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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告密者的姓名，那么被告将得到更少的匿名情报，因此将
更不利于普遍地保护儿童。英国上议院认为，虽然从正常意
义上讲法院应当在审判前程序中规范这种情报告发，但是在
此案中的代理人意见仍然是成立的，因为泄露告密者名字有
悖于公共政策。
在一个相似案件中，上诉法院得出了相反的结果，但它
是通过肯定在这些类似案件中政策论证重要性的论证得出这
一结果的图。英国钢铁公司一个不知名雇员把该公司一份机
密内参递交给了格兰纳达电视有限公司，该电视有限公司把
此内参当作广播批评英国钢铁公司管理的素材。于是，英国
钢铁公司要求返还该文件，格兰纳达电视有限公司依其要求
做到了。但是，格兰纳达电视有限公司把这份文件的外观搞
得面目全非，消除了确认那位不忠诚雇员身份的所有线索。
根据上议院在诺里奇药品决议中提出的处置权赔偿法，该公
司起诉格兰纳达电视有限公司，要求告知那位雇员姓名［s1 。
大法官丹宁勋爵在上诉法院提到，尽管他认为某些因素影响
了这个事件，但是他仍然本来应当拒绝要求格兰纳达电视有
限公司泄密，其根据是，假如不要求泄露告密者姓名，那么
新闻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重要的公共利益。而实际上，在法
院同事的参与下，他责令泄密，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格兰纳
达电视有限公司有过不当行为。而它没有提到英国钢铁公司
对其内参的所有权，并且以该内参为基础的电视评论不够正
派得体。
这个判决的根据既愚蠢又有害。法院没有评论新闻界编
辑判断或言论的权利。与要求新闻界通报告密者姓名的平面
的法规相比，使新闻界的权利迎合法官的要求的任何法规都
将对其独立性构成更大威胁。但是对法院的基本的判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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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决定民事诉讼之审判前程序里会发现什么材料的过程中，必
须考虑到情报的公共评估的影响力― 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D 诉英国全国儿童保护协会”案
中，法院使得证据间题― 它是否应当提供告密者姓名的问
题― 转变为保护儿童的对应权利问题，亦即假如这样的泄密
被强制执行，那么应当如何保护儿童权利的问题，我们仍然
无法采纳有关格兰纳达案的意见。假如格兰纳达电视有限公
司被强制泄露向其提供机密情报者的姓名，那么该公司将丧
失每一个公民成员所拥有的信息权。这一明显事实有时被一
个短语搞模糊了，那个短语通过新闻界在近几年得到了流行，
即公民具有所谓的“知情权”．那个短语只有当它被惟一地在
以下断言的意义上理解时才是讲得通的：在一般意义上，正
是在公共利益领域，民众对于比如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了解
得越多越好。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公民成员都有在以
下强烈意义上的知情权：他的权利应当为要求泄密提供一个
原则论证。也就是说，纵使社会将因泄密而产生一般不良后
果，也并不表明向他否认那个权利是错误的。所以在格兰纳
达案中，为了正当化司法判决，那个隐藏的假定― 如若不存
在电视公司举止失当的情况，鉴于民众对内情的关切，英国
钢铁公司的请求应当被驳回― 似乎是依赖于政策论证而非
原则论证的〔 ‘】。假如实际情形真的如此，那么本人有
关疑难案件的见解必定会既从描述性方面又从规范性方面对
其提出质疑。规范性方面主张，法官基于政策理由给出民事
诉讼裁决是错误的。那是关于案件的最终处置的主张。它（主
观上）要求法官不得判处赔偿原告，除非他相信原告应当获
得法律补救。法官相信，通过在原告那里产生一个新的权利，
公共利益将会得到尊崇。这种看法是不充分的。至于法官如
何就原告是否值得给予特定补偿形成他的信念，那个说法没
有作任何交待。它没有说，在法官（或有关事实和法律的其
他审判者）决定将如何推进对那个问题的审查时，他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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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把公共利益考虑进去。所以，我提出的规范论证本身没有指
责这样一些法官，在决定是否要求英国全国儿童保护协会或
格兰纳达电视有限公司提供适当的特殊情报（那些情报将被
用来决定它们的实体性合法权利）的过程中，法官考虑到了
各种对立的证据规则的社会后果。
假如允许法官基于我们不妨称之为“纯粹政策论证”的
论证去决定程序问题，那么我的主张的规范力量将被真正地
削弱―有人说它将被消灭。比如，假如以一种标准的成本收
益算法，简单地通过平衡原告的潜在损失与儿童的实际收益，
允许他们去决定是否要求英国全国儿童保护协会泄露告密者
姓名。因为那将使得该协会以权利主张相标榜的宗旨成为一
个苍白无力的摆设，很容易通过否认对于实施与同样的公共
利益具有相同理由的这些权利来说是必要的程序而被推翻
掉。所以，以那个宗旨为骄傲的人们有理由知道，在理论上
的最大化精确性观念和全盘否定所有程序权利之间，是否能
够找到一个中间地带。
相应的威胁也波及到了我的审判观的描述性方面。我的
主张还是关于法律诉讼最终处置的主张。我认为，即使在疑
难案件中，法官也应当通过原则论证而非政策论证来裁决民
事主张。我的意思是，除非原告有权要求法律补救，他们不
会支持原告提出的法律补救请求；或者除非原告无权请求补
偿，他们才会否定那个法律补救。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依然
不包括关于法官如何实质地决定判决原告是否拥有其权利的
任何一个主张。诚然，我并不主张，在确定证据规则或其他
程序规则的过程中，法官从不考虑社会后果。所以，以下情
况并不构成我的主张的反证：迫于近在眼前的裁决的压力，
在决定一个儿童保护事务所或新闻界分支机构是否必须公开
情报的过程中，法官考虑到了公共利益。
但是我的描述性主张再次被以下让步所损害：这些判决
通常是纯粹政策问题，也就是说，它们通常只是通过一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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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似功利主义的算法来裁定，那种算法在某个排他法规下使某
诉讼当事人的财务损失对立于一般社会收益。如我们刚才看
到的那样，从规范的观点看，既然实体和程序之间的鲜明区
分是任意的，所以如此倚重于那个区分的任何一个描述性理
论，即使那个理论是真正精确的，都无法成为有关审判本质
的深刻理论，而必定成为一个单纯的主张，也许是出于一些
偶然的历史原因，其关于审判的某一方面碰巧正确，而关于
审判的另一方面则是错误的。
所以，像我那样以为在法律上对实体性问题的审判是一
个原则间题，并且以为既在规范意义上又在理论意义上这是
一个重要主张的人，对于以下问题都具有特别的兴趣：在关
于人们拥有法庭上的程序权利方面，在过分夸张的主张和虚
无主义的主张之间是否能够找到某个中间地带。
上诉法院和上议院就在英国被称为“自然正义”而在美
国被称为“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例如，在“布谢尔诉环境大臣”案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环境一部举行了听证会，以决定是否建一条将穿过伯明翰市
区的公路，环境部是否可以适当地使那些听证会的范围不触
及对它自身的“红皮书”的检测，后者是就交通流量提出总
预测的一个文件。那些预测是环境部针对全国情况提出的困。
环境部不让反对这条公路的团体参与讨论“红皮书”数据―
那些数据原来与环境部的决策相联系，而是把它限制为一个
有关纯粹局部问题的听证会。环境部后来承认，“红皮书”的
数据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不考虑公路使用流量由于增加汽油
费用而导致的预期减少，尽管它仍然主张，它的决策，亦即
要建这条公路的决策，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决策。
反对团体把环境部告到了法院，在大法官丹宁勋爵的判
决书中，上诉法院认为，否定就“红皮书”展开争论的机会
是对自然正义的否定，于是判决举行听证会，而原决定为无
效。在一个有分歧的意见书中，上议院否决了前行判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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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主要理由是，把听证会议题限制于局部领域，而不包括关于
交通流量总预测和其他问题，那些问题必须得到集中决定，
以便于用统一方式处理所有局部决定，这属于环境部内部权
利事务。
布谢尔案就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关于实体性政治决定和程
序性政治决定的联系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但是它涉及的
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因为（我认为）没有争议的一点
是，在假定不出现某些特殊情形的情况下，关于是否在某个
特定方位建一条公路的决定是一个政策问题。假如真像环境
部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