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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家乡有个人是白崇禧的下属，我母亲就到重庆去找白崇禧，见到他了。他带我母亲开着小汽车到了一个机关，开了一个抚恤证明，说要帮助我母亲找工作。我母亲一直记在心里。但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父亲临走前，曾跟母亲说过，“万一我殉国了，不要担心生活，政府也会照顾你们，史书也会有记载”。但后来，并没有任何人想起过我们，更不会有人照顾我们。父亲牺牲使我经受了很多磨难，也许由于这样的磨难，我更成熟了。
陈皓林：
知道父亲不在了，当时家里没有一个成年男子，几个母亲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哭得很厉害。等我的那个叔叔回来以后，他们就商量该怎么办。为了生存，他们决定全家回到梧州去。那儿当时还有两个小店铺、一间旧房子。三个母亲商量：“我们姐妹谁也不离开，要一起把这些孩子抚养大，让他们受好教育。”三个母亲真的没有一个离开，都留下来了。
1946年的七八月份吧，我父亲被追认为上将。因为是追认的，所以后来很少提到。大概一年之后，县里派一个姓蒋的代表，来送抚恤金，我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国民党发的是法币，还不是金圆券。那时的货币还不太贬值，给的是六万，一次性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六万元吧。抗战的时候，我们梧州的那个家被炸掉了，我们就用这笔钱又把房子重修了起来。我叔叔在梧州做点小生意，搞一个皮箱小作坊，靠着他，全家基本上能够维持下去。我们读书也是在梧州，但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实际上没有几个读到最后，有的读到小学，有的读到中学，都没有读下去，就我一个，上了大学。
建国之后，说句实话，我们一直不敢太说我父亲的事。有人说我们是国民党反动家庭，我们是反动家属，反正我总觉得同那些出身好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后来等我们读书之后才知道，我父亲虽然算不上英雄，但也是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上前线的，是和日本人打仗牺牲的，不是在内战中牺牲的，是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我们不再为他感觉羞耻，平静了很多。大概也就是从高中的时候起吧，我就开始收集有关我父亲的材料，我总感觉爸爸应该值得怀念，虽然有人说他是一个反动军官。
因为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能读上大学，真是一个奇迹。在那种情况下，我要考大学，并不能光成绩好就行了，我在学校表现必须非常优秀，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才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级就说，你要写一篇批判你父亲的文章，看你的文章，再考虑政审是否通过。写这个文章得昧着良心啊！怎么批判啊？批判什么东西呀？什么是反动派啊？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上面把这篇文章还给了我。
悲歌漓江战后（2）
阚培同：
父亲去世后，全家生活没了着落。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我二哥抗战胜利以后就读于国民政府的海军军官学校，还没毕业就解放了，他跟着学校跑到台湾去，没了联系。全家没有收入怎么办？长兄为父，大哥必须支撑起整个家庭。大哥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只好一面念大学，一面在中学当老师；他既要解决自己的学费，还得供养我们。解放前他大学毕业了，毕业后，他申请支援东北建设，要去沈阳。他一走，我们在柳州不好办啊！干脆举家北迁跟他去了。我小学毕业读中学是在沈阳读的，读大学也是在沈阳。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日子还可以。我上初二那一年正好是“反右”，我开始感受到出身对我的影响了。它后来影响到了我的入团、升学、毕业分配，所有的事情都受到了影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比如，我在考虑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一下“国民党子弟”的出身。我得尽量避免报考那些日后可能受阶级成分影响的专业。我喜欢音乐，沈阳就有个音乐学院，我不敢考，文科我都不敢考，最后选择了农业机械，我总得念个大学吧，干一行爱一行吧！
1965年我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我们毕业的时候，号召支援边疆，一个教授说，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是北大荒农场，中苏边境那一带的国营农场，南方没有什么前途，到那儿去吧。当时还怕不批准，写了三次申请，批了。我们一行五人，换了两次火车到了一个叫密山的地方，从密山再往北，见不到房子，一片荒地，没有人烟！我们五人从来没有到过这么荒凉的地方：今后怎么生活呢，心里没底！你也不能把行李扔下打道回府呀！我们又转了几次汽车、马车，才到了地方。一个茅屋，炕还是湿的，连灯都没有。我们就找个空墨水瓶，装点柴油，弄根线伸进去，点着了当灯用。北大荒的生活开始了。
我开始对那个生活相当不适应，尤其不适应那高粱米，其次是苞米面；第一次吃真是咽不下去，我一个馒头能吃一个小时。不过那时我们青年学生听党的话，再艰苦不放在心里面，怎么艰苦都不要紧。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太好用了，不讲条件，不讲价钱，你指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扎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忍了。干活累了，我就唱歌给大家听，因为文化生活太贫乏，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选集，我能唱歌，爱唱抗战歌曲，很受大家欢迎，有时也唱苏联的、英美的歌曲；记得唱的最多的一首歌叫做《葡萄架下歌舞欢天》。
父亲是国民党，不管是抗日也好不抗日也好，到底是国民党的军官，那时候是一概而论了，父亲是国民党的，有个哥哥又在台湾，尽管他没打过共产党，他是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没毕业就跟随学校一起迁到台湾去了，这也不行。“文化大革命”我跑不了，绝对跑不了，就成了“阶级敌人”。他们让我批判我父亲，可我心里明白，我自己被批斗是我自己不能左右的，但我肯定我父亲是个好人。他们说我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我就和走资派、黑五类一起被揪斗、批判了大约有四个月。当时，我的最大罪状还是唱歌，你不唱毛主席语录歌、不唱样板戏，就是有罪，这个罪也同我家庭联系起来。我的歌本都被收缴了，还作为批判的材料。我唱《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水谣”都挨批斗。幸亏我呆的地方是北大荒，贫下中农比较多，不算很严酷。
在大城市就不一样了。我母亲和我兄弟姐妹在批斗中无一人幸免。当时我母亲已经七十来岁了，很老实的一个人，也被批斗。她在沈阳，红卫兵让她到台上去，向她脸上吐唾沫、撒沙子。最严重的一次，两个红卫兵在她耳朵两边各塞了一个鞭炮，点燃，爆炸！从那以后她的耳朵聋了。
我大哥在大学毕业后主动支援东北建设，还当过铁道部的劳模，到北京见过毛主席，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也没有幸免。他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推板车拉木头，结果一根木头从高处掉下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得了脑震荡，最后他因为脑部的问题瘫痪，由偏瘫发展到全瘫，在床上躺了十年，死了。
幸好母亲挺过来了，虽然耳朵聋了，但命保住了。
吕铃：
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所以解放后一直不敢讲我父亲的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说我父亲不是抗日牺牲的。我母亲很生气，就和他们争论，我母亲的性格比较刚强，你打死我我也不认输；越是刚强，越受挫折。
1970年，她一个人偷偷跑到桂林七星岩，她要去找我父亲。母亲一个人到处打听，问那些老人，一个老人带她在山上草丛中找到了父亲的坟。母亲讲，陈将军的坟和阚将军的坟没有了，就剩了几个大窟窿，里面积满了水，都是“破四旧”给毁了，幸运的是我父亲的坟还在，只是侧边有个洞。我母亲自己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她为什么对我父亲这么忠诚，我不知道。当年我父亲到安南驻防，曾给她买了一个宝石，她一直收藏着，没有打金子做戒指，一直到九十年代，她才把它做成戒指，始终戴在身边。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唯一纪念品。就是我今天戴的这个宝石。
我母亲对我父亲非常忠诚，她的性格也非常刚强，尽管生活艰难，但一直没有再嫁人。“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我母亲坚信党和政府会实事求是，所以她常年去北京上诉。没钱、没粮票，她精神都快垮掉了。她曾托一个人，希望他有机会把材料交给邓副主席，如果不成的话就毁掉。就这样不停地上诉。
白壁：
“文革”时，整高干子弟的时候，把我也给捆了起来，算作“黑五类”，关了三个月。其实我1951年下半年才参加工作的，那时候还是学生，学生能有什么名堂呢？他们说我父亲在国民党里做过事，他们不说我父亲做的左翼的事。我心里知道，父亲是有功于人民的。当时全国都在搞大革命，大头儿都保不住，那么多共产党的老干部都被整了，我们这算得了什么呢。从历史上来讲，共产党这一次失误了，但这个失误究竟不会很漫长。它过去功过都会有，不应该片面地光看“过”，也要看“功”，但要说真话，要让人人都认可。历史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
我现在是民革的成员。父亲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作过官，但他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也不是。“文革”结束后，统战部来找我，说党需要我，要我到民革去做海外联谊工作，把广西的这个海外关系网给恢复起来。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有我的担心。父辈的朋友、学生，都去世得差不多了，和我同辈的人也都年纪很大了，如果上下连不上，这个外联网络就肢解了。
悲歌漓江追认（图）
“文革”结束后，我们曾多次提出追认父亲为烈士，但没有人理睬。写过有关的材料报告起码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