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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学不作媚时语——记王元化先生（1）…（图）
王元化同志与复旦大学颇有些缘分，他曾两度兼任复旦中文系教授。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初期郭绍虞先生主持系政时，第二次是在1980年代初章培恒兄做系主任时。第一次兼职，他曾正式来校开过文艺学的课程，可惜当时我尚未入学，无缘聆听；第二次兼职，他已年逾花甲，就没有再来开课了。而不久，华东师大乘他出国访问之机，以他的名义申报了博士点，要他帮华东师大带博士生，复旦这一头，自然就顾不到了，偶尔来做一次学术报告，也并非以兼职教授的名义。 我认识元化同志，是由于内子高云的关系。他们于1960年代初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同过事，而且所里几位年轻人还请他讲授过《文心雕龙》，大家比较熟悉。“文革”结束之后，高云、戴厚英去看望元化同志时，邀我同去，见面一交谈，我就被他吸引住了。元化同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思想深邃，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听他论学讲道，大受启发。可惜我所住的复旦宿舍离他家太远，不能经常过去请教，常引以为憾。 一 元化同志到上海作协文研所，是遭难之后的贬职，心情并不轻松。他参加革命早，1938年他18岁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文委孙冶方、顾准等人的领导下工作；次年，又随上海慰问团到皖南向新四军进行慰问；回沪之后，一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编过《奔流》丛刊、《地下文萃》、《展望》等刊物，写过一些为人称道的文章，如《鲁迅与尼采》、《现实主义论》、《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等。到了1940年代末期，他已是一位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他与孙冶方、顾准一样，都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性格：喜欢独立思考，对于来自上面的意见不愿盲目服从。这就引起了麻烦。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党员们和党外进步文化人都把它当作经典文献来学习，比照自己的文艺思想，努力向它靠拢，但王元化却以理论家的姿态来审读这个讲话文本，对文中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颇有异议，而且还在党内学习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当然是个大问题。而且此时，他又沉溺于莎士比亚、契诃夫、别林斯基、罗曼·罗兰等人所展示的艺术世界中，对自己过去文章中的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努力从机械论倾向中摆脱出来。从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在当时，却无疑会被党内人士看作是一种背离和蜕变，更何况他还接受了别林斯基的这样一种艺术见解：一个作家如果听从某种思想的指引，必须把它化为自己的血肉，使它获得人格的印证，否则这思想就会成为一种不生产的资本。这种见解显然宣传家们正在大力宣扬的作家必先具有先进的世界观才能进行创作的观点相悖离，倒与正在受批判的胡风文艺观点有点相近，胡风也是很强调作家的人格力量的。那时，地下党文委的一位领导人对王元化说，胡风有严重的政治问题。王元化对胡风虽然并不深知，但从已有的材料看，认为这种指摘缺乏根据，不肯相信，而且还引述鲁迅肯定胡风的话为证，说：鲁迅是不会随便说话的。鲁迅是毛泽东所称颂的文化革命主将，这位领导人对他当然不敢随便非议，但对于王元化却产生了偏见，而且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建国初期不安排他的工作，就是要考察他一下的意思。直到1952年筹建新文艺出版社，这才让他参加此项工作。但元化同志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仍不想避嫌。他举荐了后来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晓，而且还出版了胡风的两本书。这就使他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遭殃了。 在批判胡风的运动开展之初，中共中央下达过一个红头文件，要求文艺界所有的党员都站出来写批判文章。作为党员作家，而且又是被称为“胡风派老窝”的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人，王元化不能不有所表示，他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从文章的论点看，与他原来的人格印证论主张并不相符，显然是应付之作。当时的领导，习惯于用搞批判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文艺问题，事情一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剩下的只有表态赞成或挨批受斗的份儿。所以当时是一片批判声讨声，就连胡风自己，也只得写检讨，并且动员他的朋友赶快起来批判他，希望能帮助他们得到解脱。但是这种估计是幼稚的。对方是政治斗争的老手，他既然已摆开了阵势，而且已准备好了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帽子，岂能容你轻易摆脱？自我检讨和授意批判都无济于事，反而要被扣上一个“假”字，罪加一等，于是，与胡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一个个被“揪”了出来，甚至与胡风的朋友相识或通过信的人也被牵了进去，株连之广，前所未有。王元化自然不能幸免。
第三部分为学不作媚时语——记王元化先生（2）
1955年4月底，张春桥接任上海文委书记，并兼任反胡风专案组成员。这个大“左”派上任伊始，就将王元化隔离审查，要他交代与胡风的关系。元化同志与胡风本来就交往不多，用人、出书等事都属于正常工作，所以问题很快就查清楚了。但是，他不能同意上面定的调子，对一些问题持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说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的文艺观点不同，就将胡风打成反革命，而且还为张中晓辩护，说他是一个淳朴的青年。这些话便都成为他对抗组织审查的新罪证。而且事情还上纲到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因为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定的，怀疑此案的正确性，就是说毛主席也可能有错误，这更是属于“恶毒攻击”的罪行。张春桥说他态度不好，经常顶牛，所以必须从严惩处。这个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作恶多端的张春桥，此时虽然尚未大得志，但喜欢整人，戏弄权威的脾气已经养成。他后来大权在握时，制订过一项违背法律常识的办案原则，叫作“罪行不论大小，关键在于态度”，这等于说：只要你驯从，按着上面定的调子唱戏，即使罪大恶极也可从宽处理；而敢于实事求是据理抗辩者，就是无罪也要重判。当年他虽尚未形成如此明确的条规，但已按着这个思路来办案了。好在市委领导人中还有头脑较为清醒者，不同意张春桥按态度定罪的处理方法，事情得到了缓冲。后来周扬发话，说王元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修养的学者，人才难得，只要他肯承认报上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可以放他出去。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到隔离室里来交代政策，他对王元化说：我们这里碰到的人多了，什么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都有，谁都没有你这样顽固，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放你出去，如不承认，则后果自负，给你一个礼拜时间考虑。 元化同志说，这一个礼拜，他简直没有睡觉，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有时心想，不如就承认胡风是反革命算了，反正胡风与自己非亲非故，而且这个案子又不是由他承认不承认来决定的，如不承认，说不定自己会被流放到新疆去，而且还会影响到父母妻儿的生活；但是，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又阻止他这样做，父母一直教导他做人要诚实，不能说假话，而且他的一本论文集就取名为《向着真实》，追求真实是他的人生信条，决不能违背。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他本来就有不能认同的地方，如宣扬自我扩张，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以及对路翎的评价等，但胡风反对机械论和教条主义他是赞成的；而说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则他始终认为缺乏证据。所以反复地考虑了一个礼拜之后，他的回答仍然是：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问题，但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这是他当时的真实认识。 说真话，办实事，本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但在生活中实行起来，又是何等之难啊！在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下，人们习惯于辨风而言，跟风而动，早已失却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即使有人还能心存疑惑，但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多半也不敢顶风行事。元化同志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宁可冒着流放的风险，也要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 但是，说真话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个回答，当然对他非常不利。办案人员要他写成书面的东西，并且打上手印，临走时还狠狠地说：你等着瞧吧！ 这一等，又等了好多个月，直到1957年2月下旬，才撤销隔离，放他回家。但他心身都已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了。 当时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办案，本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程度，也没有一种科学的定罪依据。办案者不是先搜集大量的证据，然后来判断你有罪无罪，而是先作有罪的断定（不是假定），然后要你交代罪行。最厉害的一着，是先把被审查者的思想搞糊涂，是非标准搞乱，使他自己也产生有罪的幻觉。他们对王元化就施行了这种精神干扰术，使他神情恍惚，一度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后来他在《读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