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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普通劳动者一个说话的机会，扩展学术圈声称的关于收视文化认识的框架。正如我所说的，收视文化这种社会事实包含了一系列的收视实践——一定比持续使用的模式范围更广——在本书中我将较具体地讨论其它的使用模式，并将论述在我的研究中形成的不同模式之间的异同。所以，你除了会看到比方说，丹尼斯（Dennis）和布伦达（Brenda）这样“持续的”电视迷，也会遇到“分离性”使用者，如珍尼（Jeanne）这样的人，电视对她而言仅仅是那些已经成为她生活一部分的无数醉心其中的活动当中的一种而已。你也会遇到那些“非指导性”使用者，如史蒂夫（Steve）这样的人，对他们而言，使用电视涉及到一种几乎是永远的挣扎，他们努力控制自己，不沉缅其中，不干扰或盖过他们完成生活中其它事情。在此过程中，电视使用文化的复杂性将显得更为清晰，但要再次强调的是，最需在此进行社会学解释的，是那种持续的电视使用，包括我稍后所称的构成持续使用的社会性的种种“脱离”形式。
第一部分：概论作为研究对象的电视（1）
直到我在研究生院接触到批判理论以后，我才把电视权力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待。特别是在阿多尔诺（1957； Adorno and Horkheimer；1972）的著作中我直接面对一种意义重大、精心推出的观点，把包括电视的大众文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形式。对于一个承认一生都喜欢看电视的收视者而言，接受这样的观点必然导致冲突。我继续阅读批判理论，甚至其中的某些局限变得清晰的时候，包括它重视上层文化而忽视像爵士乐等美国大众文化传统的复杂性，我依然欣赏这种理论的分析力。我对自己和他人过去或现在的收视实践的质问一刻也没有停息，因为阿多尔诺、马尔库塞（Marcuse，1964）以及其他的批判理论家已经成为我永远的最具挑战性的批评家。我曾经反复询问自己，我收看电视到底意味着什么？电视是否以他们所说的方式统治着我？如果说我并不由意识形态，或电视的标准化力量统治着，这又意味着什么？我如何才能知道是我还是电视真正控制着我的收视行为？我作出判断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去理解电视收视的一般意义？
当我刚开始问这些问题时，我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批判理论对我而言是如此地具有挑战性，但当我读的越多，我就越认识到，电视收视要比我和批判理论家们的想象复杂得多。在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1983）、爱德华·谢尔斯（Edward Shils 1969） 和吉尔伯特·塞尔兹（Gilbert Seldes 1957）——美国大众文化批评家——的著作中有某些思想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是一致的，但其他的理论家却证明了在电视和电视收视中，或更一般地说，在流行艺术的接受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民主倾向。他们认为在大众文化中发挥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统治，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我日后对电视收视的反思。
比方说，我意识到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我自己的个人生活略微有点但并不那么显著地政治化了，这部分的是由于电视。越南战争中的屠杀和政治阴谋，人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游行示威，警察对静坐、游行和示威活动的经常性的暴力反应，我们在滚石乐中发现的对规范性秩序的抒情的、韵律化的挑战——所有这些都能在电视上看到并进入我的生活。电视为我以及和我一样的收视者提供了一种途径，去观察和思考我们在学校和家里不能接触到的事件，而学校和家庭是我们用时最多的两个地方。即便对这些冲突和紧张的描述常常是轻描淡写的，以便，最起码可以说，弱化其政治性，但是它们就在电视上，而当权者以及媒体的看门人宁愿它们不曾发生过。
另外，大型娱乐节目的编写、导演以及表演可以让人批判性地思考现时代种种问题。“东边西边”（Eastside/Westside）、“昏暗地带” （The Twilight Zone）、“外部限制”（The Outer Limits） “全都在家里”（All in the Family）等节目中描绘的故事和人物，常常为我们观察旧事物提供了崭新视角，或提供给我们那些与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提到这些事情，是想说明，当我们讨论电视收视时，发挥作用的远远不止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统治。令人好奇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批判理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攻读学位的艰苦日子里，我更深入地投身于收看电视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研究。不久我就认识到，在我研究中要讨论的，是在学术上理解人们的命运，这些人有没有能力在一个由法人统治的文化中为他们自己设想、按其意志行动，因为那些公司正日益控制着思想和图像的生产和分配，不仅在电视上，而且在广播、电影、报纸和杂志上。随着我研究的推进，我发现那些关于电视影响力的论述依然与更具经验性的、关于收视意义的真理性宣称相对立，这些经验性宣称来自于我本人及他人的日常电视体验。因此，在我的思想中关于权力问题形成了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并不那么容易就能消除、解决或架构起来。
文化研究阐述了危若累卵的分裂问题，当我进入文化研究，在我的思想中有一种策略性目的，即进一步发展霍尔（Hall 1975，1980；Hau et al。1980）、霍迦特（Hoggart，1966）、麦克罗比（McRobbie 1991）、莫利（Morley 1986，1980）、汤普森（Thompson 1966）、威廉斯（Williams 1983，1982，1974）、威利斯（Willis 1978，1977a）及其他人的思想。尽管下述概念新近提供了具体内容，如编码、解码，话语和文本，解读行动，统治、对立和协商性诠释，实践，等等，我还是发现许多关于电视的文化研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依然保留了其抽象性，它离我的电视使用的真实现实依然有一步之遥。当我面对后现代主义权力与抵抗的论说及后现代理论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当我广泛地阅读德勒兹（Deleuze 1983；Deleuze and Parnet 1987）、福柯（Foucault 1980，1970）和拉康（Lacan 1977，1968）的著作时，我马上就认识到权力运作的微妙性与主体性解释的复杂性，这些都使我关于电视使用的思索变得高度复杂。在意识形态统治这一方面，我开始发现，在建构电视影响力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多维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话语。同样，在意识与行动这一方面，在形成抵抗的过程中也同时存在着多维的相互矛盾的自我与主体性。
但是，即便具备了对话语与主体性方面多维性现象的认识，使用电视的人们对我而言依然是模糊的。不仅如此，而且，正是后现代主义企图证明主体性的社会建构性质，模糊了我的视线而不能进一步了解电视收视者。我感到困惑的是，后现代把主体视为以种种方式社会的定位的，视主体为或被淹没于话语权影响，或抵抗话语权的统治，人们分裂于话语的对立中，但后现代却没有真正提及主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复杂性。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在心理分析和符号互动论中提出的符号化及自我建构观念，或是被庸俗化为关于社会地位、自我及解读策略等政治化观念，或是由于有关实践及主体性的抽象观念的缘由干脆被忽略了。我的确赞同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本质主义论述，但当这些理论试图解释构成收视文化的许多具体状况和实践行动时，我也的确发现了它们的种种不足。
第一部分：概论作为研究对象的电视（2）
在我远离我与文化研究和后结构主义的初次际遇后，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电视话语权作用的微妙性。所以在我的电视实践体验研究中，我更加谨慎地把这种实践处理为一种自我创造的、最起码部分的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建构的实践。但在我着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原先谈到的话语方面，与实践体验方面之间的分裂，还远远没有架构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到我需要把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对我的启发考虑在内。我决定这么做，不是要忽视电视收视者的心灵与情感体验，而是要进一步深入到这种体验中去。我必须以一种尽可能具体的方式，去说明在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那里所没有的复杂的社会性。我也知道，我必须从心灵与情感体验的内部世界中走出来，并把握这个内部世界与电视节目话语的关系。我必须说明存在于电视收视中的意义复杂性和日常生活的宏观社会脉络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无论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还是从我周围的人们的体验出发，人们的工作、家庭责任，以及除了电视收视之外所做的一切活动，都极大地影响着他们为什么每天都收看电视，影响着他们收看电视的意义。我也知道全部的研究都不能放弃关于权力的观念。
本书着力讨论我刚刚提到的有关电视的分裂问题，因为这种分裂依然伴随着我们。我不想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元理论层次上综合关于权力与实践的种种论说，而是仅仅试图给自己一个不那么宏伟的目标，拓展这种分裂所提供的空间，以便独特地思考电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利用来源于我的深度访谈和参与性观察中的关于电视使用的经验材料，思考媒体的权力问题。而与此同时，我也会继续使用权力的概念构架，揭示日常电视使用所呈现想当然的世界具有的社会学意义。受我的“处境”的影响，我关于收视文化的社会世界的批判性探索肯定是片面有局限性的，因为我既是学者，又是电视收视者。正是从这两种身份（最起码）出发，我试图理解电视权力的作用，并在此同时重新找回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赋予其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