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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进入心理学实验室以来，我做了一些实验，这些实验很快使我确信感觉材料和“简单的”观念或印象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它们是虚构的——是基于把原子学说（或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见下文）从物理学搬到心理学的错误企图的发明。格式塔心理学的支持者们也持有类似的批判观点，但是我却觉得他们的观点不够彻底。我发现我的观点与奥斯瓦尔德·屈尔佩及其学派（符茨堡学派），特别是布勒和奥托·塞尔茨的观点相似。他们已经发现我们并不用意象来思维，而是用问题及尝试性的解决方法思考。我想，发现我的一些结果已被别人抢先达到，尤其是已由奥托·塞尔茨抢先达到，这是使我离开心理学的一个次要动机。
放弃我花费数年时间研究的发现心理学和思维心理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下列顿悟而达到了顶点。我发现联想心理学——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心理学——不过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翻译为心理学术语而已。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讨论“人是必死的”之类的陈述。这里是两个“术语”和一个“系动词”把它们连接或联合起来。把这译为心理学术语，你将会说思维在于把人的“概念”和必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只需记着这一点去读洛克的著作就会看到是怎么回事：他的主要假定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有效性，并且它描写了我们主观的心理学的思维过程。但是主谓逻辑是一种非常原始的东西。（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与一小部分朴素的集合论不适当地混在一起的一小部分布尔代数的解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竟仍然会把它错认为是实验心理学。
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把一个含糊的逻辑学说翻译为一种所谓实验心理学的机制仍在运转，而这种机制甚至对布勒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也有危险。
因为，在布勒同意并且大为赞赏的屈尔佩的《逻辑学》中，论据被认为是复杂的判断（这从现代逻辑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错误）。结果在判断和论证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区别。进一步的结果是，语言的描述功能（它与“判断”相对应）和语言的论证功能是同一回事；因此，布勒未能像他早已分辨言语的三个功能一样，看到论证功能也能明确地区分开来。
能够把布勒的表达功能与他的交往功能（或符号功能、发放功能）区分开来，是因为动物或人即使没有被刺激作用的“接受器”也能自我表达。能够把表达和交往功能与布勒的描述功能区分开来，是因为动物、人类都能传达恐惧，而毋需描述恐惧的对象。而后我发现能够把描述功能（按照布勒的意见，是人特有的高级功能）与论证功能明确地区分开来，因为存在着像地图一样的语言，它们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论证性的。（顺便说一句，这使得地图与科学理论之间大家熟知的类比成为一种特别不幸的类比。理论基本上是论证的陈述系统：它们的主要点是它们用演绎法说明。而地图则是非论证性的。当然，每一个理论也是描述性的，如一张地图那样——正如它像所有的描述性语言一样是交往性的，因为它使人们得以行动；并且也是表达性的，因为它是交往者的“状态”的征候——这个交往者也许碰巧是台计算机。）因此有第二种情况，即逻辑上的错误导致心理学上的错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语言学倾向的心理学和先天的生物学需要的心理学是人类语言的使用和成就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对逻辑的研究要优先于对主观思维过程的研究。并且它使我非常怀疑我那时接受的很多心理学理论。例如：我开始认识到条件反射的理论是错误的。不存在像条件反射那样的东西。必须把巴甫洛夫的狗解释为在获得食物方面寻求不变量（这方面基本上是“可塑的”，换言之，通过试错法可进行探索），并且解释为形成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期望或预期。人们可以称这一点为“条件”，但它并不是作为学习过程的结果所形成的一种反射，而是对所预期的东西的一种发现（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发现）。因此，用这种观点来看，甚至巴甫洛夫的表面上是经验的结果和别赫捷列夫的反射论以及大部分现代学习理论的结果都已证明，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影响下错误地解释了他们的发现；因为反射论及条件理论，不过是翻译为神经病学术语的联想心理学。
1928年，我递交了哲学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尽管是间接地，但它是这些年我对思维心理学和发现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我终于离开了心理学。我留下了未完成的心理学工作，甚至没有在我写的大多数稿子中留下一篇誊清的稿子；而《论思维心理学中的方法问题》这篇论文是仓促写就的，起初只是打算将其作为我的心理学工作的导论，虽然是我转向方法论的标志。
我认为我的论文很糟，我甚至从没有再看它一眼。我还感到我的两次“严格”的考试（“Rigorosum”是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公开口试的名称）也很糟糕，一次是考音乐史，另一次考哲学和心理学。布勒以前考过我心理学，没有问我任何心理学方面的问题，而是鼓励我谈一下我对逻辑以及科学逻辑方面的观点。石里克主要考我哲学史，我在回答莱布尼兹的问题上是如此糟糕以致我认为我的考试不及格。当我听说我以最高分数“得到一致同意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这两科考试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然我轻松又愉快，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克服我理应不及格的感觉。
无尽的探索16．知识理论：《研究的逻辑》
16．知识理论：《研究的逻辑》
我在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成为合格的（初级）中学数学和物理学教师。为了这次取得资格的考试，我写了一篇关于几何学中公理问题的论文，其中有一章论非欧几里得几何。
只是在哲学博士考试之后，我才根据事实综合考虑，以前的想法变得清晰了。我理解了为什么从培根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科学理论——自然科学是归纳科学，而归纳是通过反复的观察或实验而建立或辩护理论的过程——如此根深蒂固。其原因是：科学家们必须把他们的活动与伪科学以及与神学和形而上学划分开来，而且他们从培根那里接受了归纳法作为他们的分界标准。（另一方面，他们渴望用在可靠性方面可与宗教来源相比拟的知识来源来为他们的理论辩护。）但是多年来，我掌握了一个更好的分界标准：可检验性或可否证性。
因此，我不陷入分界的困境就能抛弃归纳法，而且我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应用我的试错法成果：用演绎方法论来代替归纳方法论。通过对理论的演绎结果的否证和反驳而对理论加以否证和反驳，显然是一种演绎推理（modus tollens）。这种观点意味着：科学理论，如果未被否证，将永远是假说或猜想。
因此，科学方法的全部问题就澄清了，同它一起澄清的还有科学进步的问题。进步在于向告诉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的理论——具有更丰富内容的理论移动。但一个理论说得越多，它排斥和禁止的东西就越多，并且否证它的机会就越多。所以具有更多内容的理论能够受到更严格的检验。这种考虑导致了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科学进步成了并不在于观察的累积，而是在于推翻不那么好的理论并且用更好的理论，尤其是内容更丰富的理论代替它们。因此在理论之间存在着竞争——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
当然，我们认为只不过是猜想或假说的理论不需要辩护（更不需要用并不存在的归纳法来辩护，任何人对这种归纳法都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的描述）。然而，根据对相互竞争的猜想的批判讨论，我们有时候能够提出一些理由来选择其中的一个猜想。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并且——如果我可以如此说的话——是非常严谨的。但是它与马赫派实证主义者以及维也纳学派的维特根斯坦派所说的迥然不同。我于1926或1927年听说过这个学派，先从奥托·纽拉特在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后是在他给社会民主青年团的一次谈话中听到。（这是我曾参加过的惟一的一次党派会议，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自1919或1920年以来对纽拉特已有一点了解。）我阅读了维也纳学派和恩斯特·马赫学会的纲领性文献；尤其是我的老师，数学家汉斯·哈恩所写的一本小册子。此外，在我写博士论文前几年我读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以及已出版的卡尔纳普的一些著作。
我很清楚，所有这些人与其说是在寻找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分界标准，不如说是寻找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分界标准。并且我也清楚，我原来的分界标准要比他们的更好。因为，首先，他们正在企图找到的标准使形而上学成为无意义的胡说，十足的胡言乱语，而任何这种标准必定导致困难，因为形而上学思想常常是科学思想的先驱。其次，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分界不过是转移问题。正如维也纳学派所承认的，那需要另一个标准，即区别有意义与无意义的标准。为此，他们采取了可证实性，这种可证实性被认为就是可被观察陈述证明。但这只是表述归纳主义者的由来已久的标准的另一种方法；在归纳与可证实性两个概念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