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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评传-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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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①因此,他主张“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而“不在科名一路”。②他认为之所以
同意其子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要想同社会上俗士那样只追求读书做官,而是“欲尔等知此道辛苦,发愤读书。至科名
一道,我生平不以为重,亦不以此望尔等”。③左宗棠自己在青少年时代读书的经历,恰证明他在参与举业的同时倾心
于经世之学,对他后来的军政活动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希望儿孙们能效法他的读书方式,不要去一味追逐科名。当然,
左宗棠在与左孝威的来往书信中,也“窥其心之所存,不免有功名科第之念”。他认为“此在寻常子弟亦不为谬,然吾
意却不以此望儿也。”因此,他强调说:“至科第一事无足重轻,名之立与不立,人之传与不传,并不在此。”④他要
求儿孙“勿囿于科名之学,多读正书为要”。⑤他强调于“诸孙读书,只要有恒无间,不必加以迫促。读书只要明理,
不必望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况科名有无迟早亦有分定,不在文字也。不过望子孙读书,不得不讲科
名。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⑥左宗棠正确对待了读书与科名的关系,他
的观点是颇有灼见的。
    左宗棠说:“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不在科名也。”
    ①关于经世致用之学,在前述左宗棠文化思想中已经述及。至于怎样做人,左宗棠又有一番论述。他指出:“读书
作人,先要立志;??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②“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
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左宗棠把立志向上视为作人的关键。他还要求其子弟以“厚”待人,认为:“用财有
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4 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84页。
    ①《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 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 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3 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1 —92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0页。
    ⑥《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6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1 页。
    ②《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页。
    于厚,寻常酬应则酌于施报可也。“③他强调与人交往中的一切言行以”慎“为戒,对孝威说:”尔少年侥幸太早,
断不可轻狂恣肆,一切言动均宜慎之又慎。凡近于名士气、公子气一派断不可效之,毋贻我忧。“④”当得意时最宜细
意检点,断断不准稍涉放纵。??一开口,一举足,均当敬慎出之,莫露轻肆故态,此最要紧。“⑤左宗棠在课子方面
的这些论述,无疑给中国重视家教的传统增添了有价值的思想内容。
    ③《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1 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0 页。
    第五章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洋务思想,是对洋务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有倡导作用的思想,它在 19 世纪60至 90 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形成为一股推
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新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内蕴为“求强”与“求富”。本书传主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中
国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的开拓者之一,对其洋务思想的形成、内涵及特色进行探讨,是本章所要阐述的重点。
    一、“求强”观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
    左宗棠“求强”思想的形成,与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对中国的冲击紧密相关。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他对“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
而感到“愁愤何可言”,主张“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
①这表明左宗棠谈论洋务的思想已开始萌芽。他把当时与外国打交道的事务称作“洋事”,而不用习称的“夷务”,表
明他的意识比那些习惯于闭关而视西人为“夷”的人们多少有点开明之处。而且他还指出:“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
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②可见他已朦胧意识到
中国已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
    把左宗棠的这些想法同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想认识做些比较,可以看出左氏的思想是有独到之处的,且与当时进
步思想家有相通的地方。
    首先,对“夷”、“洋”的看法。“洋务”一词由“夷务”转化而来。明清之际,来华的外国人被称为“夷人”,
成为惯语。鸦片战争前,伴随着外国武力进逼的步步加紧,英国侵略分子胡夏米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苏松太道吴
其泰在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船”的字样,认为是对他的“凌辱”,在抗议中说“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双方
引经据典,进行舌战,吴其泰只好改称“该商”含混过去。③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期间,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声称:“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而在谈判现场的吉林副都统咸龄却搪塞说,孟子曾把舜称为
“东夷之人也”,可见“夷”字不是蔑称。似乎战败的面子要恃口角占上风来挽回,可谓昏愦。尽管双方“争论字义,
良久未定,”①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还是在不书写“夷”字的情况下签订了。左宗棠能较早地把同外国打交道的
事情称作“洋事”,说明他并不是在文字的用法上囿于成见,关键是如何寻求御外之方。
    其次,对西方“船坚炮利”的认识。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在上奏描述泊于虎门之外英国兵船
的情形时说:“该夷人除炮火外,一无长技”。“倘该夷人自恃船坚炮利,阴蓄诡谋,不听约束,犬羊之性急则反噬,
则驱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②而实际上卢坤所依靠的不过是刀矛弓箭、帆篷舟楫,他只是看到了英人的船坚炮利,
却根本提不出克敌致胜的方略。与此相反,林则徐在广东主张的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
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祈裨益实非浅鲜矣”。③魏源进一步在《海国图志
》谈“议战”时指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二。
    ③许地山:《达衷集》,第 49 —60页,1925年排印本。
    ①[清]张喜:《抚夷日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5册,第 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②[清]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七,页二二;卷二九,页一六。
    ③[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5页。
    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
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造船械,
并延西洋抡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①左宗棠当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虽不如林、魏那样
深刻,但他能闪现出设厂造船,”以之制敌“的思想火花,这是难得可贵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朝野上下对”师夷长技
“普遍取敌视态度,林则徐”制炮造船的建议被道光皇帝硃批为“一片胡言”,魏源的《海国图志》也遭到守旧势力的
诋毁,林、魏的主张只能束之高阁。
    第三点是“变局”观的出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黄钧宰首倡此说。他指出,中国人“初不知洋人何伏,英
法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②此后,黄恩彤也说:“迨英吉利
立市开关,粗角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均数百年中
外一大变局也。”③变局观的提出,对于重新审势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此时的变局思想还主要基
于对面方列强不断东犯的初步认识。左宗棠对英国“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所发出的惊呼,恰折射出他对变局
的最初理解。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震动是空前的。津沽失陷,京师被劫,皇室北窜,“天朝大国”已失去前清的威风。
中国人在震惊之余,观念也在转换。
    “洋务”取代“夷务”已从口角之争转向兴办洋务以“借法自强”。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江南道监察御史
骆秉章在上奏中曾有“把持洋务”
    ①的字样,但当时更为流行的是“夷务”一词。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②显然,由“夷”字向“洋”字的转变带有胁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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