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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薛明说：“贺老总一夜没有睡觉，他躺在床上反来复去，有时悄悄下地，走一阵，又上床去。第二天，当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一大片枕巾都被他哭湿了！”
这个历史上早已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坏人利用了。
江青拿到一份颠倒历史、混淆黑白的所谓揭发材料，要胁周恩来说：“这下可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即派人到武汉、南昌、长沙等地调查，但“均不能证实贺龙有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江青一伙却继续利用“不成问题”的材料，栽赃诬陷贺龙。
薛明说，连续几天，贺龙不断重复着几句话：“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
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
贺龙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又指着康生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坏事！”
“杀人不见血”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贺龙，在生活上对他折磨摧残得更厉害了。
贺龙和薛明两人合用一条毛巾，中间破了大洞，只剩下四个边了。贺龙的两套衣服全破了；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一双线袜补了一层又一层。
贺龙患糖尿病，最需要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可是看管人员只让贺龙吃清水煮白菜，饭也不给吃饱，薛明只好到院里，找些野菜给老总充饥。在残酷摧残下，他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后来，林彪一伙经过“六道政审”，为他派来一个凶险恶毒的护士。她采取各种办法，把贺龙夫妇从家中带去的37种药品3000多片，全部搜刮走了。这时，尽管贺龙已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但是他不想死。他对薛明说：“他们硬是要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一斗！”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他还风趣地说：“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贺龙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神却在向他逼近。
由于贺龙失去最基本的药物保证，到1969年5月，身体己明显衰弱。仅五月上旬就摔倒七次。6月3日到7日，贺龙出现了头痛、呕吐、上腹痛等糖尿病酸中毒征象。
八日晚上，进行化验，他们不是查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病人自己是不是服毒了，直接危害糖尿病人生命的葡萄糖，输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6月9日天刚亮，医生要贺龙去住医院，贺龙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是医生坚持要他住院，并说：“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医生，见他们没有表态，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1969年6月9日上午8时55分，贺龙被送进301医院，病情明显比8日恶化。在抢救中，继续拖延和进行错误治疗：贺龙同志入院一个半小时才给胰岛素，10时20分已知血糖远远高于正常人的指标，仍错误地给葡萄糖液。病人脱水很严重，急需尽快给予足够液体，但在六个小时的抢救中，仅输入液量1100毫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致使病情迅速恶化，下午3点9分逝世。
这时，距薛明离开他仅六小时零九分钟。
两个孩子搀扶着薛明，走到贺龙的遗体旁边。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床单盖着那颀长的身躯。
他那高高的额角，浓黑的双眉，没有修剪的唇上的胡髭……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在为贺龙平反冤案之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
48年前，在为贺龙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周恩来曾经说过：“贺龙是一个好同志！”
现在，周恩来又深情地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地狱里的火焰（1）
铁骨铮铮的好汉
1990年，95岁的老人杨献珍，坐在病房的椅子上，像一座白玉雕成的塑像。他长脸庞，眉毛粗长，眼睛微闭，一头雪白的头发下，是几道深深的皱纹。多少英勇的斗争，多少死亡的考验，在他脸上烙印着时代的光彩。他是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好汉！
我曾多次访问杨老。他曾是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95岁诞辰时，他用“要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话，概括自己战斗的一生。
杨献珍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里，两次被捕入狱。1931年他奉组织之命到北平营救同志时，不幸又被投入草岚子监狱。五年间，一直戴着沉重的脚镣，无数次的拷打，把手腕都打断了，他也没有一句口供。敌人把他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12位一起判了死刑。后来，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走，杨献珍等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来，才幸免于难。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所谓“61人叛徒集团”，又受到林彪、江青、康生的诬陷。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等，都与杨献珍毫不相干。他在狱中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自问自答：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这样一想，心地也就坦然了。他在八年监禁、三年半流放中，尽管受尽侮辱折磨，而精神却很旺盛。杨献珍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没有作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我心底平静，扪心无愧。这就是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杨老告诉笔者：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共河北顺直省委、省军委、共青团委三个单位以及北平、天津巡视的人员，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刘锡五、赵林等300多人被捕，关进伪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八月被移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这次大逮捕、大破坏里，党组织遭到惨重的损失。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监狱并不可怕，只不过是斗争场所的转移。他们既要同敌人斗，又要与叛徒斗。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草岚子监狱的优秀共产党员，建立了狱中党支部。
党支部干事会有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子久、胡锡奎、李楚离、张友清、张玺、赵铸、董天知、刘锡五、赵林、马辉之、王德等十多个骨干组成，他们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教育狱中的同志在敌人法庭上英勇不屈，保持革命气节。
作为领导监狱斗争核心的支委会，针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多方冲垮反革命的“审查”。按照敌人规定，每半年举行一次“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审查”，“反省”了就释放，经过三次“审查”仍不悔改者枪毙！
被捕的政治犯，都戴有一副大铁镣，禁止阅读任何书报，每天只放风半小时。谁要触犯规定，就加重大镣，遭受拷打。
党支部在狱中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和气节教育，提出鼓舞斗志的响亮口号：“红旗出狱”！“粉碎敌人‘审查’，就是击退敌人一次进攻，就像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到苏区的一次围剿一样。”狱中每个党员都向组织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决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活，要活得像个共产党员；死，也要像个共产党员！”在三次“审查”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经受了考验。狱中斗争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敌人“审查”失败以后，就改用简化反省手续，只要在敌人事先准备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以释放。这样一来，敌我短兵相接，斗争更加尖锐。
共产党员郝清玉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敌人拿着“反共启事”对他说：“你只要按个手印，你马上出去。如果你不按手印，就把你送到天桥（刑场）去！”郝清玉斩钉截铁地说：“让我叛党，办不到！别说到天桥，就是到地桥，我也绝不按手印！”
赵志长同志病危时，敌人劝他按个手印出去，他却义正辞严地回答：“共产党员永远不会．在法西斯面前低头，让你们的反共启事见鬼去吧！”
曾在狱中改名王通的陈伯达，在敌人的胁迫下写了反省书，说什么“本人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我愿意反省……”，不几天就出狱了。支部干事会认为，陈伯达的行为是叛变，应开除出党。但他到延安后，却当了毛泽东的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竟是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组长。
1934年12月19日，60名同志庄严宣布绝食。同志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回牢房，把屋内所有食物、食具都扔了出去。头两天，敌人端上好饭好菜，鸡蛋挂面，进行利诱，遭到同志们的唾骂。再过两天，带病参加绝食的同志病情加重了。敌人抬来担架，威胁说：“死一个送一个，死几个人我们不在乎！”
绝食的同志拒不回答，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忍受着疾病和饥饿的折磨。到了第七天，敌人震惊了，派来官方代表要求谈判，请求复食。党支部派薄一波同志去谈判，迫使敌人基本上同意绝食斗争的条件，改善了狱中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狱中的同志加强了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殷鉴、杨献珍等同志把从狱外弄进来的俄、德、法等外文马列主义图书，一页一页地翻译出来在狱中传阅。党的秘密文件也经过地下交通送到监狱中来。
1935年春，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