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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得很周全。只有感到危机的人，才能想得周全。
他不爱应酬，不爱喝酒，不爱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读理论书籍，也读政治小说。读报花的时间也不少，重要的用红笔画上，然后由秘书剪下来。他总要把本职工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研究，还把心得体会写下来。报纸杂志就向他要文章。《检察日报》为他开了一个专栏，每周星期三发一篇，最后结集出版，曰《周三杂记》。他有一项业余爱好，就是收集毛主席像章，收集了很多，举办过展览。
他很平淡而正统地生活着，远离声色犬马，很有心思反腐败，能够静下心来深入研究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因为思考，而产生危机感；因为研究，而想得很周全。
整日歌舞升平，吃喝玩乐，一天一小宴，两天一大宴，那就很难保持他这样一种心情了。他的心情保持得很好：客观，冷静。面对检察工作，必须是这种心情。
这是一种静态。他在静态中思考和研究。
越思考，越研究，工作任务就越重，越多，越细。他必须赶快坐上那部性能良好的轿车，风驰电掣地去办。
这是一种动态。他在动态中操作和指挥。
把陈晓颖派上阵去就是一种操作。
告诉陈晓颖怎么干就是指挥。
他坐在小车里用手机与各方面联系，发布指示，部署工作。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不断超越前面的车辆。他不怕危险。曾经出过一次车祸，也不接受教训。他要赶时间。他经常在午间和夜间出动，正好给支持不住的身体留个休息时间。他躺在后排座位上睡得很香。那次车祸就是在睡梦中发生的。
到各个分级负责的办案点上去已经很劳累，都需要他听情况，拿主意。
但他还有额外的任务。
新闻舆论对反腐败的宣传报道是很敏感的，遇有重点题材，定会抓住不放。一般情况下，在案子还没有查结时，是不让报道的，把记者拒之门外。但侯磊不这样，他很尊重记者。自己也是搞文字出身，知道舆论宣传的价值和作用。他接待记者，在不涉及机密的范围内，谈一些情况，利用舆论监督，推动案件查办。
这也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一个重要步骤。
查办李真这个案子，从上到下，情况都很复杂。在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之前，谁胜谁负，很难预料。有时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平衡，对立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这时候如果给予宣传报道，借用一下舆论监督的力量，就等于向天平的一方，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砝码，立刻打破平衡，出现新的转机。
面对复杂的局面，面对全方位的阻力，侯磊不得不想到这一切。
如果他只知道孤立地指挥专案组，而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测、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消解不利因素，引导舆论，造成声势，他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很可能最后失败的是他侯磊。
所以他要抓宣传报道。
干什么事总是要先造成舆论，何况反腐败这样的大事？群众迫切想知道李真的事情，那就让大家知道好了，天不会塌下来。
新华社记者就李真案件做了出色的宣传，对案件查办发挥了促进作用，社会效果也非常好。
记者们感谢侯磊检察长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
侯磊说：“我还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李真受审纪实22、“精神体操”
那位同志非常高兴，终于拿下来了！自己审了很长时间没有拿下来，陈晓颖一天就拿下来了，他由衷地钦佩。不过，这也可以看成是以往努力的继续和延伸，也有他的一份心血含在里面。由于敬佩使他跟陈晓颖成了好朋友，分手后仍保持联系，按季节把南方的新茶给陈晓颖寄来。
不过他造成的“后遗症”也够陈晓颖受的了。当时也没觉得“这是我们领导”的定位有多么麻烦，心想突击审完了也就完了，人一走茶就凉，还到哪里去找领导？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虽然一天就突破了，但接下来还要一笔一笔地补口供，找证据，前前后后，来来去去，讯问本人，内查外调，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里，你得维持“既定领导”的角色，这就难了，但想纠正却没有办法，一是有保密规定，二是李真那里也通不过。
陈晓颖一开始还真没意识到，这个“既定领导”有多么大，是李真回到监所，对同室的人犯们一吹嘘，才知道了自己的“级别”。
从监视器里，陈晓颖等几个弟兄们看到，李真回到号里，激动非常，来来回回地走遛儿。同室的“狱友”们仰视着他，不敢吭气。忽然他站定了说道：“你们知道吗？今天审我的是个副部级干部，用的全是外语。”
是啊，那位同志已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局长了，那位同志的领导最次也得是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吧，说是副部没准还说小了呢。李真觉得只有败在这样的高级干部的手下，才算有面子，才能继续顺顺当当地交待问题。所以你千万不能否认，但也不能承认，什么也不说就是了，我们只是“陈组长”，有时候称“陈检察长”，也没错，根本就是检察长嘛，至于理解成哪一级的检察长，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要保密，不能做任何解释。保密救了唐山市检察院这几个弟兄们。
也许是他对陈晓颖的学识太崇拜了，一时也对那些档次不高的“狱友”们说不清楚，所以就玄而又玄说了一句“用的全是外语”，一下子就把他们全打蒙了，同时自己能听懂外语，也显得很不简单。
从6月18日到6月25日，陈晓颖带领助手，向李真一笔一笔地落实口供，做笔录。他还得绷着劲儿，内紧外松，讲究技巧——噢，李真排斥这个，那么换个词——艺术。这就是说，他还得背书，还得旁征博引，孔子怎么说，老子怎么说，周文王被囚禁而演《周易》，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唐诗汉赋，宋词元曲——这的确是艺术。李真认这个。没有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文学知识做后盾，这8天还真对付不下来。李真随时可以不说，也可以翻供，但是他没有。顶多有的问题想隐瞒一下，可是在陈组长的开导下，最终还是都说了。没有一回故意闹别扭，而是老老实实地一笔一笔地说，说完看记录，看完记录签字画押。
陈晓颖没有催他，喝着茶水，抽着烟，一点也不着忙。抠笔录的是他的助手。他只负责说，给李真开精神饭馆。李真说完一笔，就跟陈组长探讨一个问题。
李真说《论语》的有些观点和思想还是很好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但现在他可没有那种雄心壮志了，他想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陈晓颖便引述《论语·先进篇》说，子路要治理“千乘之国”，孔子不赞成，却很欣赏曾皙“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个人的志向是由自己的心境所决定的，孔子周游列国失败，没有一个国君让他当官，“封疆大吏”的美梦做不成了，所以他才羡慕曾皙到河里去游泳，并迎风起舞与高歌。
这很符合李真当时的心境，听后感觉极好。
他感慨地说：“曾皙多好啊！那才叫生活。”
说罢闭上双目，暇想起来。
陈组长是在给他做“精神体操”。准备活动做好了，上场交待问题才出成绩。
这种“精神体操”也包括感情交流。给他改善伙食，给他看病。这都比较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的是陪着他流眼泪。这可不是装出来的，也不能像演员似地往眼睛里抹辣椒水。当陈晓颖说道，李真的儿子可可，既可爱，又可怜时，李真哭了，李瑛眼睛里也转泪珠儿，一个高大的“东北”汉子能够这样，是很感人的，而任宪瑞则毫不犹豫地把眼泪掉了下来。李真一下子被感动了，当时没说什么，因为那是第一天，大家还不熟。过后提起这件事，他说：“老李，小任，我真没想到，你们能这么有感情！”
李真过去是不可一世的高干，现在跟几个刑事犯人关在一起，虽然大部时间都很听他的，但上来匪劲儿，也拿这个“高干”出气。有一次开饭时，别人都去吃饭，却罚他在墙根站着。李瑛从监视器里看到这一情况，走到院子里喊：“李真干什么呢？”李真不敢如实回答，说：“没事。”老李便发了火，大声说：“谁让你站着呢？胆子这么大！”对此李真感激万分。
在闲谈中李真说，我曾经藏在袜子里一个曲别针，打算钉不住了，就往电源插座里一插，结束生命，反正是早晚的事。现在没这个打算了，把曲别针扔了。
但是李瑛、小任不敢掉以轻心，让监所工作人员从插座里面把电线掐了，外面还把插座盒盖上，像没动过一样，让李真看不出来。但是工作人员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一个犯人！他们就把整个插座取走了，明确告诉你，不许自杀。
老李、小任却不是这么简单行事的，他们牢记陈检用老子的话对他们的教导：“天下大事必做于细。”一个插座的两种不同处理，具有了文野之分，前者显得很文明，很含蓄，后者却是毫不客气的警告。本来李真是出于对李、任二位的信任，才告之这一秘密的，二位理应以信任回报之，所以插座从外表上看没有动，但为了保险，必须从里面把电线掐掉。
没有这些处心积虑的细致，怎能赢得李真心甘情愿的交待？
不过李真看到插座被取消后，也并没有不高兴，只是说：“我还不至于那样吧？到现在还不信任我。”显得很委屈的样子。
李真受审纪实23、出色导演
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