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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涤�80万人的“赤卫队”，同拥有60万人的“工总司”，形成尖锐对立。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又被迫宣布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处在两大派夹攻中的曹荻秋，在风暴漩涡中左右为难。这个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市长，是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第三任上海市长，他本不愿支持“工总司”，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了，不得不表示支持。他本认为应支持“赤卫队”，但是不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精神，又得违心表示不支持。他就这样，被两大派夹攻着，吃尽了苦头。
12月28日，“赤卫队”得到曹荻秋撤销支持“赤卫队”的消息。一万多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就在这时，张春桥乘乱挑起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事件
12月28日，张春桥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听到马天水向他汇报流传的谣言“赤卫队抄了他的家”，当天夜里打电话给王洪文。
他要他们警惕赤卫队接过“打倒曹荻秋”的革命口号，“乘机捞取造反派英勇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指示他们立即调动人马，向“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天深夜，“工总司”调动车辆和十几万人，将进入康平路的不足三万人“赤卫队”，一层层地包围起来。
王洪文说：“有了‘工总司’就不许有‘赤卫队’。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就站不稳脚跟。对‘赤卫队’就是要砸！”
30日凌晨二时，康平路喊声四起：“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震天的喊声中，“工总司”十万人发起了总攻，打垮了赤卫队，使上海变成了工总司一派的天下。
“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据记载：
“30日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91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100多赤卫队员被打得遍体鳞伤。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命令”：把“赤卫队”各级领导干部抓起来。全市各机关企业有240余人被捕，单是上海国棉17厂被捕的赤卫队员就有25人。
张春桥对他指挥的这场武斗，十分得意。1967年3月8日，他对山西太原市造反派进京代表说：“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跨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跨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正在这时，自鸣得意的张春桥被他女儿打了一巴掌。在“赤卫队”被“踏平”的这天，张春桥的女儿写了一张《造谣派破产》的传单，在上海流传开来。传单说：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笔者注：即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家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传单”揭露了谣言。张春桥知道后，打电话给妻子说：“抄家不是孤立的，这是政治斗争，是形势的需要，没有抄家的说法，不利于造反派，是右倾。”
后来，尽管“工总司”和张春桥妻子一再声明，否认“传单”，可是却无法掩盖铁的事实：上海大乱了。
镇压了赤卫队之后，张春桥又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倒打一耙，诬陷康平路事件“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指使他“要各个群众组织快点商量，揭露市委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
“后院起火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之间，上海市委机关内部还发生一起所谓“心脏爆炸”和“后院起火”事件。上海市委写作组徐景贤、朱永嘉等，配合“工总司”，从市委机关内部起来造反。
早在1966年10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就对来北京的朱永嘉说：“你们应该造反，从市委内部把市委搞乱。”
朱永嘉立即打电话回上海，把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向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汇报了。
11月28日，徐景贤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起来造反。张春桥听了，说：“很好。”
第二天，姚文元给徐景贤回电话，具体指示写作班子造上海市委的反。
12月12日，姚文元又给徐景贤打电话，催问市委写作班子：“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鼓励他们立即起来“造反”，“上前线”，踢开上海市委，把写作班子转变为夺权的工作班子。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5）
14日晚，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徐景贤，询问写作班子“造反”进展情况，并指示说：“不能停留在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要搞得更深！”
徐景贤当即汇报了13日秀才们深夜开会的情况。他说：“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杀市委的回马枪，里应外合，抛出陈丕显、曹荻秋的材料，从内部向上海市委夺权！”
28日，上海文化广场举行“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杨西光和常溪萍被当作“反党分子”，押上主席台。会场上高呼“炮打上海市委”“揪出曹荻秋”“火烧陈丕显”等口号。徐景贤发表长篇造反演讲后，宣读了《造反声明》，宣称：
“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对这场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导演的“后院起火”，“心脏爆炸”，张春桥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大会使市委真正受到了震动。上海市委从此不神气了！”
一月革命
在“康平路事件”中受到血腥镇压的“赤卫队”员们，气难平，恨难消。他们一部分突出包围，有的乘火车，有的乘卡车，有的步行，纷纷到北京上告。1966年12月31日下午，王洪文闻讯后，立即组织人马追赶到昆山，强令“赤卫队”解散组织，制造了打伤多人的“昆山事件”，又一次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
消息传到北京。1967年1月1日凌晨一时，张春桥打电话给正在养病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找各造反派解决铁路中断问题。
陈丕显明知这是故意给他出难题，但他仍立即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市委开会。凌晨三时，陈丕显在紧急会议上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恢复铁路交通和革命秩序。
就在这时，徐景贤也接到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把给陈丕显的电话内容通知他，并且阴险地说：这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当然不是支持陈丕显”，“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王洪文在陈丕显召集的会上一气不吭。第二天，他和陈阿大飞到了北京。
1月3日夜，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王洪文、陈阿大说，对陈丕显“应该拖他出来幕前表演”，“索性让他出来表演一番”，然后把他打倒。张春桥对王洪文说：
“上海的桃子熟了！”
“安亭事件”后，上海的煤炭告急，整个城市瘫痪了。
上海影响全国。鉴于上海市委已不能工作，为解决上海问题，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上赞扬过的谭震林同志，去主持上海市委工作。
但是，江青却要张春桥、姚文元先走。据姚文元交待，江青对张、姚传达说：“你们可以回上海了。煤炭问题这么紧张，不要等谭震林同志了，你们可以先走。”
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共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飞抵上海。张春桥在离京赴沪前，曾与江青商量过，到上海后与华东局划清界限，不沾上海市委的边。
张春桥、姚文元一下飞机就到康平路招待所，找“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朱永嘉等人，指示他们马上组织一个班子，以联络、控制各造反派组织。张春桥向他们交底说：“我们这次来，是听说上海要进行夺权。我和姚文元听到这个消息都坐不住了，所以特地赶来上海想同你们谈谈。”
1月4日，《文汇报》夺权。这是安亭事件后的又一个重要事件。就一个单位说，这是全国的第一个夺权。它在《告读者书》中说：“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宣布夺权。
这天，张春桥对“工总司”造反派头头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1月6日，天空飘着雪花。“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开始了。几万人在刺骨寒风里，目睹陈丕显站在木箱上，曹荻秋被押上主席台批斗的情景。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也被揪来陪斗。
会上，王洪文声嘶力竭地叫嚷：“‘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