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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是实证主义者，因此也是贝克莱－马赫传统的认识论唯心主义者。当然他们并不承认他们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把自己说成是“中立一元论者”。但根据我的见解，这不过是唯心主义改头换面的另一名称，而在卡尔纳普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或者正如他称之为方法论的唯我论）是作为一种工作假说而被相当公开地接受的。
我相当详细地研究了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写了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未发表）。从我达到的观点来看，这是相当一目了然的。我只认识一个我可以把这些想法向他说明的人，他就是海因里希·贡佩尔茨。关于我的一个主要观点——科学理论始终是假说或者猜测——他要我去查看阿历克西斯·梅农《论假定》一书（1902年德文版），我发现这本书不仅是心理学主义的，而且暗地里假定——正如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1900，1901年德文版）一书中认为的那样——科学理论是真的。若干年来，我发现人们很难承认理论在逻辑上是与假说相同的。盛行的观点是假说是尚未被证明的理论，而理论是已被证明的，或已被确证的假说。甚至那些承认所有理论都有假说性质的人仍然相信理论需要某种辩护；如果理论不能表明是真的，那么它们的真理性必须是高度可几的。
根据我的意见，在所有这一切中的决定性论点，即一切科学理论的假说性质，是爱因斯坦革命的一个相当平常的结果，它表明：甚至极为成功地经过检验的理论，例如牛顿的理论，也应该认为只不过是假说，是对真理的接近。
由于我拥护演绎主义——理论是假说…演绎体系，以及科学方法不是归纳的观点，贡佩尔茨建议我去请教维也纳学派的一个成员，《科学方法的基本形式》一书的作者维克多·克拉夫特教授。《科学方法的基本形式》是对在科学方面实际使用的若干方法的最有价值的描述，并且它表明至少一些方法不是归纳的而是演绎的——假说…演绎的。员佩尔茨把我介绍给维克多·克拉夫特（与朱利叶斯·克拉夫特没有关系），我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一座公园“人民公园”里与他会过几次面。维克多·克拉夫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维也纳学派成员（除非我不把齐尔塞尔包括在内，根据费格尔的说法，他不是维也纳学派成员）。他准备认真注意我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比我后来遇到的大多数成员更认真。但是我记得当我预言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会发展为新形式的烦琐哲学和咬文嚼字时，他是多么震惊。我认为这个预言实现了。我提到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对概念的阐明”的纲领性观点。
在1929年或1930年（1930年以后我终于被任命为中学教师），我遇到了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个成员赫尔伯特·费格尔。这次会面是由舅舅瓦尔特·施夫——维也纳大学的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安排的，舅舅知道我的哲学兴趣，他成为我一生中决定性的人物。我在朱利叶斯·克拉夫特、贡佩尔茨以及维克多·克拉夫特对我的观点所表现的兴趣中得到鼓励以前，已得到了一些鼓励。但是虽然他们知道我已写了许多（未发表的）论文，但他们谁也没有鼓励我去发表我的思想。贡佩尔茨使我对发表任何哲学思想都是困难得没有希望这一事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代已经变了。）维克多·克拉夫特论科学方法的重要著作只是靠一项专门基金才得以发表这一事实支持了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通宵达旦的交谈期间，赫尔伯特·费格尔告诉我他不仅发现我的思想是重要的，几乎是革命性的，而且我应该以书的形式发表它们。
我从来没想到要写一本书。我基于对这些问题的纯粹兴趣发挥了我的思想，并且为我自己而把其中一些写了下来，因为我发现这不仅有助于把它们弄透彻，而且对于自我批判也是必需的。那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非正统的康德主义者，并且是一个实在论者。我对唯心主义作了让步：我们的理论是由我们的心主动产生的，而不是实在给我们打下的印记，并且它们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然而我强调否证是与实在的正面冲突。我也把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论解释为符合我们的理论总有假说性质的观点。我也自认为是伦理学上的康德主义者。而且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认为我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简直就是阅读康德著作的结果，是理解了他的一些论点的结果。
我认为：没有赫尔伯特·费格尔的鼓励，我决不会写一本书。著书既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也不适合我对待自己所采取的态度。我恰恰没有把握的是，我感兴趣的是否别人也有足够的兴趣。再者，在费格尔去美国之后就再没有人鼓励我，我把我和费格尔的使人激动的会见告诉了贡佩尔茨，他明确地劝阻我，我父亲也是如此，他担心我最后会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的妻子也反对这个想法，因为她要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和她一同去滑冰和爬山——这是我们俩最喜爱的运动。但是一旦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她便自学打字，而且自从那以后她把我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打了许多遍。（当我打写的东西时，我总有遗漏——我习惯于做太多的修改。）
我写的这本书论述了两个问题——归纳问题和分界问题——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我把这本书叫做《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对叔本华的一部著作标题（《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引喻。
一旦打好了几章，我便马上把它们交给我的朋友和在教育专科学院的一位老同事罗伯特·拉默尔审阅。他是我所遇到过的一个最认真、最苛刻的读者：他对于没有彻底明白的每一个论点，论据中的每一点遗漏，以及我留下的每一处不精练的结尾都提出了质疑。我相当快地写完了初稿，但是由于听到拉默尔的不断的批评，我决不再写得那么快了。我还学会了决不为人们对我所写的任何东西提出不够清楚的责备进行辩解。如果一个认真的读者发现了不清楚的段落，那就必须重写。所以我养成了始终一遍又一遍写了又重写使文章简练明了的习惯。我认为这个习惯几乎应完全归功于罗伯特·拉默尔。可以说我写作时仿佛有人经常在背后看着我，不断地向我指出不清楚的段落。当然我非常了解：一个人决不能够预知一切可能的误解；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想到那些希望读懂的读者，是能够避免一些误解的。
通过拉默尔我较早就结识了弗朗茨·乌尔巴赫，他是在维也纳大学镭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实验物理学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音乐是其中之一），他给了我许多鼓励。他还把我介绍给弗里茨·魏斯曼，他第一个表达了著名的意义标准，那么多年来维也纳学派认为这个标准就是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魏斯曼对我的批评很感兴趣。可以这样说，我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倡议，我才第一次应邀在形成了维也纳学派光环的一些“外围”团体中宣读批判维也纳学派观点的一些论文。
维也纳学派本身——正如我所了解的，石里克的私人学术研讨会——是在星期四晚上聚会。其成员只是那些由石里克邀请参加的人。我从未受到邀请，我也从不转弯抹角地要求得到这种邀请。但是还有在维克多·克拉夫特或埃德加·齐尔塞尔的寓所以及其他地方聚会的其他一些团体，而且还有卡尔·曼格尔著名的“数学学术讨论会”。有几个我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团体邀请我去介绍我对维也纳学派主要学说的批判。正是在埃德加·齐尔塞尔的寓所里，在一间挤得满满的房间里，我宣读了我的第一篇论文。我仍然记得这次怯场。
在一些早期的交谈中，我还讨论了与概率论有关的问题。在所有现存解释中，我发现所谓的“频率解释”是最使人信服的，而理查德·冯·米塞斯形式的解释又似乎是最使人满意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困难问题，尤其是如果人们从概率陈述是假说的观点来看它，那就更是如此了。因此中心问题是：它们是可检验的吗？我试图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一些次要的问题，而且从那时候以来我已多方面改进了我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一些一直没有发表。）
维也纳学派的若干成员，其中有一些参加了这些会议，邀请我亲自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当中有汉斯·哈恩（他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菲利普·弗朗克以及理查德·冯·米塞斯（在他们对维也纳的频繁访问时）。理论物理学家汉斯·梯尔林邀请我在他的学术研讨会讲话；卡尔·曼格尔邀请我作为他的学术讨论会成员。正是卡尔·曼格尔向我提议我应当试图把他的维度理论应用在可检验性程度的比较上（我向他请教他对这一论点的建议）。
1932年初，我完成了那时被看作是《知识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书的第一卷。书一开头主要是对维也纳学派学说的批判性讨论以及对这个学说的纠正，也用了一些很长的章节致力于对康德和弗里斯的批判。这本一直没有出版的书，首先由费格尔读过，然后是卡尔纳普、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