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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去冀东，敌强我弱的地方。我去了冀中。我最后一次见雷华是1939年初。
英雄无觅六十年托付老高
到五十年代，周围参军的人纷纷回来了，但不见哥哥。我们一直打听找呀，四十多年了，无论是抗战的八年离乱的日子里，贫儿院成天东奔西走、日躲夜藏；也无论是后来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直到解放，我身边一直珍藏着哥哥的照片和信。解放以后别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哥哥却没有消息。家里人一直千方百计查找哥哥的下落，无论是我去出差或是单位接待北方来的同志，只要有机会就托人打听，也登过报，问有没有人知道叫“雷雨”“雷华”的解放军战士，但始终没有任何的进展。当时很多人就对我说，这种情况，人多半是不在了，否则早就回家了。战争都结束了嘛。可是我们不甘心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有一次，大概是1986年，我当时担任杭州《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去鞍山开会。开会的时候坐我边上的一个人说他是石家庄的，我立刻就注意了。因为家里收到哥哥的最后一封信就是从石家庄地区发出的。那封信上看到的发信地址是河北行唐县陈庄的一个药店，他在信里还让姐姐给他寄双鞋。和我一起开会的人叫高永桢，也是搞地方志的。我立刻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托他帮我找找河北行唐陈庄那个药店。没有想到，他听我说完以后马上就答应了，说他非常理解战争中的这种情况，答应我一定会尽力帮忙。本来我抱的心态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他这一查，就查了十五年，找了三百多个人，比我们家里人费的心思多得多。
高永桢：
他哥哥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2年从河北行唐陈庄一个药店寄回家一封信，说生活困苦没有鞋子穿，让他妹妹给他做一双鞋去，他妹妹就做了鞋，按那个地址给他寄过去。之后，再也没有回信，彻底失去了联系。他请求我帮忙，我听了他哥哥的事情以后很感动，当时又正好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查人名地名还是比较方便，所以就开始一点一点查找项俊文的下落，根本想不到这个事情会花去我十五年的时间。
因为他给我的线索是行唐县陈庄一个药店，如果确实是这个药店，那这个事查起来并不难，因为一个村子里的药店不会太多，那时候的药店肯定是私人药店，一般村里老百姓都会知道的。我想得比较简单，以为这个线索可靠。7月27号散会后，我很快拟定了调查方案，根据他提供的线索，首先查行唐陈庄药店，而后顺藤摸瓜。当时我还在职，我以地方志办公室的名义分别给行唐党史办、地方志办、地名办发信请他们协助查找。住在石家庄的行唐籍老干部也很多，我把他们列了一个名单，大约几十个，一个个联系。我还亲自去过行唐县，找老干部，包括现在在职的县长，访问他们，采访他们。结果查的这几个方面都说，行唐县没有叫陈庄的地方，从来没有过。所有的老干部也都说，没听说有叫项俊文或者叫雷雨的人。
我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了，就开始翻资料，了解到在行唐的邻近有一个灵寿县有一个陈庄，而且这个村是个大镇，历史上有名的集镇。陈庄曾经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党政军机关的住地，新华书店、晋察冀日报的发行科还有边区贸易局、抗战二分校都在那里。我就分析项俊文会不会是抗战二分校的？因为他离家的时候说他要上抗大的嘛。而抗大二分校的校部就在陈庄。但是信封上为什么不是灵寿陈庄而写成行唐呢？为此我又查资料、访问老干部，终于把这个谜揭开了。从清末开始，灵寿县陈庄的邮路就是通过行唐往外邮信，当时各个地区的邮路不一定完全按照行政区划，行唐的邮路就是这样，他所管辖的灵寿的邮件也要写行唐。抗日战争期间仍然沿用这个邮路，但是解放以后就变了。
这之后我把调查的目标转移到灵寿陈庄，又给灵寿有关部门地方志、地名、党史办几个部门发信，同时调查曾经在陈庄这一带工作过的灵寿的老干部。有一次在石家庄召开灵寿籍的干部座谈会，有二百多人，我得到信息后立即赶过去，希望在开会的空隙进去调查。但是人家正在开会我不能进去，就在门口等，整整站了三个小时，散会了才把事先写好的材料，印好了发给他们。就这样前前后后查了三年，查了将近三百多人，结果谁都不知道这么个人名，项俊文也好，雷雨也好，谁都不知道。
药店的线索我也查了，那里确实有好几个药店是晋察冀边区党的地下交通站，可是当时开药店的人，已经死了，我就把他的老伴儿和女婿女儿叫到一块座谈回忆。回忆的结果说好像记得有那么一个姓雷的，南方人，从延安来的，后来随军走了，不知道下落。把陈庄和药店的线索查实之后，就已经到了1989年，查不下去了。我就赶快给项俊文回了个信，把这个期间，1986年8月8日到1989年6月24日，查的过程，查了哪些人，给他作了回复。我们这儿的政协主席说，做到这一步真算不简单了，对得起杭州的项秀文了，一般谁会费这么大劲。
老高给我写信说找了三年多，找了三百多人，还是没有线索，虽然没有找到哥哥的下落，但是我们一家人对老高却无以为报了。他和我们家完全非亲非故啊。我给他回信致谢，让他不要再费时间和精力找了。
英雄无觅六十年一个叫雷烨的人
虽然线头断了，但我心里，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我对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士，有特殊的感情。我小时候见过很多在我们家乡牺牲的战士，虽然那时我岁数不大，但是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刚上小学，八路军打仗的时候，经常往我们学校里面抬伤员，我亲眼见过的。因为部队打散了，伤员就跟不上了，只能留在村里，那根本就没法治啊。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医生，但是药棉、药布根本就没有的。伤员的血流得太厉害了，那怎么办呢，连个止血的药布都没有的。我们学生就用当时写毛笔字，写大楷小楷的那个纸，有写了字，有没写字的，全部拿来给他们堵血，擦血。擦着擦着伤员可能就死了，我就曾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战士流血过多死了。死了以后，也不知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是哪个部队的，惨得很。当时每个村都有块义地，老百姓叫乱葬岗，就是没主儿的死人就埋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村里有好些士兵埋在这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那些可都是年轻人啊，都是豁出去生命的。就像项俊文这样倾家荡产，把自己应该管的弟弟妹妹都不管了，把房子都卖了，去参加革命。如果没有这些人，说不定我们就成了奴隶了，永远成了殖民地了。
我就想继续查，哪怕有一丝的线索，哪怕有一点希望。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无意中就可能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但是给项秀文复信以后，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系过，因为能不能查到，我也没有把握，但我个人没有放弃。
经过分析，我把范围锁定在晋察冀。因为项俊文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到了晋察冀。还有，他中学毕业，而且很爱好文学，很能写，在当时来说就算八路军里面的知识分子。他很可能就不是一般的战士，很可能是搞文书的，或是搞新闻记者这类的，就可能留点痕迹。我就把这个范围之内的档案，图书，报刊，革命回忆录，地方志，地名志，文史资料呀，党史资料，还有报纸上各种回忆录等等，所有我能找到的，全部都看，每一天都在看，一篇不落。像石家庄图书馆、省图书馆、省档案馆，几乎有关这方面的东西我都查遍了。
就这样后来又查了十二年。到了2001年8月份的一天，我偶然在一张旧报纸上翻到有一篇文章，是回忆一个叫沙飞的摄影家，里边有一句话，说当时这些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和沙飞曾经一块战斗过的浙江籍战士雷烨，现在安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沙飞原名司徒传，被誉为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人，留下了1221幅照片，创办了《晋察冀画报》。抗战后，精神受到创伤，1949年12月15日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开枪打死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2月24日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沙飞死刑。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决，为沙飞恢复军籍、党籍。——编者注）看到这句话，我心里一动，叫“雷烨”，跟“雷雨”差一个字，又都是浙江人。这个“雷烨”会不会就是“雷雨”，就是项俊文呢？因为我知道当时在八路军，绝大部分，可以说90％以上的人，都使用化名，都不是原名。名字是组织上要求改的，是为了万一有特殊情况时，不使家庭和组织上受牵连。我现在的名字也是改过的，我原姓尹，名字挺复杂的，原来都写繁体字，很多笔的，多少笔我也记不清了。我说既然要改名字，一定要改成最简单的，同志们说叫“一二”最简单，那我这个尹字加个立人不就是伊，但是“伊二”也不像话。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个同志叫胡静之，我说要这个“之”字，“之”不就跟“三”差不多吗，我说我不叫“一二”，我叫“一三”得了。就这样改成了伊之。不仅名字要改，连档案也是不能存的。因为扫荡的形势严峻啊，一旦知道敌人到附近了，我们就把不用的机器，不用的文件，不用的材料，一切带不走的东西全坚壁起来，埋起来或藏在敌人找不着的地方。但指导员说档案不能坚壁，因为敌人搜山搜得非常凶，如果把人事档案搜走了那是不可以的，他就自己随身带着，最紧急的时候就烧掉。我们部队一共烧过两次，所以没有留下任何人事档案。
扫荡最严酷的时候，冀东的很多地方都成为无人区了。（从1939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