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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蔚墓适隆！ �
在项俊文的身上，似乎有着太多的谜团：为什么有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找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一个甚至不知是否还健在于人世的人？为什么他和一本带血的相册有关？为什么他要一再改名换姓？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带着这些疑问走访了北京、杭州、河北各地，艰难地寻觅着关于项俊文或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点点滴滴。
项俊文是当时非常罕见的手持德国莱卡相机的人，相机是他倾家荡产换来的。但在他二十七岁那年，他却亲手摔坏了那台相机，撕毁了里面的所有胶卷。几乎每位采访对象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在镜头前面泣不成声，泪落涟涟。
每当我们提起战地记者，想起的总是卡帕等闻名于世的国际友人，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中国也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战地记者，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比卡帕逊色。他们所具有的拍摄条件比卡帕严酷得多，可是这些人却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留存在史书上。因为战时环境太残酷，他们为了不牵连家人和组织，只能改名换姓，虽战死沙场却只落得马革裹尸还，无觅英雄处。
英雄无觅六十年哥哥走了
当时江浙一带还是蒋介石直接控制，金华的生活在各方面也还算繁荣。我家乡的村子一直就比较富裕，因为先辈们在村子的东、北、西三面挖了一条沟，成了蓄水池，村子就好像一片荷叶浮在水面上，旱涝不怕。我家世世代代在这里，由一个布衣变成富裕的农民，到我父亲的时候是最高峰，有三四十亩田、三个鱼塘。我们那里的树叫乌桕树，我家种了七八十棵。我父亲那时，盖了新房子，生了五个子女。哥哥最大，我最小，中间三个姐姐。家里的名字都是很土的啦，叫金土、桂妹、云凤、飞凤；我小的时候叫顺金，我哥哥一个“金”字我也要一个“金”字。到学校里就改了名字，哥哥叫项俊文，大姐项秀英，二姐项秀华，三姐项秀娟，我叫项秀文，“文”是跟哥哥一样，“秀”是跟姐姐一样。
我父亲当时思想比较进步，在村里破庙办学，后来又搞了一个中式学堂，自己担任董事长。所以我家虽说是农民家庭，但是五个子女都上学学习。到了哥哥该念初中的时候，我父亲突然病故，家里没有了生活依靠，只有田地了，但我妈妈还是坚持“卖田卖地也要给金土念书”。我哥哥当时念金华中学，叫金七中，省立第七中学。父亲死后没几年，母亲又突然病故，家里的田也卖得差不多了，哥哥读完初二不得不辍学回家，挑起了养家的责任，他十八岁，下面的弟妹分别只有十五岁、十二岁、九岁，我最小，只有六岁。父母双亡，长兄为父，他挑起全家的担子。
哥哥十几岁就抚养我们兄弟姐妹。那时候，哥哥就是我们的保护人，记得是1938年，他说他要北上抗日了，要离开家乡离开我们了。那年我才十岁，太小了，根本没想到自己就这样失去了最依赖的大哥。他这一走就是六十年，整整六十年啊，我们失去了任何联系，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家里人一直在等他的消息，等啊等啊，始终没有任何音讯。
1992年我二姐病危，去世前一天晚上，她拉着我的手说：“我又梦见金土哥哥了，我喊他，但他好像始终没有听到，头也不回朝前走……你一定要把哥哥的下落打听到……”说的时候满眼都是眼泪。我听了，心里很难过，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忘记哥哥，姐姐到死都还不瞑目。可是哥哥为什么就能这么狠心呢，在弟弟妹妹都还没成年成家的时候就离我们而去，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离开家那天的场景。
那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在贫儿院上学。他到贫儿院跟我告别，说要北上参加抗日军队了。我说我要跟你去，我已经十岁了。他说：“你还小，那边要急行军，要吃小米、穿草鞋，你吃不消的。我到那边安顿好以后，你大一点了，我再来找你。”我一直记着他说的这句话，天天等哥哥回来接我。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家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小黄狗，是我和哥哥从小带大的。那天它也不知怎么的，身上一大片毛被开水烫掉了，家里已经没人了嘛，我自己抱着小狗哭了一场。然后就给哥哥写信，希望他能早点回家接我。我五岁以后就是哥哥带大的，他最关心我了，在劳动之余讲故事给我听，背着我到畦沟去游泳，常教我唱反法西斯的歌，有一首是悼念国际反法西斯牺牲战士的，旋律很好听，那时的青年都会唱，叫《红河谷》：“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人们都在怀念他，多少个勇士倒在山下，雅拉玛开遍鲜花。”记得很深，永远也忘不了。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把生活书店的八路军打胜仗的书带回来给我看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哥哥在离开家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准备的。1937年的冬天，那时我大姐已经出嫁，二姐还没到结婚年龄，哥哥把她介绍给了好友严金明，让他们结婚，又把我三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我呢，就随同二姐夫到了贫儿院。因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嘛，他决心北上抗日，可是没有钱，就把家里的房子典卖了一百块钱，作为去延安的路费。
1933年，我读金华中学高二，认识了项俊文。俊文乳名叫金土，他爱好文学，喜欢读鲁迅、叶圣陶的作品。俊文对鲁迅先生非常崇拜，鲁迅在世最后一年，俊文曾赴上海“补习”数月，主要是去接触和了解“左联”进步作家和革命文艺。后来因为父母双亡，交不起学费辍学了。当年他十八岁，下面有四个弟妹，最大的不过十五岁。父母双亡，长兄为父，他挑起全家的担子，先种田，又在本乡和义乌的小学教书，后来在县里找了一个土地测绘员的工作。就这样他养家养了五年，一直到了抗战爆发。他曾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当时的支委评价他“热情有余，经验不足”，要求他留在党外继续接受考验。
1938年的时候，他告诉我想去延安“抗大”，那里又可抗日又可读书，他的意志已经非常坚决。他走的那天是从贫儿院走的，我送他送了好几里路，一路上俊文把自己的想法、心情全都详细告诉了我，我很理解他的心情。那时候的青年都有一股保家卫国的热情。俊文的性格很开朗、很热情，好像一团火一样。他当时的举动，就是破釜沉舟啊，连家都不要了，一心要抗日。所以古人讲：“自古忠孝难两全，覆巢之下无完卵。”俊文平时很喜欢跟我提汉代的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为家？”他最终也成了这样的人。
其实哥哥刚走的时候也来过几封信，是写给二姐夫的。但在信的后面呢，还要加两句话，是写给我的，他叫我的小名，说你要多读课外书；希望你不断进步，一日千里。还嘱咐我的姐姐不要让我一个人过马路，千万要牵着我。因为我们这个镇里横着一条马路，经常有小孩子碰死的。所以他那时候还是经常牵挂我们的，三个小孩在家里他非常不放心。当时通信非常困难，而且像他这种去参加抗日的人给家里写信，都是秘密的。我记得有一次刚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只是一张信纸，但用碘酒一浸就看出来了。有的就是用牛奶写的，有是用肥皂写的。可是后来他的信渐渐就少了，以后就完全没了音讯。
之后我就跟着贫儿院、保育院逃难，背着包袱、背着自己的米跟着大家跑。有一段时间感觉很恐惧，就是细菌战。日本飞机抛炸弹以后，炸弹里面带着细菌，儿童的抵抗力差，所以最先传开细菌。传开以后，小孩子一担一担地被挑出去。
旁白：从1940年9月18日开始，日军一六四四部队和七三一部队在浙江进行了多次霍乱菌、伤寒菌、鼠疫菌攻击。在受到攻击的宁波、衢州和金华地区很快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流行。1942年7月，驻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派遣队与驻南京的一六四四部队队员汇合，破坏从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赣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机场，同时散播传染病，使中国无法再建机场。
哥哥到了武汉，很快给家里来信，简单地说已到了武汉，告诉了当时的地址。那时他已经署名为“雷雨”。到达延安以后，他又改名叫“雷华”，可惜这两封信都在战乱中遗失了。
后来我在北京找到了哥哥在延安时期的战友，她叫范谨，她说对雷华的印象还非常深。从她口中，我们才知道哥哥离开延安后去了晋察冀。
英雄无觅六十年从抗大到晋察冀（图）
聂荣臻司令员和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等人合影左起：雷烨、范谨、韦明、沈蔚、聂荣臻、林朗、李力克。
我们在抗大毕业以后，就是1938年，六中全会以后，组织上要加强敌后工作，调了很多干部到敌后。我们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第一组，五个人，雷华是组长，我是五个人中唯一的女同学。我们从延安到晋察冀，徒步走了两个多月。那时候我们是满怀对革命的热情，一路歌声不断。唱得最多的歌是《到敌人后方去》，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还有《太行山上》，还有《游击队歌》等等，唱的很多的。 聂荣臻司令员和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等人合影左起：雷烨、范谨、韦明、沈蔚、聂荣臻、林朗、李力克。 雷华是个挺好的人，也挺有才气的，他写诗，在去晋察冀的路上还写一首诗送给我，现在就只记得一句了，“柔静的青年”，因为我那时候不爱说话。到晋察冀的时候我们先到的阜平，政治部在阜平。在那里有一个月吧，了解晋察冀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分开。因为晋察冀挺大的，雷华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去冀东，敌强我弱的地方。我去了冀中。我最后一次见雷华是1939年初。
英雄无觅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