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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是巧合。”
“因为有不在场证明不是他的错。”
“答对了。”
“另外两桩谋杀案，他没有不在场证明，那就让他有嫌疑了？”
“对。”
“可是还漏掉一个案子，对吧？那个堕胎先生。他大概不喜欢人家这么叫他，对不对？我想他宁可大家叫他反堕胎先生。”
“未出生胎儿的保护者。”我说。
“罗斯韦尔·贝里。不是在肮脏的老纽约被杀死的，而是在跨越半个国家的美国电视购物首都。”
“奥马哈？”
“你不知道奥马哈是电视购物首都？那些有线电视频道的广告，有二十四小时免费电话让你订购最流行的CD，接你订单的人里，十个有九个的办公室是在奥马哈。贝里遇害的时候，阿德里安有不在场证明吗？”
“有。”
他扬了扬眉毛。“真的？那就击垮了你的整个理论，不是吗？”
“不，”我说，“这是我所掌握最有力的证据，而且足以得让我今天晚上来到这里。你知道，贝里被谋杀时，阿德里安的确有不在场证明，可是充满漏洞。”
“他去了费城，”我说。“来回都乘大都会特快火车，而且都预定了特别客车厢的位子。车钱是用美国运通卡付账的。”
“他在费城住哪儿？”
“靠近独立大厅的那家喜来登饭店。他在那儿住了三夜，也是用美国运通卡付账。”
“同时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被杀害。”
“没错。”
“两地距离多远？两千英里吗？”
“差不多。”
“别吊我胃口了，”他说，“这显然会洗清阿德里安的嫌疑。他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
“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说，“我认为他去了费城，登记住进了喜来登饭店，打开行李。然后我想他提起公事包乘出租车去机场，用现金付了机票钱，而且出示一张A·约翰逊的证件，搭上中西快捷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密尔沃基到奥马哈，用艾伦·约翰逊的名字住进希尔顿饭店。登记时出示了一张那个名字的信用卡，可是离开时却是付现。他在那儿杀掉了贝里，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就离开了。”
“然后飞回费城，”雷蒙说，“再收拾行李，付掉房钱，搭上火车。”
“对。”
“而且我们的约翰逊先生人在奥马哈或者在去的路上这段时间，你没查到阿德里安人在费城的证据。”
“什么都没查到，”我说，“他饭店的账单没有电话记录，也没有食物的费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待在那个城市，除了他付了饭店房间的钱之外。”
“我想不会有女服务员记得他的床有没有睡过吧？”
“过了这么久？除非她曾在那个床上跟阿德里安睡过，否则不会记得。”
“马修，他为什么要去费城？你刚刚说是因为他要设计一个不在场证明，我也了解，可是他表面上的理由是什么？”
“表面上看来，他是有几个约会。他的台历上列了四五个。”
“哦？”
“上头写了时间和对方的姓氏。我想那些不是真的约会，只是写出来做做样子而已。我查了他的旋转名片夹，都找不到那些名字。而且我查过他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账单。那阵子唯一打到费城的电话，是打去喜来登订房间的。”
他想了想。“假设他去费城见的是个有夫之妇。他从公用电话打电话给她，因为——”
“因为她老公会检查阿德里安的电话记录？”
他又重新讲一套说辞。“他不能打电话给她，”他说，“只能她打给他，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电话账单上没有打给她的记录。他台历上的约会其实是跟她，不过名字是假的，免得有人看到他的台历认出她的名字。他到了那里就没离开过房间，她有时间就会去找他，然后另外有个名叫约翰逊的人飞去奥马哈又飞回来，不是因为他是威尔，而是因为他想跟投资专家沃伦·比费讨论投资的事情。”
“阿德里安一直待在房间里，却没点个客房服务的三明治？也没吃过房间里要另外算钱的那些零食和饮料？”
我又从头说了一次，让他提出疑问，然后一一反驳。
“艾伦·约翰逊，”他说，“叫艾伦没错吗？”
“住进希尔顿的名字是艾伦，但航空公司登记的只有字首缩写。”
“如果你在阿德里安书桌最上端的抽屉发现一个装满这个名字证件的皮夹，我就会认为你有些证据了。”
“他可能把皮夹收在柜子里，”我说，“或者锁在哪个银行保险箱里头。不过我猜想，他一确定自己再也不需要这个皮夹后，就把皮夹给扔了。”
“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呢？从奥马哈回来后？”
“或者他写完那封把自己列为威尔最后一个目标的信之后。或者稍后，如果这个名字出现在一张最近购买氰化物登记的名单上，那就太棒了。”
“你要怎么去找这个名单？”
“得想办法查，阿德里安验尸确认死于氰化物之后，很可能有人去查过。我们可以确定阿德里安的名字没列在上面，否则报上就会登出来了。如果他买氰化钾得出示身份证件，那一定不会用自己的。”
“而且他觉得再利用艾伦·约翰逊一次会比较保险。”
“对，除非他已经把证件丢了。我想他不会太顾虑有人把两个约翰逊联想在一起，一个是奥马哈饭店住宿名单上的约翰逊，另一个是纽约有毒物品管制名单上的约翰逊。”
“的确。”他离开了一下，回来时说自己真幸运——没有人躲在浴室里等着要勒死他。
“不过我上不了他的名单，”他说，“只因为上头已经有一名律师了。他那个名单涉及的范围还真广，不是吗？”
“没错。”
“一个性心理变态，一个黑手党老大，一个争取生命权力的，还有一个黑人暴力煽动者。所有的人都一直想从中找出一个共同特征。原先你以为如果知道是谁干的，死者的共同点就会很明显，结果还是看不出来。”
“他其实只需要杀第一个人的原因，”我说，“而他已经有了。他一直想着他在里奇·沃尔默获释这件事情里头所扮演的角色，麦格劳的专栏促使他采取行动。那时候他很可能只想杀一个人。”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猜他发现他喜欢杀人的滋味。”
“你是指从中得到刺激感？一个中年律师忽然间发现自己也有个变态的灵魂？”
我摇摇头。“我并不认为他是忽然间变成一个嗜血杀手。但我想他从中获得了满足感。”
“满足感。”
“我想是的，没错。”
“杀人可以得到满足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你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
“我想应该会有满足感，”他说，“尤其对一个自己已经被宣判死刑的人来说。‘我离开人世之前，能做些什么来改进这个世界？噢，我可以宰了那个狗娘养的。这么一来，我也许无法长生不死，但至少我比你活得久，你这混蛋。’”
“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是里奇。第二个是因为他想再杀一个人，所以他挑了另一个法律无法制裁的人。他知道一些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的龌龊事，足以让他对此人产生强烈的负面意见。”
“之后呢？”
“我想他的动机越来越薄弱。第三和第四个都一样是法律无法制裁的人。罗斯韦尔·贝里明明曾挑起一些暴力活动，导致堕胎医生的死亡，可是法律却无法动他们一根寒毛。我想这里头没有个人因素，除非阿德里安认识某个医生，或对堕胎权利这个主题有强烈的感受。”
“他姐姐。”雷蒙忽然说。
“他姐姐？我不知道他有任何兄弟姊妹。”
“他跟我提过一次，”他说，“很久以前了，那时他每天大喝特喝，远远不只一杯即止。他当时就喜欢纯麦苏格兰威士忌，不过我忘了哪个牌子。”他忽然匆匆一笑，“可是我记得那个味道。想不到吧？那时我们都喝得半醉，他告诉我他姐姐的事情。她比阿德里安大两三岁。死的时候正在外地念大学，阿德里安则快高中毕业了。”
我想我知道结果怎样，但我还是发问了：“她是怎么死的？”
“败血症，”他说，“那种感染像野火似的又快又猛。当时他只知道这些。几年后他才从母亲那儿得知详情。他母亲直到他父亲过世才告诉他，当然你猜得出是怎么回事了。”
“对。”
“无照医生堕胎引起的败血症。这让阿德里安成了堕胎权的捍卫者吗？你应该知道没有。或许他偶尔会捐点钱，或者去投个赞成合法堕胎的候选人，或者去投反堕胎候选人的对手一票，但他没有在一堆请愿书或公开信上签名，我也没见过他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外面示威过。”
“可是当他要拟一份谋杀名单的时候——”
他点点头。“当然了，为什么不？‘这是替你报仇，姐姐。’”他闭着嘴打了个哈欠，“真好笑，’他说，“我喝酒的时候从来不会累。当时熬夜谈话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
“我回家好了，让你睡点觉。”
“坐下，”他说，“我们还没谈完呢。总之，我们只需要再暍点咖啡。”
“你根本没有所谓的证据，”雷蒙·格鲁利奥说，“这些东西离起诉还差得很远，更别说想定罪了。”
“这点我明白。”
“不过我承认，既然被告已经不在人世，想起诉和定罪还有待商榷。”他坐回原来的位子，“而且你不打算说服陪审团，对不对？你想说服的是我。”
“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已经被说服了。”
“要找到足够的证据不是办不到，”我说，“只要有一大堆拿着警徽的家伙去查。他们可以印几打阿德里安的相片，到几个机场和饭店拿给大家看，就能找到一个记得他的人。去NYNEX电话公司调阅他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记录。他也许大部分打公用电话，但是会有少数几个和威尔的行动有关。然后仔细搜查他的公寓和办公室，之前我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足够的权力，这么一来，谁知道会发现什么证据。”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我该拿这只睡狗怎么办。”
“按照惯例，你应该要让他安息。”
“我知道。”
“阿德里安已经死了，威尔也正式退休了。他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这么说。他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