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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法律程序上，书报检查使得书报检查官集原告、辩护人、法官三种角色于一身。这个观点，也是马克思论证的：
“这种集中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可是，官员是超乎心理学规律之上的，而公众则是处于这种规律之下的。”（4）
（4）平庸的官员检查专业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马克思就此批判说：
“你们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能窥见别人心灵和无所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把类的完美硬归之于特殊的个体。”（5）
（5）书报检查是一种政府垄断了的非理性批评。书报检查是一种对意见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专事传播新闻和思想的传媒却不能说话了，因为：
“新闻出版被剥夺了批评的权利，可是批评却成了政府批评家的日常责任。”（6）
（6）书报检查造成社会认识的颠倒和交往道德的败坏。这方面，马克思的这段名言，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时候，被引证的频率很高：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书报检查培养着“最大的恶行——伪善”。（7）
（7）书报检查是一种愚民政策，阻碍社会、民族、个人的精神发展。恩格斯在回顾普鲁士书报检查政策的时候写道：
“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8）
（8）书报检查造成一种虚假的人为安定。采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人们都不敢发表意见了，鸦雀无声，当然“安定”了，恩格斯就此谈到实行这种政策的奥地利：
“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9）
经过长期的这种书报检查控制，会使产生一种现象，即使没有人监视，传播者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已经习惯性地自我检查，学会揣摩当权者的好恶，以此选择报什么和不报什么、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甚至会更加极端地执行当权者的意图，造成连当权者都感到尴尬的结果。这种畸形的精神萎缩，曾有下面的一个故事给予了形象说明：
铁笼里关了5只猴子，实验者放进一挂新鲜的香蕉。一只猴子伸手要拿，马上遭到高压水枪的喷射，过了一会儿，其他四只猴子也想拿香蕉，也遭到水枪喷射。在几个回合之后，猴子们看着香蕉但不会动它了，因为集体受到惩罚的印象很深。后来换进一只猴子，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伸手要拿香蕉，原来的四只一拥而上将它按倒、撕扯，因为它的行为会使其他猴子遭受新的惩罚。等猴子一只一只全部被替换，新的猴子在前面猴子的教诲下，照样不敢造次，已经形成“自律”了。原来最爱吃的香蕉，在高压下变成了禁果！
思想禁锢年深日久形成的惯性，同样一代一代传染，不敢逾越，形同内心的魔咒。（10）
恩格斯对这种状态的愤怒溢于言表，他说：“我可不让书报检查机关管制我，使我不能自由写作……我自己不愿意扼杀本人的思想。”（11）中间的话比较长，我没有引，他的原意是，我在投稿前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绝不会约束自己，你要想删就删吧。针对自我检查的要求，恩格斯说：“规定的自我检查制度，要比旧的官方检查制度坏1000倍。”（12）因为自我检查制度要求自己从内心扼杀自己的思想，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关于人类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也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新闻出版自由这个理念的重要意义，建议大家读一下沈固朝所著《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13），作者现在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教授。这是书里关于书报检查的一些插画，左边是法国讽刺书报检查的漫画，书报检查的剪刀剪掉了天使的翅膀（图6…2），右边是被俄国书报检察官检查后的清样，凡是对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不利的话，都被红色墨水涂掉了，被称为“鱼子酱”（图6…3）。
图6…2 法国讽刺书报检查的漫画
图6…3 被俄国书报检察官检查后的清样
既然前面谈到了书报检查有这么多的内在矛盾和痼疾，自然，马克思的结论完全否定了这种恶劣的制度：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制度却比人更有权势。”（14）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追求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呢？马克思在他写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结尾，引证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一段话：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其实马克思的要求并不高，但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思想状态，人类为此奋斗了两千多年！恩格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给出了一句相当简洁而理性的话，也可以看作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定义：
“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的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出版自由。”（15）
这里采用的是老版本的翻译，现在新版本将“Freedom of the Press”翻译成“新闻出版自由”。恩格斯实际上讲了三层意思，提出了三个衡量标准：
第一，发表意见前不必请示汇报；
第二，发表的途径畅通——“自由无阻”；
第三，发表的是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言不由衷、捉刀代笔的意见。
这三条如果都成立了，应该说，新闻出版自由得以实现，如果这三条中有一条不成立，那你的新闻出版自由就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这是恩格斯正面提出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定义。他还使用了一个与此内涵相同的概念“绝对的出版自由”。
我们有一些人爱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恐怕有一个误解，我们可能学过大众哲学，大众哲学里有一对概念：相对和绝对。世界上确实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这是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社会事物的时候的概念，而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法律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两次使用了“绝对的出版自由”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绝对和相对。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恩格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个话：
“在莱茵河地区，我们（《新莱茵报》编辑部）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16）
这是指1848—1849年《新莱茵报》在德国出版的时期，那时候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法律，自由并非意味着为所欲为，那是与书报检查的“人治”对应的法治化的自由。《新莱茵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曾经遭到了23起诉讼，但是法律诉讼有严格的程序，《新莱茵报》存在的时期只审理了其中的两件诉讼，两起官司都是该报胜诉。后面的诉讼还没有排上队，报纸就不存在了。
“绝对的出版自由”指的便是这种法治化的自由。没有人阻止你自由地发表言论，但你发表的新闻、言论若存在问题，例如诽谤、侮辱等等，别人可以起诉你，经过法庭的审判来决定是对是错。在法庭判决前，不会因此而封住你的嘴巴，不许说话或出版，最后的是非，由法庭来审理和判决。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法治化的出版自由就是绝对的出版自由，指的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出版自由状态。在这两次已经审理的关于《新莱茵报》诉讼案件里面，马克思、恩格斯都作为被告在法庭上做了辩护，最后法庭判《新莱茵报》胜诉。
第二次，恩格斯说：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指《新莱茵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17）
这里他又使用了“绝对的出版自由”的概念，这个“绝对的出版自由”和前面的概念是一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先在瑞士出版，后来移到英国出版，连续出版了12年。这份报纸曾经在瑞士、英国也被人起诉过（都是些很小的事项），经历了法庭程序以后，都是胜诉。这说明，目论是自由的，别人对你的言论提出批评，说你违法，要经过法庭审判，而不是某个人认为你不好就不好了，不是按照当事人的主观意识，不是人治而是法治。所以，恩格斯说的“绝对的出版自由”是指法治化的出版自由。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使用这个词来反对自由呢？因为“自由”常常被歪曲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受任何限制；然后，又以这种理解作为反对“自由”的理由，同时用大众哲学关于任何事物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道理”来强调：“从来没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在这里，论证用错了论证对象。从哲学角度讲的“没有绝对”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把握，不能直接用来所指具体问题，不然任何事物都可以套上“没有绝对”一句话，这是无意义的。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总是在“新闻出版自由”的理念前面加上“绝对的”副词，这个理念本身就是在法治社会中产生的。
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其实最早的思想来源，就是约翰·弥尔顿。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他们的话：
马克思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18）弥尔顿说：“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19）
马克思和英国工人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合写过一篇文章，里面又重复了这个意思，原话是：“发表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