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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
大会宣布了三个《紧急通告》，不再承认曹荻秋同志为市委书记和市长，对他监督改造，勒令陈丕显“在七天内交待反革命罪行”，“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对这次大会，姚文元1月6日向中央写了《情况通报》，内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干部、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限一周内交待自己的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笔者注：“魏、韩”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马、梁”是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梁国斌。）
大乱的上海，一时涌出32个造反派组织，他们把成千成万的老干部、学者、专家，戴上高帽子，揪斗游行，逼迫许多机关企业的“走资派”，在“补充工资”的经济要求上签字，而造反派自己则瓜分国家的动产和不动产，发横财！
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1967年1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日造了反，《解放日报》6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6）
1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且发表了编者按语：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1月11日，按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贺电。由毛泽东亲自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次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推上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平起子坐的高位。贺电说：
“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
“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67年1月12日上午，上海几十万人聚集人民广场，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一再自称是“小学生”的张春桥说：“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揭开的。”他在几分钟的讲话里，竟32次提到毛泽东，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
大会刚刚结束，王洪文就抓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并把上海市长曹荻秋押上一辆卡车，让他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
夺权风暴刮遍全市。从15日起，三天内有49个机关被夺权。1月15日凌晨三时，“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闯入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市委的大印！
各机关、团体也都卷入“夺印”的浪潮中来。有的造反派把夺得的一大堆木头印章缠在腰间，边走边喊：“夺权！夺权！”
“一月革命万岁”的标语贴遍全上海。1月19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2月5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变成了百万人的海洋。张春桥、姚文元讲话中对“公社”大加赞扬。大会不仅通过了“公社”的宣言——《一月革命万岁》，而且宣布夺旧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一切权利。
大会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一号通令》里，疯狂叫嚣要把一切大权“统统夺回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回来！”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上海人民公社”一连几天没有发表。这是为什么呢？人们都在纳闷。
街头上，出现了“红革会”质问“上海人民公社”的连续《十问》的大字报。
2月12日，王力在电话中向姚、张二人传达了毛泽东不赞成“人民公社”名称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急忙飞往北京。
据姚文元交待说：“刚下飞机，毛主席就把我们接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王力也去了。着重谈机构问题。”
“毛主席讲，上海现在叫人民公社，其他地方叫革委会。你们上海不是孤立了吗？如果都用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全国是否还要成立总的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字？决定事物性质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要把人民公社的名字改过来。”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把最反对的人封成官，把反对你们的人团结起来。
姚文元交待说，毛主席实际指的是马天水。于是我们回去做马天水的工作，吸收他参加“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2月24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分别担任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全面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他们在宣言中说：“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
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他在接见上海市革委会教卫组负责人等人谈话时，发问：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张春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统统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有人问：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春桥冷冷地说：不是说了吗，统统搞掉，一个不留嘛！怎么？你还觉得有点可惜吗？老实讲，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么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动指使下，上海市有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获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血腥的镇压
张春桥一伙人从“全面夺权”开始，对上海人民实行了“全面专政”。他们排除异己，支一派，压一派，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打入深渊！
张春桥为镇压群众，他亲自秘密操纵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这个前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后来被张春桥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的游雪涛，像一只豺狼一样，秘密横行在上海滩。他带领一小撮人到处伸手，无孔不入，搜罗大量情报，编成“简报”“动态”“动态增刊”共300多期，制造大批诬陷材料，制造冤案、假案26起，其中直接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计有183人，致死五人，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而被株连的达816人。
1968年9月，游雪涛在送给张春桥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们在一条特殊战线上奋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搞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1967年10月26日，游雪涛在笔记本上写道：“张春桥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7）
1967年1月和1968年4月，上海人民冲破高压，两次“炮打张春桥”。游雪涛“扫雷纵队”成员四出搜集“炮打动向”，密报张春桥。
1967年1月24日，上海繁华市区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主持写大字报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当他们发现张春桥是攻击鲁迅的炮手，是两面三刀的危险人物时，1月29日，在复旦大学礼堂联合召开八个组织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中央文革给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扣上发动“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