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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分公司由永远活跃进取的乔恩·金瑞德掌管。他追求利润的劲头像头斗牛，圆脸上几乎总是带着最新的衍生产品交易引起的兴奋红潮。一旦有客户对交易产生了兴趣，金瑞德很少让他们空手而归。他手下的雇员都是富有攻击性的推销员，现在他们的人均佣金量已经超过了纽约的经纪。
春天在摩根士丹利是调动工作的时节，我也在考虑调到东京去。每年发过年终奖金后，管理层都要根据雇员在他们眼里的表现优劣进行人事调整。我知道这个程序。你可以根据上司分派给你的工作判断你的前途。如果你的前途光明，你将在纽约获得晋升，或者可能被调往伦敦或东京；如果你的前途暗淡，你可能被发配到布鲁克林办事处保管交易记录。如果你的未来不确定的话，你将原地不动。萨兰特叫我离开新兴市场衍生产品业务时我有些担心，我认为这是个坏兆头。在我能谈妥更好的职位之前，我希望管理层至少让我保持原位。
发过年终奖金后，管理层开始召见部分雇员讨论调动计划。谈话的开篇总是“某某（雇员的名字），我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作些调整”。管理层故意使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能意味着你将获得晋升，也可能意味着你要打包走人。他们试图衡量你在等待下文时的反应。等待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可怕的。如果你显示出恐惧，最终的变动可能更加不利。经过一分钟的沉默，有人会问你对某一项业务的看法，通常这个部门是他们计划将你调往工作的地方。你永远也不想听到“那你觉得市政债券怎么样？”如果他们问你“那你觉得布鲁克林办事处怎么样？”你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
到那时为止，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一直聚焦在新兴市场。墨西哥货币崩溃造成的后果使我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忧心忡忡。我也考虑过其他的选择，包括调动到公司其他部门，但是我还没有和管理层讨论过任何计划。不论升降，我希望他们在调整我的工作之前能多给我一些时间。这样的话我就能更好地控制局面，可以按照我的意愿谈判。也许他们会让我保持现状，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找我谈话。
可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马歇尔·萨兰特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另外两个经理。其中的一个关上门，让我坐下，然后程序启动。“弗兰克，我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作些调整。”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以防止泄露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反应。我表现得无所畏惧，沉默地看着他们，等待他们的下一步。同时，我在脑海里追溯我短暂的职业生涯，回想我是否可能做错过任何事情。我以为我干得不错，所有正式评估都显示客户和同事都认为我是称职的经纪。我试图为“布鲁克林”或是更骇人的字眼作精神准备。如果听到“市政债券”，我准备拔腿就跑。
终于，一个经理问我：“弗兰克，你觉得东京分公司怎么样？”我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吃了一惊。这个问题证明管理层对我有信心。在投资银行，如果你的表现好，他们很快就会把你调到赚钱的地方去。1995年的时候，对于衍生产品部来说，钱都在东京。显然，我的上司相信我能说服日本客户购买高利润的衍生产品。
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总能得到我完全不胜任的工作。第一波士顿让我向美国投资者销售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现在摩根士丹利又让我向日本客户销售更稀奇古怪的衍生产品。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日本客户，甚至没和他们通过电话，对日本的金融和监管体系也一无所知。好吧，我想，既来之则安之。我抑制住想断言自己不能胜任的欲望，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想过调往东京。我很愿意去待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于是我自信地回答：“我认为东京是我们的利润所在。”
我有一天的时间来考虑。他们说我只是暂时去东京，协助那里的衍生产品部销售工作。不知何故，东京需要我这个想法让我安心。管理层让我做的工作是刺激的，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也不困难。我们的东京分公司充斥着狂热的客户，其中很多都染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毫无保留。管理层想确保东京有足够的人手把客户一网打尽。东京的衍生产品销售队伍里有不少老手，但是他们显然还需要一些季节性的短工。
我对东京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拼图的最后一块。时至今日，我已经对衍生产品有了相当的了解，适应了纽约的公司文化，也认识了不少伦敦的同事。但是东京仍然是个谜。
我从来没有到过靠近日本5 000英里的地方，更不用说东京了。说来具有讽刺色彩，虽然我销售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衍生产品——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菲律宾，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国家，甚至从来不曾出国公干。小时候，我出国旅行的时间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四天，惟一的例外是高中时参加学校乐队到德国去了一个星期，为参加啤酒节的醉汉演奏高音单簧管。我甚至不能肯定我能从地图上找出东京或是日本的方位。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急速赛车手卡通和哥斯拉电影，还有大学时帮助同学完成的忍者研究。尽管如此，我整装待发，就要到东京去销售衍生产品了。第二天早晨，我答复说我愿意去。
当摩根士丹利送你到东京去的时候，你的旅途肯定气派不凡。我听说过许多在东京的美国人享受到的奢侈待遇。有些外派人员每年的住房津贴超过1 000万日元（约10万美元），某个交易员每个月都有1万美元的房租补助。一时之间，调到日本去似乎也不是个坏主意。
我的头等舱机票首先显示了我的旅程代价不菲——7 500美元。我问衍生产品部的秘书，公司是否有规定限制我的餐费和招待费用，她一笑了之。有个同事说我每星期需要100万日元——约1万美元。这好像有些夸张。我习惯了简朴的旅行，可以肯定有几十万日元就足够了。公司已经在帝国酒店为我订了顶层的套房，为期3周。这家酒店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酒店之一，在那里我将享受世界上最昂贵的风景之一，可以直接俯瞰日本天皇的宫殿。
虽然这次旅行令我兴奋，我的家人和亲友却没有分享我的热情。日本是个奇怪的国家，和我在堪萨斯的故乡相隔万里。我的父母很担心。我坚持说东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我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但是我安抚父母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们确信厄运即将到来。
每个同事似乎都特别想和我告别，我觉得我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们了。我的机票没有确定回程航班，3个星期的酒店房间也可以延期。有个同事告诉我他听说我已经被调往东京常驻。我的航班订在3月20日，星期三，他建议我好好享受在纽约的最后一个周末。稻草人建议我参观东京的武士剑博物馆，不过又暗示我不用着急，我有的是时间。我知道有几个经纪被送到东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尽量保持不先入为主的态度。
当我最终坐上了豪华宽大的头等舱座位时，所有忧虑都烟消云散。我吞下了几大口鱼籽酱和五六杯伏特加，吃了一份牛扒，感到心满意足。我放下座椅靠背，打开一本800页的小说。航班直达东京，我有14个小时休息、吃喝、看书。我的家人显然错了，能有什么厄运发生呢？
我在飞机上有所不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东京的交通高峰时间，几个日本宗教教派的疯狂信徒（包括一个戴着太阳镜和外科手术面罩的40岁男子）正在东京的地铁里安放一罐罐致命的沙林毒气，这种毒气是纳粹科学家开发的军用毒素。三条地铁线路的车厢里几乎立刻充满了毒气，造成十几人死亡，至少5 000人受伤。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神谷后站台上躺满了四肢伸开、西装革履的男人；市中心其他地铁站里，几千名地铁乘客惊慌失措地奔跑逃生。毒气导致了呕吐、流鼻血、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受害者被送进了东京的八十多家医院和诊所。地铁关闭后2500多名警官在东京四处搜捕，很快找到并逮捕了肇事的宗教团伙。
但是我在头等舱里对这条新闻茫然不知，几个小时后更是酩酊大醉。当我让空中小姐再打开一瓶红酒时，根本不知道我的目的地刚刚经历了近期最具破坏性的恐怖袭击，也不知道我在堪萨斯的亲友和东京的地铁乘客一样惶恐。还好，我在35 000英尺的高空听不到他们的唠叨：“我早就知道他不该搬到东岸去。”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如果我搭乘上一个航班，现在我闻到的气息很可能来自沙林毒气，而不是昂贵的红酒。
我到达东京后坐上了从成田机场到东京的子弹头特急列车。此时已经看不到任何恐怖袭击的痕迹了。我确实发现所有人都戴着蓝色的外科手术面罩，觉得有些奇怪。在纽约时没有人提起东京的人戴面罩。这是时尚宣言，还是害怕细菌？看来我也需要买一个。除了面罩，还有日本出租车司机礼貌地用来开关后排车门的旋转杠杆之外，东京似乎一点儿也不奇怪。
我只会说一个日本词——“天皇宫”，东京帝国酒店的日文名字。出租车司机似乎知道该到哪里去。东京帝国酒店是东京酒店中的皇后，日本人对她的推崇可以和皇宫相媲美。酒店有两个部分——一座俯视日比谷公园、由钢铁和玻璃建成的17层建筑；一座31层的附属建筑物，它是皇宫周围最高的建筑之一。酒店有一千多个房间，15家餐厅，还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和休闲厅。这里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社交名人和皇室成员，另外还有到此举行婚宴的日本情侣。我在去房间的路上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