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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故伎重演，又从南岛经霍尔姆桥向营房攻击。但在这里，政委福明指挥的战士从一楼、二楼窗口对敌射击，信心百倍地击溃了这次强攻。他们现在装备的已不仅仅是机枪和步枪。在一座幸存于敌军炮火的弹药补给库里，还发现了许多自动步枪，当即用它把部分步兵武装起来。团迫击炮兵在这座仓库里搞到了一些迫击炮弹，现在正从窗口向配置在医院地区的敌人炮击。甚至开展了独具一格的射击准度比赛——迫击炮手向医院主楼顶上升起的带 字的大旗开火。希特勒匪徒两次挂起大旗，迫击炮手就两次把它打掉。
是日，要塞北部展开的战斗比头一天更加激烈。领导该防区战斗的少校指挥着几个连隐蔽在要塞墙上，以火力击溃了敌人的轮番冲击，自动枪手渡过环形水壕爬上要塞墙的种种企图均成泡影。敌人的每一次冲锋都要在水壕旁留下数十具尸体，幸免于死的希特勒匪徒连滚带爬地逃回对岸的灌木丛躲藏起来，他们在那里挖掘了完整的掩体和堑壕网。
有几次从这些灌木丛中还爬出了坦克。战士们放他们驶近要塞墙，一批手榴弹飞了过去。一辆坦克被炸毁了，希特勒匪徒只好把它拖了回去。
终于还是有一批坦克突破了北大门。尽管我步兵火力把敌人的步兵和坦克分割开来，但还是有两三辆坦克冲进了军官宿舍区，接着又冲上了三拱门前的大桥，进入了要塞的中央大院。一辆坦克停在大门附近，开始对营房实施直接瞄准射击。
此时，从第三三三四楼房地下室里冲出了两名勇士。他们决心同敌坦克较量。其中之一是一名上尉，另一个是不知其名的炮兵准尉。
地下室对面的广场原是第三三三团的炮场。战争前夕，这里停放着几门火炮。其中多数已被德军炮弹炸伤击毁，仅有一门完好无损，旁边还堆着几箱炮弹。于是两名勇士便决心利用它来抗击突入的坦克。
德军迫击炮弹在广场上不断爆炸，但准尉和军官置炮火于不顾，迅速操纵火炮，向敌坦克瞄准。炮上的周视瞄准镜被破坏了，但准尉调整了炮身，利用炮管直接瞄准。上尉装填了一发炮弹，火炮发射后，敌坦克履带处立刻升起了一团爆炸的黑烟。
德国鬼子显然发现了他们，便将炮塔缓缓地转向这门火炮。可是第二发炮弹早已填入炮膛，而且在法西斯坦克手未及瞄准之一前，就直接命中炮塔，使它无法转动。随后又接连发射了两发炮弹，只见坦克在原地有气无力地扭动起来——它被击毁了。少顷，敌迫击炮弹开始在炮场上爆炸，于是两位志愿炮兵迅即撤回地下室。目的达到了——希特勒匪徒把这辆坦克挂在另一辆坦克上，拖出了要塞大门。
保卫战第二个昼夜就这样在连继不断的苦战中结束了。要塞依然屹立，而敌人的伤亡却在不断增加。
第三天清晨，希特勒匪帮从要塞北部对中央营房发起了猛攻。桥梁和三拱门附近展开了激战。进攻虽被粉碎，但在战斗过程中，团委书记马捷沃相身负重伤，被同志们抬进了要塞的一间地下室。希特勒匪徒又退了下去，再没有发动攻击，不过没过多久，“容克”飞机便嗡嗡地飞临中岛上空，开始对营区进行有计划的长时间轰炸。
对于要塞保卫者来说，敌机空袭正是一段休息的好时光。飞机一临空，敌步兵立即停止冲击，这时几乎所有的战士都躲进深深的地下室，到了这里炸弹就不能损伤他们一根毫毛。唯独值班机枪手依然留在原地，冒着敌机轰炸，匍伏在地面警惕地监视着敌人，以防他们乘虚而入。
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空袭时间长于往日，所以，领导要塞中央各防区的我军部分指挥员得以利用这个长时间的“喘息时机”召开会议。与会者讨论了局势，通过了必要的决定，还拟定了一项命令，由坐在地下室尽头的一名中尉当即记录在几张纸上。
多年以后，直到战后清理要塞废墟时，才在碎石乱瓦下面发现了这几张霉烂的小纸片。从这些残片上人们第一次了解到，在可怕的日子里，究竟是谁负起了要塞保卫战的领导责任。
这份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发布的《第一号命令》说，为了下一步同敌人进行斗争，局势要求组织统一领导来指挥要塞保卫战；到会指挥员决定将各自所属的部队合组成一个综合兵群。
祖巴乔夫大尉被委任为综合兵群的领导人，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员和老共产党员，参加过国内战争，又同芬兰白匪军作过战。团政委福明被任命为他的政治副职；兵群参谋长由谢缅年科上尉担任。命令还要求所有中级指挥员统计自己的战士，将其分编成排。
这项命令没有写完：空袭结束了，自动枪手重新发起冲击，指挥员仓促赶回地面各自的部队。而随后的战斗激烈异常，再想编定参加战斗的战士名册看来已不可能；由于情况变化莫测，敌人强攻的规模愈来愈大，我军各部队人员和兵力的配置亦在不断变化。
虽然《第一号命令》规定的许多任务没有执行，但它毕竟在要塞防御战中发挥了自己的重要作用，由于中央核堡建立了统一指挥，我军防御得到了加强，变得更加巩固和灵活。
第八章 寻访菲尔
前一节所介绍的仅仅是要塞保卫战头三天发生的情况。这既是我在听了马捷沃相、马赫纳奇的回忆，又在布列斯特会见了战争目击者，听了军官的妻子儿女们讲述后，在脑海里形成的英雄保卫战的景况。
那么后来呢？这个问题无论是马赫纳奇还是马捷沃相都说不清楚，因为前者在战争第二天即受伤离队，后者刚过一昼夜，即于六月二十四日凌晨，也负了伤。要想了解后来发生的事件，必须寻找在要塞中战斗得更久的其他保卫战参加者。
于是，我便想到中央核堡保卫者菲尔，我是从他的信中才了解到马捷沃相的事迹的。菲尔以前曾致信苏军博物馆，说他参加要塞保卫战一星期有余，这期间一直在中央核堡防御领导人团政委福明和大尉祖巴乔夫身边工作。据此判断，菲尔无疑能讲述许多有关要塞的事件和他的战友的趣闻。
早在埃里温记录马捷沃相的回忆时，有一次我向他打听过菲尔。
“那可是个出类拔萃的小伙于！”工程师肯定地说。“名副其实的共青团员！担任过团司令部的团支部书记。他可是个真正的勇士。”
总之，马捷沃相把菲尔描述成一个无限忠于祖国和党的英俊而勇敢的青年。他还回忆起，在保卫战最初几天，菲尔一直在英勇厮杀，直到马捷沃相负伤。
从要塞回到莫斯科后，我决定开始寻访菲尔。前面我已经告诉过读者，在长达两年余的时间里，菲尔对博物馆的函询一直默不作答，他写最后几封信还是一九五二年的事情。
当我重读这几封信时，发现字里行间充满了苦闷的心情。我觉得，菲尔是一个受到精神创伤，经历过一场严重个人悲剧的人。
在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我没有权利写英雄，因为我当过俘虏。”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能和战友们一起死在布列斯特要塞，虽然这由不得我。”
在一封信中他顺便提到，不久前他被撤销处分，恢复了公民权。可是没有说明，这是什么处分，他的罪过又是什么。
菲尔究竟为什么突然沉默了？我作了两种猜测。也许，他于一九五二年已离开雅库特，一现住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许，正象他写的那样，他认为一个当过俘虏的人没有权利谈论英雄，因而中断了与博物馆的通信往来。但无论如何，不管花费多少气力，都应该把他找到。
菲尔在一封信上说，他在雅库特金矿托拉斯勒拿矿务局一个森林作业段当会计。这就是寻找他的线索。倘若菲尔已迁居别处，那么托拉斯的人事处是会知道他的确切地点的。而且，他现在的住址，在原单位的同志中，也肯定会有人知道。
我先给阿尔丹的雅库特金矿托拉斯经理发电询问，菲尔以前曾在该托拉斯系统工作过。第二天便收到经理扎伊金的复电，告知我，菲尔仍在原地生活和工作。
现在情况已经明朗。可以更有把握地判定菲尔不回信的原因了。显然，事情和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他所遭遇的个人悲剧有关。
我当即给菲尔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向他阐明了我的意见：即便是为了纪念他长眠在要塞废墟下的战友，他也没有权利沉默。他应该向别人回忆自己在英雄保卫战时期的见闻和感受。我在信中说，我不清楚他犯有什么罪过，但若有什么情况可以减轻他的过失，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清除他历史上的污点。最后，我询问菲尔，如果我设法安排他由雅库特公出，同我见见面。不知他是否赞同。
一个多月以后，我终于收到了菲尔的答复——同雅库特通一次信需要的时间很长。他对久未作答向我表示歉意，承认我的道理使他心回意转，又介绍了要塞保卫战的一系列细节，最后还说若能来莫斯科帮助我工作，他会感到幸运。
我早就知道，要安排这样一次长途旅行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我绝不肯死心。我先是打电话给雅库特金矿托拉斯的上级——有色冶金部黄金总局局长沃罗比约夫，请求他接见我。局长欣然应允，所以当天我们就在总局他的办公室里见面了。
我绕了个大弯子，先把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事向他讲了一个来小时。他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显然产生了兴趣，于是我趁机向他介绍了菲尔，还请求他帮忙——把菲尔召到莫斯科来。沃罗比约夫沉思了一会儿。
“叫来倒是可以，”他说，”这事不难做到：我们这儿同阿尔丹有可靠的通信联络。问题就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