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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元首、社交名人和皇室成员，另外还有到此举行婚宴的日本情侣。我在去房间的路上就经过了一个结婚酒会。
东京帝国酒店有着显赫的历史。它逃过了多次灾难的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这场地震在酒店落成的第二天摧毁了东京。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认为帝国酒店是他的杰作，我也听到过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赖特最初的设计巧夺天工，老帝国酒店结构合理可靠。据说该酒店是东京市中心没有被大地震破坏的少数建筑之一。二战之后，原来的建筑因为年久失修被推倒，重建成更大、更现代化的新酒店。高雅的大堂和酒吧是有权有势的客人高谈阔论的场所，酒店对客人的选择十分严格，只接待最尊贵的客人。为了防止客人受到追星族的骚扰，他们最近还拒绝了流行歌星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
由于旅途疲劳，我很高兴能有时间安静地休息。我的房间在帝国大厦的顶层，窗外的景色比我想像的还要壮观。我的房间正对北方，可以看到西北面的皇宫。天皇的宫殿坐落在东京市中心，房地产业的黄金地段，而且地下没有地铁穿过，空中也没有飞机飞过。即使从酒店房间里我也看不到被树木遮蔽的宫殿建筑。东北方向是霓虹灯闪烁的银座，东京主要的购物区。正前方是大手中心，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我最后看了一眼四周的景色，然后倒头就睡。
第二天我很早起身，准备去皇宫周围跑步锻炼。礼宾部提供免费的跑步服和跑步鞋，但是没有我穿的13号。出了酒店，我立刻看到了更多的蓝色面罩，简直无所不在。实在太奇怪了。
回到酒店房间后，我在门底下找到了一份传真的国际版《纽约时报》。终于，我读到了这致命的恐怖袭击。我不禁有些后怕，我怎么早不知道这回事呢？当然，旅行中很难留意新闻，可这也太离谱了。我的家人是对的，我开始相信我再也回不了美国了。我需要打电话给我的亲友，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这条消息至少使一个决定变得容易多了：我准备不坐地铁，走路上班。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我问礼宾部在哪里可以买到外科手术面罩。
大手中心在皇宫的北边，一共有大概400座闪光的小型摩天楼，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就在其中一座中型建筑里。摩根士丹利是最早进军东京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之一，公司在日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戴维·菲利浦。菲利浦是日本人，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生活了13年。对于海外的银行来说，菲利浦是联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桥梁。他也不是一直都叫菲利浦，这个美国名字是他从原来的名字鹭山哲改来的。事后证明，改名也改变了他的事业。60年代末，他成功地促成了摩根保证信托银行和日本财务省的谈判，为摩根银行在东京开设了分行。70年代，37岁的菲利浦用他的日本关系网和美国名字打动了摩根士丹利，聘请他开设东京分公司。
东京分公司开业之初即大获成功。1977年，摩根士丹利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晋升菲利浦为董事总经理。菲利浦是摩根士丹利第一个成为董事总经理的有色人，接下来的若干年中也是惟一担任这项职务的少数民族。1982年，东京分公司已经发展到了20个雇员（其中9个是专业业务人员），获得了若干蓝筹客户，而菲利浦仍然是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惟一的有色人。
菲利浦享受了高薪待遇，但是他的薪水并没有改变投资银行业对少数民族普遍的不友善态度。他经常被当做样子货。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业务总监罗伯特·格林希尔似乎喜欢看到以为菲利浦是白人的客户发现真相的样子，他说：〃好几次我和戴维去见客户，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吃惊。〃而菲利浦本人显然知道如何遵守投资银行业很不日本的游戏规则，他不但是个叫美国名字的日本人，而且还穿昂贵的西装，抽登喜路香烟，喝德瓦斯威士忌。
接下来的十年中，摩根士丹利在东京聘请了几百人，八十年代末更成为了在东京的第二大美国投资银行，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一些不太光彩的声誉。1990年，有人看到《名利焰火》和《插电酷甜迷幻实验》的作者汤姆·沃尔夫在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采访几个面容严肃的日本银行家，显然是在为下一本书收集素材。
我来到东京的时候，这里已经和纽约相差无几。菲利浦在1987年中过一次风，四年后退休，但是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这里的交易厅是纽约交易厅更小、更拥挤的翻版，人声鼎沸，电脑屏幕闪个不停，到处都是废纸。不过我确实发现了一些文化差异。这里的秘书彬彬有礼，大多数也不是妙龄金发美女；很多经纪和交易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甚至是研究生毕业。我还发现在东京的交易厅，不那么新鲜的鳗鱼刺身取代了发霉的芝士牛扒。
我到达公司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现，东京的所有同事都患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每天的晨会上充斥着有钱可赚的交易设想，客户的回应比我们的提议还要耸人听闻。日本公司迫切需要利润，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风险再高也在所不惜。这里的经纪热情高涨，全力以赴，没人有心思讨论地铁里的毒气袭击。
我知道过去几个春天都给东京分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东京在公司的地位日趋重要。衍生产品部纽约的雇员需要在东京的交易中争取到一席之地，管理层试图分享东京交易的成果，好几个纽约的雇员为了迎合亚洲的时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尽管如此，纽约还是相形见绌。我怀疑纽约的经理送我来东京的原因之一是做卧底，如果可能的话进一步打入他们的内部。
我并不熟悉东京分公司销售的衍生产品的细节，从他们每周的衍生产品交易报告来看，我知道东京赚了很多钱，是大量最可疑的衍生产品交易的大本营。日本交易从经济角度看经常是毫无道理的。即使是衍生产品部的雇员也很难真正了解东京的情况，我在这里的短暂逗留只能了解到一些皮毛。
没用多久，我就发现美国投资银行家在东京的社交生活就和他们销售的衍生产品一样怪异。每天晚上，一个叫做六本木②的地方有一座建筑里总是挤满了美国外派人员，似乎没有人到别的地方去。在这个有2 000万人口的城市里，几百个美国银行家总黏在一起。
偶尔也有当地人带美国人到贵得出名的女待酒吧去寻欢作乐，不过对于我来说在六本木留连几个晚上已经足够了。为了熟悉日本的交易我加班加点地工作，每天回到帝国酒店后只想睡觉。
日本的性文化两极分化。东京的美国人以高昂的精力寻找这奇特的体验。嫖妓只需花费3美元，而且没有人感兴趣。但是找女招待给你倒啤酒、和你聊天大概要花300美元。用带尖钉的皮带抽打少女则要花30 000美元。
我就认识三样都尝试过的人。廉价地下室的妓女只接待日本人。日本人害怕艾滋病怕得要死，所以拒绝非日本人到他们的〃浴室〃，在那里〃洗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价格非常合理。美国人可以去更昂贵的女待酒吧，不过一般来说这些酒吧的女招待都不是日本人，而且也不提供洗浴服务。有个经纪说他厌倦了在女招待身上花费全部薪水，干脆付钱请其中的两个辞掉工作专门跟着他在六本木游荡，这样他反而省了一大笔钱。
东京最惊人的一面是它鞭子和锁链的黑暗面。和日本妓院相比，纽约的第八大街简直就是糖果乐园。有个东京的经纪告诉我，他的一个韩国客户专程到东京来，目的就是在地下经营的会所里毒打十几岁的日本少女，20分钟就花费了数百万日元。当然，交易佣金远远超过了这项成本。
东京显然不是堪萨斯，我决定只在酒店房间附近活动。可是就连这样也要花一大笔钱。我在东京第一次吃真正的寿司是在大名鼎鼎的中田寿司店，就在帝国酒店地下一层。厨师看到我好像很开心这个美国人显然还不习惯用之不竭的公司账户。我点了六片薄薄的生鱼片，其中两片我根本不认识，我的账单是100美元。这样下去，我不是减掉三分之一的体重就是把公司搞破产15美元一片、15美元一片地把公司吃破产。第二天早晨，我在格调高雅的尤瑞卡餐厅吃早餐，点一个英式松饼和一杯咖啡， 哇！又用掉了25美元。
没过几天，我告诉秘书我已经破产了，我需要更多的钱。她笑着说每个到东京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她拿出一张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费用申请表，表格的顶部有一个大空格，旁边的一行字哀求说〃请付给我〃。我填了表，签了名，拿到了一些一万日元的钞票。它们可花不了多长时间。
如果你最近到过东京，你就能理解我试图适应这个城市高昂物价的遭遇。那天晚上我找到了一家价格不贵的餐厅，晚餐主菜只要50美元。这已经很便宜了。渐渐的，我开始习惯了这里的价格。我的送餐服务包括8美元的薯条，7美元一勺的香草冰激凌，8美元一杯的西柚汁，10美元一杯的咖啡，6美元一个的香蕉和6美元一听的可口可乐。几天之后，酒店的高档餐厅里100美元的晚餐主菜似乎相当便宜。4月1日那天，当服务生送上4 500日元的账单时（我只点了一个汉堡包），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我知道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但是我很快就厌倦了东京千奇百怪的交易。对于投资者来说它们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而且对我来说也不再有意义。日本公司投资衍生产品不是为了规避监管，就是为了制造虚假利润。这些交易开始使我觉得卑鄙。我自己清楚，道德感 哪怕只是蛛丝马迹明白无误地预示我不再适合销售衍生产品了。我是不是已经丧失了锋芒？我试图忽略我的是非感，但是没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