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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漓江追认（图）
“文革”结束后，我们曾多次提出追认父亲为烈士，但没有人理睬。写过有关的材料报告起码有三十多份，但是一直都没有被认可。1984年，我从外地调回梧州工作，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弄这个事情。那时候上面为了开展统战工作，向海外招商引资，竟把追认烈士给落实了。那年我正好生小孩，就给他起名叫陈纪昆，因为我父亲有个号，叫昆山，“纪昆”就是“纪念昆山”的意思。 1984年11月10号，县里举行纪念我父亲光荣殉国四十周年的大会，还派专车把我们全家请去参加大会。我母亲只说了句说“感谢政府”，然后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坐在主席台上面掉泪。 可惜那时候大的母亲和第二个母亲都不在了，只剩下我的亲生母亲一个人。我那个叔叔也不在了。只有当年和我爸爸上前线的那个警卫员还在。 我母亲2000年去世的，去世之前，政府已经决定把我们老家那房子还给我们，尽管她当时已经身体不太好了，心里面还是感到很欣慰，她觉得党还没有忘了我们。 吕铃： 虽然知道我父亲是在桂林死的，但因为没有钱，我一直没有来过桂林。1984年的时候，安徽省民政局通知我们，我父亲被追认为烈士，那才有机会第一次给我父亲扫墓。那一次，我母亲也一起来了桂林。接待她的人都说，吕将军的夫人回来了。她那个高兴啊。她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我父亲终于清白了。我母亲头发已经很白了，而且，腿还不好，拄了一根棍子，但走得很快，那个风啊，吹那个白头发就是一飘一飘的，我看到母亲高兴的样子，我眼泪直掉，因为她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就是说：父亲是抗日死的，是为人民、为国家的存亡而牺牲的！她感到自豪！ 我母亲生前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我父亲能够获得烈士待遇，再一个就是希望见到我那个去了台湾的哥哥，但是她都没能等到。七十年代的时候，一个在香港的表哥在报纸上看到了我二哥的名字，知道他还活着，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联系。后来，通过一个在美国的姑姑和他联系上了。他还寄信过来，我母亲看后哭了好几次，1981年二哥还把他的全家福照片寄给我们。那时候通信还可以，互访很困难。母亲在1984年去世了，去世后不久，我父亲就被追认为烈士。桂林保卫战牺牲的三将军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海峡两岸都承认的烈士。 我二哥1991年才从台湾回来，我和老婆去桂林机场接他。他给我们带了很多礼物，有一个二十的索尼电视，硬是从台湾跟着飞机一直托运到北京，又从北京托运到桂林，从桂林又拿到柳州的，到现在我们还用着呢。 可能是受家庭环境和当时社会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抗战歌曲。无论怎么艰苦我都没忘过那些歌词。像当年中国那个情况，人心涣散，你怎么能够把力量团结起来，把人心凝聚起来，把精神调动起来，起的作用最大的是歌曲。当东北军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的时候，当年真是群情义愤、热泪盈眶啊！老人跟我讲，一曲《松花江上》顶得上是一个军的力量啊！我当时就想，我要把这些歌曲记下来。即使是在北大荒的时候，我一想起来哪首歌，就马上找块纸把它记下来，没有纸就用烟盒之类的东西将就着。到现在，我已经搜集了三千多首抗战歌曲。 现在，一些年轻人只会唱流行歌曲，不会唱抗战歌曲了，会唱的也就那么十几首，已经不是主流了。很多老年人，他们曾经唱过抗战歌曲，但时间长了，也只会唱一些片断，都忘了。我的子女也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但他们都不太积极参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他们没经历那个年代，除非他是学历史的，学社会学的，可能知道一点，但基本上对历史这种东西，都是漠不关心的。 我就经常想，日本那么小的岛国，它敢于打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无论是从地域上来说，还是从人口来说，它哪一点比得上我们的十分之一，可我们偏偏打不过它，这说明什么问题？ 你说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彻底地结束了？到现在都没有彻底了结！这个战争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创伤最深，最危险，最不能遗忘。这就是抗日战争！勿忘国耻啊！ 现在，我经常画一些东西，送给台湾的香港的亲戚朋友，因为我送不起别的东西，只能用画来交流。 我的子女都知道这些事情，但他们不感兴趣。他们说，现在都是靠劳动吃饭，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可我不是这样想的，这些事情虽然想起来很让人痛苦，但这些是成千成万的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幸福。虽然他们不能理解，但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我们呢，因为我们不富强。按道理日本人应最恨美国人，因为两颗原子弹扔到了日本。为什么日本人不恨美国人呢？因为美国发达。他们只惧怕强者。 现在大家生活好，无忧无虑，但是很自私，如果再有什么战争的话，他们能不能够舍得出去就很难讲了。这次来这里参加桂林沦陷六十周年的纪念，也是非常困难，因为没有钱。可我还是要来。桂林沦陷的时候我才四岁，一直到十六岁我才会笑，人生中本来最美的一段时间被这场战争毁了。我今天要亲自去散发传单，告诉人们：“不要忘了那段历史！”
1939年毒酒案篇首语
2004年10月在南京，我们从抗战史专家口中知道了这件事。这起发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伪要员中毒事件，曾在大后方造成轰动，陪都重庆的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之前中国军事上节节受挫（全国几无可战之军），政治上投降俱乐部（以汪精卫为首）鼓噪活跃，国际上孤立无援（英美奉行绥靖政策，苏联的军援实为坐视中日苦斗，以免除日人对其远东的威胁），抗战似乎走入了死角。人在走背字的时候，往往需要一剂强心剂来抖擞精神，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投毒事件如一石投入死水，在当时社会心理上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杀敌的功效。
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2004年12月，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个普通的街道干部。他说他是多年前听小区里的一位老人说起这件事的。
在南京一个肃杀的冬日里，我们随着街道干部在一个郁闷的小区里穿行。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楼。我们走进这位九十三岁老人的家，他向后退了几步，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能报道，日本领事馆要是知道了不得了，他们要报复我的。”他的儿子说，老爷子现在有些老年病，有时神智不清。这就是一位刺杀行动的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平静下来后，这位辛亥革命后两年出生的老人开始了回忆：“我叫詹长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长麟1934年加入蓝衣社，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五年后，得到了上级投毒的指示。从此一生坎坷。
黄昏将至，屋里慢慢暗淡地看不清表情，詹长麟屋里的光线很差，到处摆放着上下铺的床，如同废弃的火车硬卧车厢。詹长麟的儿女两家人刚从青海回到南京不久，与他同住一室。三天以后，我们在下榻的宾馆对詹长麟进行了正式采访。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子随老人一同来了，他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吃力，老人的记忆时常出现短路，幸好他的二子文斌在南京总统府博物馆从事文史研究，对父亲经历如数家珍，经他提醒和补充，我们才完整地接触到了这段历史。采访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忆犹新：1、老人谈了两个小时，几乎没有喝水，当我让他喝口水时，文斌阻拦住了，他说：“我父亲投毒以后，从来不在外面喝水。”2、詹长麟曾谈到被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我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杖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当时在场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血直往上涌。“诚心诚意地杀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詹长麟投毒后，全家亡命天涯，备尝离散之苦付出巨大代价。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的，而在抗战后所付出的代价，他肯定没有准备。世事沉浮，他只能以沉默应对。詹长麟内向沉稳、信念坚定，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豁达，这也许是他历经磨难得以长寿的原因吧。
当我们离开南京时，他让二子文斌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打开一层层细心包扎的草纸，竟是一个小铜塑：关公。文斌解释，这是我父亲的守护神。
片子播出后，文斌打来电话，说全家是在一起看的，看的时候家里有人失声痛哭；当然不是为了片子，而是片子之外的很多东西。当地政府在片子播出后前来关心了詹家，各种媒体也纷至沓来，我相信詹老会很泰然的，人生如戏，宽宽窄窄的舞台他走了那么多。“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他身上早已练就了适度、协调、温和的本领。
1939年毒酒案特殊的任务（1）
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饥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1934年，我二十一岁，我爸爸詹士良喜欢到南京鼓楼黄泥岗“何家茶馆”去喝茶。有一次，遇见一个叫王明和的织缎子的同行，喝茶间，王明和对我爸爸说，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我爸爸从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