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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来。再加上子展先生虽有湖南人“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缺乏讲机变善妥协的灵活性，这就难免要吃亏了。 建国之初，军代表和党组织还是重视子展先生的。当初的军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曾经登门拜访，请子展先生出山，但是，他不肯出山。理由是：共产党困难时，我应该帮忙；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但是，真空总是需要有东西来填补的，既然你不肯出来，总有人会出来占据这个位置的，而做领导的，也少不得有帮场的人。所以，新的积极分子受到领导人的赏识，也是必然之事。这个道理，子展先生未必不晓得。但最使他恼火的是，出来跟着新的领导走，成为新的积极分子的，竟是他一直与之斗争的“公馆派”。所谓“公馆派”，就是子展先生所指当年经常出入于章益校长公馆的人。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一个权力者倒了之后，追随者改为去追随新的有权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本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中国有五朝元老，多三代红人。何况，现在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有人能悟今是而觉昨非，追求进步，靠拢领导，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而政治家们则总是较为看重现实的需要，远甚于已成陈迹的历史。而且，即使子展先生能够慨然出山，凭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去迎合领导，而难免要自行其是，冲突是早迟间事。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2）
然而，形势逆转之快，却使当事人难以接受。子展先生感到愤怒，他写了一封信给党委书记，说你当初虽曾支持过我，但现在却跟一些人一起迫害我了，因而严加指摘。当时，有人要调他到北京工作，他也回绝了，而提出要回湖南老家去。后经陈望道校长劝说，虽然仍留在复旦，但心情总是不舒畅的了。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受到挫伤，特别是有人借故指责他的讲稿陈旧，很使他愤然。于是他干脆待在家里，不再上课。 子展先生虽然离群索居，但是仍旧难逃1957年的劫难。 本来，子展先生不出席会议，不参加鸣放，不为“阳谋”所动，该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了。但不料却有人打上门来。来者是一位老相识，建国后做了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很是走红，却为子展先生所看不起。这回他声称是代表党来通知陈子展必须参加会议，子展先生一下子火气就冒上来了，立刻顶上一句：“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原是骂那位盛气凌人的来者的话，但汇报上去，却成了是骂共产党的话了。于是罪莫大焉，子展先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教授级别从二级降到四级。但是他硬是不买这个账，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且留起长胡子，仍旧关在家里研究《诗经》、《楚辞》。子展先生虽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但从不去通路子，而是自己硬顶着，这很令人肃然起敬，连复旦党委中有些人在私下里也称赞他“耿介”，说他认识那么多中央大佬，也从来不去找他们。但后来，上面还是知道了此事，中央统战部出面过问，复旦才于1959年10月间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原来是要他先承认错误，做个检讨的，但子展先生硬是不肯，也只好作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子展先生被迫离校，进了牛棚，后来又下到班级，接受监督，有时还要跟班下乡劳动。有一段时期，我和他分在一个小组，又同为改造对象，常在一起劳动、休息，得有机会经常聊天。子展先生很健谈，你只要提个头，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谈文学、谈历史，但从来不谈他与那些大佬的交往。工宣队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当然在被清理之列，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但批判之后，同学们对他不是痛恨，倒反而尊敬，有些另眼相看了。因为这个老右派却原来是个老革命，而且是根硬骨头。人们在运动中虽然常把那些硬骨头叫作“顽固派”、“死硬分子”，但内心里还是给予很大的敬意的；倒是对那些随风转的风派人物和一压即屈服的软骨头，很有点看不起。所以，在“文革”期间，学生们对于子展先生倒也并不特别为难。只是，他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是国民党找他麻烦，后来共产党又找他麻烦？就像哈姆雷特思索“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一样，老是解不开这个结。 “文革”结束后，子展先生搬到复旦渝庄来住，生活也较为安定一些，那时，他虽已80多岁高龄，但仍奋力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终于完成了《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两本大部头著作，出版后，很得学术界的好评。《诗经直解》出版后不久，王蘧常先生曾送我一副章草对联，附带提了一个条件，要我向子展先生要一本《诗经直解》签名本给他。他们原是朋友，但子展先生却忘记送书了。 子展先生建国前曾出版过《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等书，前两本书还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就学术水平而言，《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毕竟是后来居上，它们是作者沉潜多年的发愤之作。子展先生自己说：“愚治《诗》旨在与古人商榷，治《骚》旨在今人辩难。”即使在艰难困顿之中，即使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他仍不忘与人论辩争斗也。 此之谓陈子展先生！
第二部分不肯跟风的独行者——记蒋天枢先生（图）
时下，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蒋天枢先生也因整理《陈寅恪文集》并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而出名。其实，蒋先生是一个不求闻达，不计利益，一生埋首书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和对学术的痴心，别无他求。所以，当上海古籍出版社将2000元整理编辑费开给蒋先生时，却被他退了回去。他说：为老师整理遗著，是决不能取酬的。真是古道可风。 蒋先生不但自己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以此诲人，对学生的要求也相当严格。他给我们上先秦两汉文学史，是我们刚入学那一年。那时，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做着作家梦进入中文系的，因为能写几句文章，或者曾诌过几首小诗，个个以才子才女自居，很以为了不起。入学之后，方知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教学、研究人才的，失望之余，难免觉得有点闷气，再加以一上来就读佶屈聱牙的《盘庚篇》，读解释得很牵强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实在提不起兴趣来。蒋先生知道这情况，就花了两节课时间来务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蒋先生在两节课内讲了很多话，我大都已经忘却，但有两点，因为课后同学们时常议论，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是要我们扎扎实实做学问，首先要把基础打好，以后才能搞研究，不能凭着兴趣读书；二是不要急于写文章，特别是不要去写“报屁股”文章，蒋先生调侃道：“你们急于在报屁股上发一些豆腐干块文章，无非是想买花生米吃，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此后同学们谈起蒋先生来，总喜欢学他的话，说“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不要写报屁股文章”。可见他的务虚课给我们的印象之深。——当然，蒋先生叫我们不要急于写文章，与日后复旦某些领导人反对个人写文章是不同的。蒋先生是要同学们先打好基础，再写文章，而复旦某些领导人则是把个人发表文章当作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来批判，完全是两种思路。 蒋先生还要我们每人写一篇自述，谈谈自己以前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古典文学的基础，以及今后的学习打算和志趣，目的是在因材施教。那时候，我的兴趣全在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所读古书不多，基础很差，不足以应付中文系的功课，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基础了。在蒋先生的引导和督促之下，这才硬着头皮读古书，水平渐渐有所提高。记得在一两年之后，蒋先生已不教我们班级的课了，他在路上碰到我时，还叫住我，了解我的读书情况，询问我古书阅读能力和古文表达能力是否有所提高，老师这种认真的精神，使我不敢过分偷懒。 至于如何打基础，蒋先生对我们倒没有提出太高的要求。大概因为我们当时还是本科生的缘故，所以他只要求我们读一些基本文学典籍，如《诗经》、《楚辞》、汉赋、乐府等。但他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就不同了，后来他指导章培恒兄研究先秦文学，就要求他从《说文》、《尔雅》读起，并标点《史记》、《汉书》。这大概是本着陈寅恪的学文先识字的主张，也是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蒋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出身，曾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走的就是他们这条路子。他自己做学问认真，基础扎实，不轻易动笔，更不肯跟风赶时髦。1950年代学术思想大变动，学者们忙于捐弃旧我，急于用新观点来教课和写文章，而蒋先生却坚持原来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仍旧走自己的路，不为时势所左右，很有乃师陈寅恪的风度。他提交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不是当时流行的什么“人民性”、“倾向性”之类，而是《诗大明“缵女维莘”考释》，对“缵女维莘”四个字考释了将近两万字。 蒋先生对于他的老师，极其尊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多有描述。陈寅恪对这位学生也是非常信任，在他目盲不能看书之后，就把许多书交给蒋先生。蒋先生家中放不下这许多书，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记得在1959年大跃进岁月，别人都在忙于快速编书放卫星，蒋先生则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系里整理陈寅恪的藏书。我当时借住在系办公室，常在一旁陪着聊天。蒋先生平时非常和气，但是，为了维护老师的学术威望，有时却难免动怒。有一次他在路上见到我，老远就把我叫过去，板着面孔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