茨曼有太多的钱。他死时，钱在他的保险盒里。我梦到过他，那个梦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太多的钱。”我看着TJ，他用叉子把最后一口馅饼送进嘴里，“我原以为那个梦跟威尔有关，结果不是，而是跟拜伦·利奥波德有关。”
第13章
那个梦不是必然有什么意义。毕竟，那也只是个梦，而非格伦·霍尔茨曼从精神世界传递给我的讯息。（如果他的影子真的能从另一个世界联络到我，他大概会比较关心自己的事情，而非某个在格林威治村公园里被射杀的家伙。“嘿，斯卡德，”他可能会喃喃地说道，“我听说你跟莉萨有染，那是怎么回事？”）那个梦是我在跟自己说话，而我睡觉的时候，脑袋里的东西不必合情合理。
总之，有时梦只不过是一枝雪茄罢了。
“如果，”TJ说，然后又自己停了下来，“不对，”他说，然后手抬起来，一副要阻止自己跑去撞墙的样子，“不，我不说了。”
“很好。”
“可是如果我们有的话，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了。”
如果我们有部电脑。他刚刚答应过不再提这句话，因为这八个字在他说出口的每句话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我好像有两个案子，一个是拜伦·利奥波德被射杀，一个是威尔的连续凶人案。（不过威尔的案子我没有客户，除非把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算进去，不久前他曾给我一笔钱，鼓励我同时兼顾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