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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日（12月 7日），沈葆桢在《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中认为：“中国匠徒能放手自造，与遣散洋匠两
无妨碍”。于是，他决定按合同如期遣散洋员洋匠。沈葆桢还指出：“此后如为节省经费起见，则停止造船”，那么
“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可虑”。因此，他建议每年“仍造船两号，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而洋人
辛工岁可省十余万”。他意识到“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要求派遣前、后学堂学
生分赴法、英两国留学，以“窥其精微之奥”，①迎头追赶西方先进的造船与驾驶技术。总理衙门对沈葆桢的建议表示
赞赏，并将其同意每年造船 2艘和拟派留学生赴法、英的意向函告左宗棠。左宗棠在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说：“幼
丹诸疏，语语切实，能见甚大。尊疏议允其每年造船两只，庶几有基无坏，日起有功，洵为开物成务要图”。“今幸闽
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
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②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874年 2月
16日），由左宗棠与日意格等所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的 5年限期届满，福州船政局辞退了外国员匠，进入自造轮船阶段。
应该指出，外国员匠在福州船政局受雇期间并非尽心竭力，他们“大率唯利是趋，节黠者又居其半，动辄挟制居奇”。
③并且“随事沾沾自喜，虽极平常之法，亦不胜珍惜，必几经催促，而后出以示人”。①“日意格等本非精于造船之人，
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邦机器，外国通行已久，而该局迟至光绪年间始行改用”。他们还
故意拖延工程进度，“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留以食薪饷，往往派华匠造一器，必先宽其期；有先期而成者，必以为不
中程式弃之”。②这是应当引以为训的。
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如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制成，其排水量仅 1500
吨，而此时英国所造成的“朱庇特”
号轮船的排水量已达 10000吨。③但是，不能就此来否定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要求福州船政局在短短几年中就赶上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造船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近代造船业能够从无到有，且培养了轮船自制和驾驶人才，这是
应当肯定的。至于同治十年十二月（1872年 1月）清朝内阁学士宋晋所说：“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
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④，对福州船政局大加指摘，无
非表现出封建顽固派的目光短浅、冥顽不化。而 1874 年英国势力所操纵的《北华捷报》把福州船政局说成“不过是个
大玩具而已，完全
①［清］沈葆桢：《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四。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至四一。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册，第 207页。
①《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册，第 193页。
②《光绪六年六月初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等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247页。
③［美］罗林森：《中国为发展海军的奋斗》（J。L。Rawlinson ，China'sStruggleForNavalDevelopment，
1839—1895），第 52 页，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
④《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05页。
无用“①，则是纯属诬蔑不实之词。福州船政局恰是在不断提高造船技术方面求生存的，在其创办 21 年后的 1887
年，它的发展情况是：”昔者匠作悉借洋员，今则尚象考工，华人能集其事也；昔者机器购由外国，今则绘图模式，厂
所各擅其能也；昔者船皆木质，器尽立机，马力不过百五十匹，今则由木质而铁胁，而快船，由立机而卧机，而康邦，
其马力且由七百五十匹推而大至二千四百匹也。“②总之，由左宗棠创办的的福州船政局，使我国有了第一家机器造船
工厂，有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派出了第一届留学欧洲学生，有了第一代轮船布防于沿海 7省。这些，为左宗棠和福州船
政局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①《北华捷报》，1874年 3月 5日。
②《船政奏议汇编》，卷三五，页一八至一九，光绪戊子（1888年）刊本。
第五章用兵陕甘
一、“进剿”捻军
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而改任陕甘总督，纯系清廷鉴于“回氛甚炽”，而前往陕甘总督杨岳斌“办理未能有效”，便以
“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为由，特授左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圉”。
①这样，左宗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交卸闽浙督篆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的近 7年时间内，先后镇压了捻军
和陕甘回民起义，在其历史上又留下了暗淡的一面。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十日（1866年 12 月 16 日），左宗棠从福州启程，拟经江西、湖北、取道河南赴京“入觐天颜”。
十二月间，他行至江西九江，忽接清廷于初六日命其“驰赴甘肃督办军务”、“暂毋来京陛见”的谕令。紧接着，清廷
于十六日和十九日又因陕西巡抚刘蓉对捻军督剿不利，复令行至湖北的左宗棠“带兵迅即入秦，杜贼窜鄂”。①清廷亟
切盼望左宗棠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镇压下去。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活跃于安徽、河南和山东西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咸丰三年
（1853年）太平军北伐路过安徽、河南，捻党纷纷响应，捻军起义由此兴起。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首领齐集
于安徽蒙城雉河集，推举张乐行（又作张洛行）为盟主，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规定“各旗统将皆听盟主
调遣”。②咸丰七年（1857年），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后又加封“沃王”，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
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僧格林沁部进攻雉河集，捻军战败，张乐行被俘遇害，其余捻军转战各地。次年，太平天国
因天京失陷而基本失败后，太平军北方余部在遵王赖文光率领下与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统率的捻军会合，组成“新
捻军”。新捻军依据太平军的编制进行整编，并改步兵为骑兵，提高了在北方平原作战的战斗力，于同治四年（1865年）
在山东曹州（今荷泽）全歼清军僧格林沁部，随后又重创前来反扑的曾国藩部湘军和李鸿章部淮军，声势复振。同治五
年（1866年），新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兵两支，一支为东捻军，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继续
抗清；一支为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督率，进兵陕甘，联络回民起义军。陕甘回民起义是响应太平天国
起义的各地少数民族起义中的一支。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率军进入陕西，渭南的回民相继发动反清暴
动。清政府先后派出胜保、多隆阿、都兴阿等人率军赴陕西，并任命湘系要员刘蓉为陕西巡抚，一度将陕西回民起义镇
压下去。
“会陕回为多军所败，窜清水、华亭，甘军不能抵御，于是回蜂起响应”。①回民起义在甘肃省内不断高涨。甘肃
回军逐步形成了 4个中心，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马化龙部，河州（今临夏市）马占鳌部，西宁马永福、马桂源、
①《调补陕甘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23页。
①《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51～353 页。
②《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 2册，第 100页，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
①曾喻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3册，第 26 页，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
马本源部和肃州（今酒泉市）马文禄部。②陕西回军则主要活动于陕甘交界的宁州（今甘肃宁县）董志原一带，主
要首领有禹得彦、崔伟、马正和、白彦虎、马长顺等。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面对的正是西捻军和陕甘的回民起义军。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1867年 2月 14 日），左宗棠于湖北黄州（今黄冈市）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的用兵方略：“方今
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
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
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
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
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制之虞。？？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
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①于是，左宗棠把对清朝统
治威胁最大的捻军视为首先拔除的目标，而其后在“进剿”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构想进行的。
左宗棠从福建启行时仅带楚军 3000 余人，他奏请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并委托刘再从湖南募兵 3000 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