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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②显然，由“夷”字向“洋”字的转变带有胁迫色
彩。《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久，大学士桂良向咸丰皇帝奏请说根据该约“不书夷字”，“原明指谕旨而言”，而“将来
军机处发出各件”，仍可用“夷务”字样。③对这种以“口角取胜”的作法，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筒灰晕弧Ｋ�
出：“凡于往来语言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
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④可见，“洋务”替代“夷务”已是大势所趋。 19 世纪
60年代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谈论洋务。重要的是，“洋务”的内蕴已不再是“夷务”单指外交，而是加上了“采西学”、
“制洋器”等内容，并视此为“自强”的出路。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在《校
①［清］魏源：《筹海篇》，《海国图志》，卷二，页四至六。
②［清］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四。
③［清］黄恩彤：《抚夷纪略序》。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册，第 191页。
②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 102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③《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以上谕中用有夷字指为背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 3册，第 53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④［清］洪仁蹲收缕罚短教旃罚ㄗ柿洗钥凇�2册，第 528页。
邠庐抗议》中多处谈到：“洋务为国家招携怀远一大政”，关键在“得西人之要领而驱之”，他认为“西人之擅长
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而“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不知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轮船、
火器等制尽羿之道？”他强调“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
主张向西方学习乃中国自强之途，“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①被称作
“洋务衙门”②大臣的奕䜣指出：“探原之策，在于自强”。
③后来王韬概括性他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④洋务与自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19世纪 40 年代中期出现的变局观到 60 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遂成为提倡洋务以谋自强的一种新的时局观。同
治四年（1865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
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能，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
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⑤同一年薛福成在《上曾侯书》中也指出
：“方今中外之势，古今变局也。？？西洋诸国，航海通商，凡欧罗巴、亚墨利加数十国之人，颉颃并至中国，而以英
吉利、俄罗斯、佛兰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中国若“不为邻敌所侮”，“莫如夺其所长”。
“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我之将士，闻是二者，辄有谈虎色变之惧。数十年来，瞠
目束手，甘受强敌之侵陵而不能御。？？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
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兼仿造火轮船数十艘，平居则以运糟，移卫所各官及漕标之兵以隶之，既以护运漕粮，实
以练习海道，暇则兼操战法。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
①李鸿章采纳了王韬的看法，他认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
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②这样，无论是洋务理论家还是洋务派官员都已经意识到中国在国际环
境中所处的地位和中国本身所面临的危局，这种对“变局”的认识恰促成了“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的产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探讨“自强”之策的过程中，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日臻成熟。
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在为两江总督曾国藩“捉刀”③而作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提出了如此见解
：
①［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一○○、一○一、七三、六九。
②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时人习称为“洋务衙门”。《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288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二，页一一。
④［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 33 页。
⑤［清］王韬：《韬园尺牍》，第 7卷，第 2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①［清］薛福成：《上曾侯书》，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 22 —24页。
②［清］李鸿章，《复朱九香学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六，页三七。
③曾国藩致胡林翼信中说：“得惠缄承奖，借夷助剿一疏，系左季翁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但“鄙见与翁公
相同”。见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页四七。
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此次款议虽成，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
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史学界常以此说把曾国
藩视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而真正的倡导者当属左宗棠。事实是，左宗棠能够提出这一主张并非偶然，这恰是他自鸦片
战争时期就建议“讥造船之厂”，“更造炮船、火船之式”想法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以曾国藩的名义上奏
的形式，率先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将来学习西方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这就为几年后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举动之开始和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具有倡导性的历史作用。因此，可以把此说定为左宗棠洋务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强调中国今后“当图仿制轮船”，以此“为海疆长久之计”。②两年
后，左宗棠又把仿造轮船的主张同“求强”思想结合到一起。他指出：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
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转瞬换约，届期须预为
绸缪也。这表明左宗棠以谋求自强为目的的洋务思想业已成熟。所以，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关于筹议洋务事
宜的奏折中认为：“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
厥后寻衅生端，逞其狂悖，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必须”习造轮船，
兼习驾驶“。对此，左宗棠说他”怀之三年，乃有此请“。②这一年，他在致总理衙门函中也说：”宗棠于此事思之十
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③可见，左宗棠在同治二三年间已决心仿造轮船，至同治四年他把仿造
轮船纳入”自强之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于是，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 6月 25 日），左宗棠正式向清廷上奏提出了设厂造船的主张。他认为“东南
大利，在水而不在陆”。“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
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显然，左宗棠已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局”有了清醒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变局观”，
他进一步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清廷认为左宗棠奏
陈各条实乃“自强之道”而加以肯定。
左宗棠以“求强”相标榜的洋务思想与 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洋务思潮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自身的特性。
就洋务思潮的共性来看，“自强”思想的内涵起初是以“制洋器”，即追求和仿制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主要内容的。
同治三年（1864年），奕䜣上奏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
①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二，页五七至五八。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五。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7 、69页。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第六二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1 页。
以制器为先。“奕䜣把”制器“提到”治国之道“的高度来认识。他感到”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
坚炮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因此，他建议”将外洋
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②同一年，丁日昌在给李鸿章的一个”
密禀“中提出设厂制造船炮的主张。他指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
中国亦在此“。”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