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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与古人交友的人——记郭绍虞先生（1）…（图）
郭绍虞先生是复旦中文系唯一的一级教授，——当然，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但是，他做了校长之后，就离系而去，不再教书了。所以，实际在系里教书的一级教授，就只有郭绍虞先生。 但是，这位一级教授却不是科班出身。他不但没有上过大学，就连中等学校也没有毕业，只在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一年书，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就去做小学教师了。但他十分努力，自修文史，以扎实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可以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胡适就很赏识他，推荐他到协和大学教书，协和大学校长一看他的学历，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一位教授去对他进行考核。倾谈之下，那位教授认为他很有学问，复命之后，校长就聘郭先生为文学院院长。从此郭先生就成为有名望的教授，后来还做过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9月，他从同济调到复旦，做了复旦中文系系主任。 郭先生年轻时大概颇为活跃，他写过体育史著作，从事过新文学运动，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据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酝酿时，本没有沈雁冰和叶圣陶，还是郭绍虞先生提名介绍的。郭先生与叶圣陶是小学同学，关系一直很好，与沈雁冰也是老朋友。 但是，在我见到郭先生时，他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长者了，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带着一口浓重的苏州腔。大家都尊称他为郭老，——高班同学有时叫他“郭老板”，那是为了要他多拿些钱出来开迎新会之类。当时高校教师收入较高，而且师生关系也较为融洽，每有迎新会联欢会之类，学生会干部就到各位老师那里募钱，教师们都会认捐一些，郭老是系主任，工资又最高，每次出的钱也最多。但1957年之后，师生渐渐隔阂，再也没有这类事情了。 郭老住在复旦庐山村时，客厅里挂着一幅水墨立轴，画着郭老的全身像，长袍布鞋，手持书卷，面带笑意，一副敦厚的样子，非常传神。 我们读书时，郭老身体很不好，血压高，有时还到了危险的境地。但他仍很用功，努力接受新理论，修改他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1955年就出版了修改本。复旦地处郊野，夏夜多蚊，那时设备又不好，听说郭老是穿着高筒胶鞋来工作的，这种精神，着实令我辈后生小子感动。后来搬到南京西路住，条件好些了，郭老年事虽高，但始终笔耕不辍。据他助手说，郭老每天起得很早，梳洗后即进书房工作，午饭后，略事小憩，再工作到傍晚。因为年老，晚上才不工作。也不大有什么娱乐活动，只偶尔听听评弹，这是苏州人的普遍爱好。因为郭师母张方行女士非常能干，而且对郭老体贴入微，衣食住行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连郭老所吃之药也都送到手边，不用他分心，所以郭老从来不理家务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时，郭师母为了要郭老休息一下脑子，安排他干点摘豆芽之类的轻活，郭老干了一会儿也就不愿干了，仍旧去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晚年犹如此用功，年轻时更可想而知了。我想，一个中等学校都没有毕业的人，能成为权威学者，做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努力出来的吧！ 有人问郭老：“你这样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钻在书本里，不感到枯燥吗？”他答道：“与古人交友，其乐无穷。”的确，他对自己家里的事很少过问，大都是一问三不知，但对古人的油盐酱醋，却搞得极其清楚。郭老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名世，搞的是宏观研究，但与时下超越微观的宏观研究不同，他的宏观研究是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功夫非常扎实，书中没有空言套话。我们只要看看他后来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中的文章，就知道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各个细部所下工夫之深，可见《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的成功不是偶然的。1960年代初，他受命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能够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也就不奇怪了。 郭老学识渊博，治学范围很广。除了文学批评史之外，他还对语言学下过很深的工夫。早年出过《语文通论》和《语文通论续编》二书，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后来都收入《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中；晚年又写《语法修辞新探》，与吕叔湘、陈望道持异议，独创新说。所以他不但是文学批评史权威，同时还是重要的语言学家。而这两门学问，对他来说，又是相辅相成的。 郭老学问虽好，但口才却实在并不怎么样。他给我们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慕名来听者很多，一间不小的教室都挤满了，那时蒋孔阳先生还是青年教师，自愿参加辅导，阵势很为壮观。但是郭老讲课时，满口苏州的口头语：“这个，这个；在咕，在咕”，总是讲不清楚，再加上他自己所说的“中气不足”，声音轻微，教学效果并不好。听他的课，远不如看他的书来得带劲。郭老虽然是语言学家，文章也写得极其规范，但讲话却常常既不合语法，也不讲修辞。同学调皮，经常学他在迎新会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我们大家一起来伙伴。”可见他并无即席讲话之才。郭老虽然有此短处，但因为他学问大，对人好，所以无损于他的威信，同学们学起他的话语来，反而有一种亲切感。
第一部分与古人交友的人——记郭绍虞先生（2）
郭老乐于助人是有名的。听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时，有一个学生在旅馆里生了重病，又无钱付费，店主人要赶他出去，在百般无奈时，他说：我是燕京大学学生，你可以打电话找我的老师郭绍虞先生，他会给我想办法的。郭老接到电话之后，果真为他付了钱，并把他接到家里来治病。抗日战争初期，因为燕大是美国人管的教会学校，日本占领军不能插手，郭老在文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帮人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他为周作人安排了课程，使其有些收入，能够渡过难关。只可惜周作人辜负了他的好意，还是下水了。调到复旦之后，郭老的工资收入虽然远不如在燕大和同济时多，但仍旧乐于助人，给有困难的教师送药送钱。解放初期，吴文祺先生生活困难，而且有病，就经常得到郭老的帮助；“文革”后期，施昌东患了癌症，开刀后需人照料，但妻子远在四川，照顾不到，施昌东是“右派分子”，虽已摘帽，但仍被视为异类，要想通过正常手续调来妻子是不可能的，他曾写信给当时很走红的某教授，要求帮助，却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回信，他又去求助郭老，还是郭老设法疏通，才把他的妻子调来，郭师母还叫郭老的助手送蛋、送钱给施昌东。 郭老虽然在1940年代社会地位就很高，工资也很高，但他深恶当时的腐败现象，对新中国是热忱欢迎的。他是1950年代较早一批加入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还把他在苏州的99间房子上交给国家，可见其虔诚。但因为他老先生是与古人交友的人，终日沉浸在古人的世界里，对于现实政治的各种微妙关系其实并不了解，他曾努力辨析，但是愈辨愈糊涂。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宣队进驻后，搞什么“抗大学习班”要“清理阶级队伍”，在清理过程中，把郭老也批判了一通。郭老作了一个发言，竭力想辨清“错误”与“罪行”的区别，意谓他有错误，而没有罪行。但那是“口含天宪，朕即王法”的年代，怎能容你进行理论辨析呢？我们只觉得他书呆子气十足。1949年以后，他总想努力跟上形势，却跟得很吃力，而又做了很多无效劳动。大跃进年代，他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修改他的批评史，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这个修改本不能令人满意，宋以后的部分就没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修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更加困难重重，终于没有能够出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这与风派人物不同，郭老实在是想跟上形势，虔诚地接受新理论，而对这种“新理论”的政治背景却缺乏了解和认识。 但是，郭老在民族大节上，却是分辨得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美国成了日本的敌方，燕京大学也就被日军所占领。有人来引诱郭老下水，为郭老所坚拒。郭老最后一课为学生讲解《诗经》中的《黍离》，当读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时，台上台下，一片唏嘘。此情此景，有如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所描写的样子，多年之后，闻之犹令人感动。 从郭老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
第一部分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1）…（图）
刘大杰先生以“断肠人”自称，是在1957年开刀割肠之后。这之前，他风流倜傥，活跃非常。大杰先生是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漂亮，课也讲得极其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