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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解放时，旅馆一切照旧，经营很顺利。
从1950年开始，我非常看重人民代表选民证，那是公民权啊，这个东西我一直保存着。
解放后有些干部，对我这样曾经在国民党里做过事的人，政治上进行歧视，人格上进行侮辱，经济上进行压制。我想，这不是政府的事，是个别干部胡来。
1956年，公私合营到了我们头上，当时不合也没有办法。工商税务经常找你麻烦，弄得你走在街上像过街老鼠，最后我们同意合营。合营前要统计财产，公方人员一个唱票一个记录，唱票人高声喊，“脸盆一个，电话一个，衣服架一个……”我当时的小儿子詹文斌还不懂事，跟着他们各个屋走，还学他们唱票。不久，公方代表进店来上班。公方人员算正经理，我还算个副经理。旅馆的名字还叫“中和旅馆”。
那时候公方代表有些素质不高的人员，专门欺负私方人员。他们认为“过去我们是穷人，你们是压迫剥削人的人，今天穷人翻身，就应该对私方人员指手划脚”。那时候有一句典型的歌谣，叫做“私方代表日夜忙，公方代表晒太阳”。这个歌谣是“公私合营”时期一个真实写照。“公私合营”时期是我最累的时期，很多人都不把私方人员当人看。
有一次，我记得，我老婆在房间里缝旅馆的被子，别缝边哼着歌，当时大街上天天放的就是那几首歌。她哼《社会主义好》，一个姓潘的公方代表听见了，指着她说：“这歌是你能唱的？”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公私合营后，我拿三十五块钱，我妻子拿三十块多一点。就靠这一点工资养活这一大家。
1956年，因为建宁沪铁路，将我买的一部分地充公了，给了我二百块钱。1953年，当时给我的定性是“地主”，1961年又加了个“资本家”。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为没吃的，闹饥荒，大家都浮肿。当时政府发了一些糖丸，是防浮肿的。糖丸是用红糖加糠做的，每人两粒，公方代表没有给我，自己偷偷吃了。“文革”的时候，揭过去的短，这两个公方代表姓顾的和姓潘的，偷吃糖丸的事也被揭发出来。他们还挨了斗。这两个人现在都不在了，而我还活着。人还是本分一点好。
因为我在军统局干过，解放后有人叫我“反革命”，但是南京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没有给我定为反革命，也没有给我加上“四类分子”（特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979年对“四类分子”予以摘帽。——编者注）的帽子。从刚解放到1978年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的那段时间里，好像在国民党里干过的人都要给他戴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或者把这类人都打入“四类分子”之列。解放后，在我的档案里，没有“历史反革命”这个词。同事、邻居都说我是个老实厚道的好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抄了家，我家一共被抄过两次家。刚解放的时候被军管会抄过一次，那时候主要是看家里有没有手枪以及所谓反动的东西。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次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抄去，连我的一尺见方的大砚台都被抄走了。同时，我还要为那些“走资派”陪斗。造反派硬把我定为“地富反坏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还罚我扫了十几年的大街，我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扫地，生怕在人前丢脸。我每天要向公安机关派出所递交思想汇报和每天的行踪情况。我每天写的思想汇报都是老一套，开头都是写“万寿无疆的毛主席，我向你汇报今天的思想和行踪……”，具体内容是：起床、扫地、吃饭、上班、学“毛选”、回家、睡觉等等。这些千篇一律的东西，连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看到都嫌烦。我汇报，单位也汇报，派出所也汇报，居民会也汇报，一天到晚汇报。我不是个人啊？拿我当个什么人啊？敌人！几点钟坐什么汽车，号码，上班你在做什么事，我都写，天天汇报，不汇报不好交代，我是坏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斗是很惨忍，没有人性的。只要是批斗，就要把像我这样的所谓“历史反革命”也称作“牛鬼蛇神”牵上去陪斗。
我想去死，想自杀，后来妻子劝我不要死，说为孩子们想想，才抛弃了去死的念头。
詹文斌（詹长麟的二儿子，现为南京总统府博物馆研究员）：
解放后，出身好，成分好的家庭的孩子，容易被分配到工作，而我哥哥詹文亮成年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一直未能分配到工作。1958年，他无奈远离父母去了青海找工作。我的二姐詹学勤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十三岁就到了青海找工作，那是1960年，我们国家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1939年毒酒案解放之后（2）
1966年，红卫兵开始串联，我也想去。但因为出身不好，不让我加入红卫兵。我就参加了比红卫兵低一级的组织，南京革命造反团。这个组织里全是出身不好的子女，要去串联。我家里人都拦不住我，我们几个同学带了一封证明，一路白吃白住，从南京到杭州到上海到汉口。后来在汉口上船准备回南京时，我突然想去青海看哥哥。但当时几个人只有一个证明，我就求领队的一个叫郑洪林的同学，把证明给我，因为他们上船就可以到南京了，也不需要这个证明了。郑洪林起初不同意，后来另外几个同学帮着劝，终于同意了。我用七天时间辗转到了西宁，下火车的时候一片黄沙。当晚住在一个学校里，给我哥哥单位打电话，我哥哥詹文亮非常激动，买了一只羊腿，一瓶烧酒。我们兄弟俩谈了一夜。我和哥哥说了家里的情况，我哥说这几年，他利用卫生防疫站工作的便利，卖自己的血，澡盆一样大的盆，卖了十几盆。这些钱都寄回家里，接济我们这些弟妹上学。我听后，大哭了一场。等我回到南京，已经是1966年12月31号，也是红卫兵串联的最后一天。我妈见到我后，上去就要咬我的肉，她以为我死在外面了。
那时候，父母经常被揪斗，我记得放学回家，邻居跑过来说，今天你妈妈又站桌子了。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1967年的夏天，在南京七三四厂大礼堂批斗走资派，叫我爸也站在台上陪斗。他脖子上挂了一个写有“打倒历史反革命詹长麟”的牌子。除此之外还有我的娘娘詹长英也站在台上像他那样挂着牌子陪斗。为什么要叫我父亲和我娘娘陪斗，因为当时我父亲和娘娘都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加上大伯父詹长炳解放后被镇压，姑父被判十八年刑狱的情况，所以他们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非挨斗不可。批斗的牌子上还要挂两块砖头，挂在脖子上的那根铁丝细得可以勒到肉里面去，加上酷热难当的盛夏，他们大汗淋漓，我父亲和娘娘的脸上都露出极端的痛苦。
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看到父辈这样的情景，心里真不是滋味。人有一种天性，不能看到亲人痛苦，亲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我父亲说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死。有一次把五包耗子药放在了桌子上，正准备吃，我母亲把它抢了过去，说为了孩子，要活下去！
1968年我毕业后也去了青海，为了帮助哥哥；在西宁，我在报社先当锅炉工，后来又当校对。改革开放后，因为有文化，当上了记者。我是家里情况最好的。
我二姐在青海湖边修青藏铁路，吃尽了高寒地区天寒地冻、风沙肆虐和吃不饱肚子的苦头。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开展“下放运动”，由于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她首当其冲被下放回南京。回南京之后仍然找不到工作。1963年她又到新疆找工作，人家说你家成分不好，我们不敢要。她为了像正常人一样找一份工作，处处碰壁，吃尽了苦头。我的大姐詹文雪1968年4月因“文革”期间的政治运动，加上我父亲、丈夫被揪斗，家里被抄，饱受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三十多年卧床不起。
我哥哥在青海工作了四十年，直到1998年才再回到南京。这些都是我父亲的“历史问题”造成的。
虽然全家因这些政治问题受到了迫害、牵连，但是我们都很尊重自己的人格，每个人都努力做个好人，正派人。我父亲当时经常鼓励我们，要争气，要争取入党，他早说过“与时俱进”这句话。现在共产党先进就要跟共产党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和二姐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姐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通过自己努力，我曾经还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日报》海外版和《青海日报》的新闻记者，并且曾经五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公务员。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呀，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聪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没有病。我天天锻炼，打太极拳，在床上做俯卧撑，现在还能做二十几下，我天天锻炼呢。
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你问我后悔吗，还后悔呢，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还后悔呢，我从不后悔！
英雄无觅六十年篇首语
一部时长不到三十分钟的片子，我们却拍摄了近半年。从电视的成本考虑，这是极不合算的一次制作。但寻找项俊文，却是一个一旦介入就无法自拔的故事。
在项俊文的身上，似乎有着太多的谜团：为什么有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找一个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