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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复旦奇人——记赵宋庆先生（图）
上世纪40年代，复旦大学有九妖十八怪之说。那是指一些具有畸行，不同凡俗的教师。中文系的赵宋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到1953年我入学时，教师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言行已日趋规范化，很少表露出独特之处了。只有赵宋庆先生仍保持着他的特异风格：很久不理的长头发、乱蓬蓬的胡子、长年穿一件破旧的长衫。这副做派，在今日的青年人看来，是不以为奇的，但在当时中山装、列宁装统一服装界的时代，穿一件西装已经是很突出的了，何况长衫，何况还要披头散发、满脸胡子乎！赵先生之引人注目是必然的。听一位青年教师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党委书记对赵宋庆先生很是关注，列入重点帮助对象，但赵先生实在并无什么历史问题，领导和群众所指出来的重要缺点，也只是：名士作风，自由散漫，留长头发，不讲卫生，不修边幅，有黄昏思想。因而向他提出一个条件：只要把长头发剪短，思想检查即可通过。似乎头发一剪短，思想就如同朝阳一般上升了。但是，长头发剪短了是会再长起的，到我入学时，赵先生仍旧是一头长发，一脸胡子，一袭长衫，似乎思想改造运动在他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赵宋庆先生的家属在镇江老家，他一个人住在复旦嘉陵村宿舍，生活极其简单。一张棕绷搭在地板上，连床架也不要。他经常到宿舍对面的小饭店里吃饭，吃得很简单。但烟抽得很好，且常以好烟招待来访的朋友和学生，烟茶的消耗量很大，房间里有一个面盆是专门倒废茶叶和烟头的。听说烟是在宿舍对面一家小店里挂账取用，到发工资时一并结算。他的哥哥是一位银行家，收入丰厚，在上海有花园洋房，对他也很关心，但他却愿意在学校过他的穷日子。那时，他的侄女赵无萱（画家赵无极的妹妹）也在复旦中文系读书，低我一班，她与老叔截然相反，是一位长得漂亮、穿着时髦的校花，身边有很多追逐者。但她奉了父命，经常要去为这位邋遢的老叔打扫房间。我们在背后笑她碰到了难题，真不知她如何下手。 我先前曾经听说，赵宋庆先生在年轻时并不如此，后来之所以变得怪异，是因为在生活上受到什么刺激的缘故。但近来在《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一书中读到他的老同学祝秀侠和早期学生张济团的文章，却说是他在读大学和早期执教时，就是这副模样了。祝秀侠在《校门琐忆》中说：“当时同学中还有一位怪才赵宋庆，天资聪颖，博学多才，于书无所不窥，精词曲并晓天文地理，他常以夜卧天阶研究星斗转移，写作积稿甚多，但秘不示人，曾在开明书店出版《天堂巡礼》一书。他的哥哥是银行的经理，原是有钱子弟，但平日蓬首垢面，一律布袍，满身油渍，对学问研求，乐而忘食，后来在重庆，我到北碚母校兼课，他在中国文学系教词学，丰采如故。” 张济团在《细说母校六位教授的特殊风范》中说：“赵（宋庆）师不修边幅，终年长袍一袭，头发随其自然生长，很少见他整修过，留得比女人的头发还长，因为香烟从不离手，致满嘴黄牙，听说他抽烟一半即将另一半丢弃，也许瘾君子间不少有此项雅习者。当时他住在黄桷树一房内，室内除书桌睡床外，尽是书籍与报纸杂志，桌子上烟灰盒内外都是半截长的香烟。赵师平生除吸烟、下棋（包括象棋、围棋）、玩扑克牌及麻将外，就是好写或翻译文章，尤喜代他人捉笔，从不以自己名义刊出。”到底赵先生起于何时，因何原因而蓬首垢面，现在已无从查考，但这是他给我们的共同印象。 赵宋庆先生虽然蓬首垢面，饱读诗书，但并不喜欢高谈阔论，他有一种孤独感。至少，在大庭广众中是以沉默居多，即使教研组开会，大抵也是默默地坐在一旁。赵先生读书虽多，而不善言辞，故授课亦不讲究条理，而重触类旁通，讲文学史时也常会联系到物理、化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这样浮想联翩，思路开阔，本是极难得的启发式教学，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却受到批评，说他“把什么都搬出来，使同学不易了解”，真是使他无所适从。所以后来他索性照本宣科，不再加以发挥，有时则自己站在窗口看风景，让学生自行领会课文。然而在熟人中，对他的学问却是很推崇的。1950年代末，曾经有人问过博学的鲍正鹄先生：“在复旦中文系，谁的学问最渊博？”鲍先生脱口而出：“当然是宋庆！”赵先生于书无所不观。文史哲是本行，自不必说；听说他还曾在数学系开过课，一些理科教授对他很赞赏；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一位外文系教师对我说，有一次他翻译一本英文小说，有一个句子怎么也译不好，查词典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去请教赵宋庆，赵先生根本不用查书，随口就把这个句子讲清楚了，所以他对赵先生非常佩服。那时候，教古典文学的教师是不大看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大概有点瞧不上眼的意思，但赵宋庆先生却读得很多，从五四文学，到解放区作品，甚至当时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杂志，他都借阅。1956—1957年，他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却是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辨安息日并非日曜》和《试论超辰和三建》，但很少有人看得懂。 赵宋庆先生为人正直，富同情心，有正义感。我曾听一位朋友说起，在内战时期，赵先生还曾掩护过进步的学生运动领袖。这位朋友的父亲是复旦老工友，他们与赵先生住得很近，当时他还是小孩子，经常在赵先生房中玩耍，也帮赵先生做些小事，有时，被追捕的学生躲在赵先生房中，赵先生就叫他去小饭店里叫客饭。这些事，赵先生自己从不提起，领导上当然也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也并不看重，他们所注意的无非是长头发、破长衫之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名士风度。 1960年代初，忽然看不到赵宋庆先生了。一打听，才知道他回到镇江老家去养病了。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逝于1965年。 直到逝世，赵宋庆先生还是副教授。因为他学问虽好而著作不多。大概只在建国前出过三本书：两本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天文学《秋之星》和《天堂巡礼》，还有一本是大江书铺出版的译作《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那时，已经以“成果”的多少来定职称了。 不久，凶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大家自顾不暇，也就想不到已从人们视野中消逝了的赵宋庆先生了。偶尔想起的，倒庆幸他的早逝。如果他还活着，而且还住在复旦，那就不是光剪去长头发所能了事的。待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逐渐复苏的时候，却已经物换星移，另是一番气象了，赵先生的形象早已被人们所淡忘。而现在，即使在他长期任教的复旦中文系，知道这位硕学之士的人也已经不多了。
第二部分应世尚需演戏才——记赵景深先生（1）…（图）
在《随笔》杂志1996年第2期上读到陈四益老弟的大作：《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引起我对赵先生的回忆，也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每欲下笔，却又迟疑，因为赵先生的形象很难把握。我这里所说的形象，不是指外形，而是指内在性格。就外形而言，赵景深先生矮笃笃、胖墩墩，圆乎乎的脸上笑口常开，像尊弥勒佛，倒是很入画的，但是个性并不突出，没有棱角，很随和，有时随和得近乎迎合。不过，在随和与迎合中，又隐露出他的自我。这样，就给形象的描画带来了难度。 我刚到复旦大学读书时，思想改造运动刚刚过去。高班同学和青年教师还常常谈起运动中的情况，各位老师的轶事，时有所闻。他们的行事，正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陈子展先生傲骨铮然，对积极分子们的无理指摘，当场顶回，根本不买账，表现出一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刘大杰先生很爱面子，在领导小组抛出某些材料后，他觉得无颜见人，于是急得跳入黄浦，不过救起之后，也能痛加自责，终于过关；而赵景深先生呢，则很能顺应时势，对自己过去种种，深加检讨，获得了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的光荣。不过听说他老人家刚刚在大会上痛哭流涕地检讨过，散会后走到校门口，就在小食摊上笑嘻嘻地大吃起小笼包子来，刚才种种，完全弃之脑后，因而内心也并未留下多少痛苦。好在领导上只要你能顺着他的思路发言，按照他的要求检讨，门面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