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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先生以“断肠人”自称，是在1957年开刀割肠之后。这之前，他风流倜傥，活跃非常。大杰先生是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漂亮，课也讲得极其生动活泼。他教我们魏晋—隋唐这段文学史，每周5节课，课时虽多，却始终引人入胜，使人心无旁骛。 读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听大杰先生讲课，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那时，还没有统一的高校文科教材，各校自行编写和指定。大杰先生所用的教材，就是他自己这本《中国文学发展史》，——那时，该书尚未出版修订本，我们读的是1940年代中华书局出的本子。但在开列这本书时，先生特地声明道：“教师本不该将自己的著作介绍给学生看的，但现在文学史还没有相应的参考书，只好把自己的著作开给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不过，他并不照本宣科，而是另外编写了简洁的讲义。每次上课，先在黑板上抄一段讲义，然后加以发挥。有一次，他说出门时太匆忙，忘记带那本写着讲义的笔记簿了，但他的记忆力真好，拍拍脑袋，居然能在黑板上默写出来。因为同学们已经抄下了黑板上写的讲义，课后又有他的书本可看，所以听讲时也就不必再记什么，而可全神贯注听他发挥。大杰先生也真能讲，比如讲建安文学，他从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讲到慷慨多气的文风，一直讲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倾倒，徐干又如何以平视而获罪；讲竹林七贤，就从魏晋玄学，讲到清谈之风，一直讲到山涛妻子如何隔壁偷听，极其有趣。大杰先生讲课，随口能背出很多诗句，引用又恰到好处，令人折服。但当我们表示敬佩之意时，他却坦然地说：“我其实也只能背出这些诗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你若要我背全诗，或背更多的诗句，我就不行了。”不过这话也当真不得，因为他又曾对我说过，他上学时，白天跟同学玩，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背古诗，把同学比下去的趣事。大杰先生讲古典文学，还时常杂以今事，我记得他讲唐代文学，不知怎样一来，忽然讲到他在静安寺上电车如何抢座位，从而分析某种人情世态；有时他还会把古人的服饰、用语现代化，而且随机性很大，记得1950年代他做《红楼梦》报告时，说林黛玉背着一个小皮包，漂亮极了，到1960年代又听过他一次《红楼梦》报告，却说是林黛玉穿着一件的确良衣裳，非常漂亮。盖因1950年代的小皮包和1960年代的的确良衣服，都是当时妇女的时髦用品也。这种古今杂糅的发挥，如果是别人所讲，那是要闹笑话的，但出自大杰先生口中，却就风趣得很了。他讲《红楼梦》，也能随口背诵很多东西，就连黑山村庄头乌进孝上缴贾府的货物清单，他都能背诵如流。所以他做学术报告，场场爆满。听说他在1950年代中期到北京大学讲过一次《红楼梦》，引得北大学子倾倒，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生动的学术报告。 1955年前后的几年，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因病疗养，大杰先生做代理系主任，做得相当的潇洒。因为他住在市区，离校较远，自然并不每天上班。大抵每次到校上过课后，再到系办公室去坐坐，但也并不急于马上处理公务，而是先喝茶、抽烟、聊天，如见到我们班的运动员王克起同学，就与他大谈杜甫小时候如何会爬树，拜伦游泳如何好，等等，再表扬他在市级运动会上创纪录，是为中文系争光，并说要送自己的著作给他，以资鼓励云云。但据克起说，大杰先生虽然多次表示要送书，却始终没有兑现，因为他老先生说过之后也就忘记了，下次再说再忘。而如此这般聊天聊够了之后，他才开始办正事，却很快就把公务处理好了。那时，还不设副系主任，只有一个不脱产的系秘书外加一名系务员，我们不能不佩服大杰先生办事的神速。当然，那时系里的公务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以致三四个正副系主任外加四五个系务员也处理不完，现在做系主任的自然也就潇洒不起来了。 1957年，大杰先生被发现有肠癌，开刀之后，元气大伤。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直不起身来。偶尔到学校开会，也是拄根手杖，弯着腰，不复像当年那样神采飞扬了。但他一坐下来，却仍然谈笑风生。他说他之所以得病，皆因年轻时候喝酒啊、闹啊，闹得太厉害了。大杰先生与郁达夫友谊很深，颇感染了些郁氏的浪漫气息，当年两人在四马路喝酒，一个晚上连喝数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大杰先生也写情诗，为小报所披露，题曰：《刘大杰寄情春波楼》，他还写过考证林黛玉是否处女的文章，都被我们同学发掘出来，传为美谈。大杰先生多才多艺，年轻时搞过文艺批评，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研究过外国文学，写有《表现主义的文学》、《德国文学史大纲》等著作；教过中国哲学史，写有《魏晋思想史论》；翻译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并创作过小说，有《三儿苦学记》，写的就是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后来由博返约，这才集中力量写出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
第一部分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2）
《中国文学发展史》在1940年代出版后，很受欢迎，后为适应时势，不断加以修订。1957年底至1958年初，陆续出版了第一次修订的3卷本。但不久，却受到了批判。盖因当时适逢大跃进年代，各条战线都在“兴无灭资”，几乎所有老教授都被当作白旗拔掉，他们的著作也一概在批判之列。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因影响较大，自然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复旦中文系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论文集。不过大杰先生对此倒并不在意，后来中文系总支召开甄别会，向被批判者表示道歉时，大杰先生当场发表声明，说那些写批判文章的都是他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学生，他是决不会加以计较的。 经过批判之后，这本书的影响倒反而更大了。连毛泽东对它也大为赞赏。19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派人找大杰先生，因为事先没有通知，找了好久，才从花鸟商店找到他。据大杰先生说，那一次，毛泽东与他谈了四个钟头，主要就是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大概因为有此接触，大杰先生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保的教授名单中，就有大杰先生在内。 “文革”初期，大杰先生虽然也进过牛棚，但其实倒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工宣队进驻之后，要清理阶级队伍，才开始对他进行批判。批判过后，就下放到班级中与学生一起学习，日子倒也还过得去。大杰先生仍很健谈，有一次会间休息时，还跟我大谈他的老师“季刚先生”（黄侃）的趣事，其中情节，真是妙不可言。后来传达了毛泽东要保一批教授的“最高指示”，复旦点到名的就有四位：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因为当时的调子是“一批二保”，所以工宣队又重新在全校组织批判大会，让他们“接受教育”。但是，“钦点的翰林”，待遇毕竟是不同的了。当大多数教师都下放干校，准备斗、批、散时，大杰先生却进了“小班子”，去教工农兵学员。而且，因为毛泽东欣赏，江青也来拉拢，要他给“样板戏”提意见云云。而到“儒法斗争”学习运动起来时，又要他以儒法斗争这条线为纲，来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 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归结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史，这本是江青的政治阴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要根据这个伪造的“规律”来编写中国文学史，也实在是够为难的了。但这毕竟是“光荣的任务”，大杰先生还是去做了，——而且不做也不行。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做这项工作，但当新的修订本出到第二卷的时候，“四人帮”被打倒了，于是他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回，批判者已不是无知的学生辈，而是他同辈的学者教授；他的罪名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是朝政治上上纲上线了。这样一来，大杰先生也就潇洒不起来了，他以患癌症的病躯，经过大修改大翻造工作的过度劳累之后，再受到这样的刺激，整个精神都萎了下来，于是一病不起，而且很快就去世了，享年只有75岁，比系里他的许多同辈教师都活得短。 如果大杰先生不被重视，不去做这样的工作，也许他还能活得更长一些，在“文革”结束之后，还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 这真是：刘翁得马，焉知非祸！
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1）…（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的教授中，我最佩服的是周谷城和朱东润两位先生。他们都是运动初期被复旦党委抛出来挡头阵的“反动学术权威”，所受磨难最多，但从来不肯屈服。周谷城先生自称眼睛有疾，被批斗时眯着眼睛，似睡非睡，别人批了半天，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我没有听见。一阵“周谷城不老实，就打倒他”的口号声之后，批判者只好再说一遍。会议主持人问周谷城，承认不承认错误？他却坚持说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朱东润先生则硬是不肯低头，别人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又挺起来。批斗者质问他是什么人，意在要他自己承认是反动分子，他却昂然说：“我是中文系系主任！”甚至有个党委副书记的儿子冲到他家，将一把日本军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毫不畏惧。 不过周谷城先生情况有点特殊。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曾请他到中南海家中住过几时，毛泽东到上海、杭州视察时则常约他面谈，“文革”中又点名要保护他，所以他老先生实在是有恃无恐，开一点小玩笑，主持者倒也无可奈何。而朱东润先生却是一无凭借，全靠自己的骨气支撑着，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朱先生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