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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至八十五图）。
自永熙三年，孝静帝改元天平，迁都于邺，以至武定八年，禅位于高齐，
此十六年间谓之东魏。仍继北魏之风，造像亦甚盛行。京都既迁，洛阳龙门
造像之迹非复如北魏之盛，然古阳洞中东魏造像之可考者尚有数龛。
除云冈龙门外，山东历城河南巩县皆有石窟遗刻，古自北魏，下至唐宋，
诚佛图美术中最重之遗物也。
佛像之供养，初以弥勒为最多，后为释迦，观音之供养亦盛。胁侍菩萨
本多二尊，自宾阳洞以后，加以声闻，遂成五尊。至于师子飞天，由来亦古。
玉石造像，北魏虽有之，然至东魏尤盛，至高齐益盛行。
西魏遗物较少，然亦有堪注意者，太原现存方碑一座，高与人齐，其上
刻龛，内有坐像。为大统十三年物（第八十六、八十七图）。
大统十七年（公元551 年）造像碑，为造像碑之最大者，其高十尺许，
为一整石。其结构颇“建筑的”而不甚“雕刻的”。其全部竖分为二行，横
分作四层，最上层为碑头，上刻双龙，中盘小龛内像三躯。碑阳二三层各刻
佛像九躯，虽极细微，而衣褶纹则绝对表示时代特征。二层龛上为莲花栱，
三层栱上刻飞天，其衣裙向上飘舞，如火焰状。下层合二格为大龛，佛居中，
胁侍者八菩萨，其下为师子，邑子等像，龛刻作罗帷华盖形，上冠以相轮，
如塔顶。最下则为碑文。各层间为造像者像。碑阴各层略同。顶层刻树，颇
有汉代遗风（第八十八、八十九图）①。
此外波士顿博物馆（Boston Museum）亦有造像碑一座，其刚劲尤过之。
碑为大魏（？）元年物，惜上部已崩断。
道教像
元魏道教颇盛行。太武帝登位之次年，召天下方士，嵩山寇谦之，即当
时道教中要人。终元魏之世，道教颇有影响，遗物亦不少。其命题虽异而作
风则完全与佛像同也。其最古作品为鄜州石泓寺旧藏天尊像，字迹漫灭，仅
辨“永平”年号，无甚特异也。
北齐、北周
北齐北周之雕刻，由历史眼光观之，实可为隋代先驱。就其作风而论，
北齐北周为元魏（幼稚期）与隋唐（成熟期）间之折冲。其手法由程式化的
线形的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其佛身躯渐圆，然在衣褶上则仍保持前期
遗风，其轮廓仍整一，衣纹仍极有律韵。其古风的微笑仍不罕见，然不似前
期之严峻神秘；面貌较圆，而其神气则较前近人多矣。此时期可称为过渡时
期，实治史者权宜感兴趣之时期也。
北齐
时代虽同，然地方之区别则极显著。北周遗物，今见于陕西一带者，率
① 第六十七、六十九、七十、七十二、七十六、七十七、七十九至八十九图均引自《龙门石窟》。
皆肥壮，不似北齐河北所遗玉石像之精巧。今山西天龙山所存此期遗物最多，
然前数年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其受损害如何，不敢
设想。此外山东神通寺，龙门莲花洞，巩县石窟寺等处亦有摩崖造像。在北
齐三十年间，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诸省造像数极多，研究亦不大难。
天龙山，北齐造像之最精者为“第二窟”及“第三窟”（第九十至九十
三图），其他诸窟皆隋唐物，“第一窟”亦北齐，然不及二、三窟之精美。
二、三两窟中雕饰形制略同；各有三龛，每龛三佛，本尊居中，菩萨胁侍。
浮雕甚高，几似独立，然仍带一种平板气味，尤以胁侍菩萨为甚。菩萨微向
佛转侧，立莲座上，面部被毁，至为可惜（第九十三图）。其姿态修直，衣
褶左右下垂，下端强张作角形曲线，尚有北魏遗风。本尊则坐莲台上，后壁
面门者结跏趺坐，左右壁者垂足坐。其衣褶虽仍近下部向外伸出作翅翼形，
然其褶皱不复似前期之徒在表面作线形，其刻常深，以表现物体之凹凸。其
背光本有彩画，今已磨失。其全部雕法极其朴素，其引人入胜不在雕饰之细
腻而在物体之表现也（第九十一图）。
石窟而外，北齐造像极多，大村西崖所列举即有二百余区，其散佚于豫
冀者当不可胜计。其在山西者，武平七年郭延受造像最可为其代表作品。其
石质为红色沙石，略似天龙山。菩萨（观音）像倚背光成高浮雕，背光已毁，
臂已折，腿肥大似肿，圆似管，足亦肥板无生动气。像立覆莲上，莲花前有
龟，作负驮状，其上有碑，刻字，旁有二狮。衣褶仅浅似线，宝珠带突起不
高，衣之下端作卷浪文。全身自顶至踵，各部皆以管形为基本单位。其与北
魏飘松直垂之衣纹，可谓绝对不同矣。
北齐雕刻因地而异前已述及。今河北定县一带，产白玉石极佳。其造像
虽与上述诸点不尽符合，然亦相去不远。其全身各部亦以管形为主，衣裳极
紧，衣褶仅似线纹。头笨大，胸高肩阔，其倾向则上大下小。其遗物极多，
如喜龙仁（Siren）《中国雕刻》第253、256 图是（第九十四、九十五图）。
与北魏相较，则北魏上小下大，肩窄头小。北齐则上大下小，其律韵迟钝，
手足笨重。轮廓无曲线，上下直垂。二者相去极远，而时间则仅距数十年，
其变至骤，殆非逐渐蜕变，乃因新影响输入而使然也。
此新影响者，殆来自西域，或用印度取回样本，或用西域工匠，其主要
像（本尊）则用新式，而胁侍菩萨则依中原原样，此所以使本尊与菩萨异其
形制也。天龙山当时僧侣，与印度直接交通必繁密，故其造像所含印度气味
之多，亦为他处造像所罕见。今印度秣菟罗（Mathura）美术馆中与北齐同时
造像颇多，两相比较，即可溯其源矣。
河北境内遗像作风与山西大异。泰半甚小，似为各家中供养者。其结构
至繁杂，颇似金像手法。唯最初者尚略带北魏遗意。佛像多有菩萨胁侍，其
背则共有一背景，为叶形背光，其上则有飞天舞翔。俱为浮雕。其衣褶尚有
在下端向外伸作翼形之倾向，其浮凸亦殊甚。坛座甚高，周刻天王狮子等等
拱卫。其最普通之布置则在佛之两旁植树二株，枝叶交接于其上，树干遂成
二柱状，而枝叶则成背光，飞天翔回于其间，共拱宝塔。枝叶之间多雕通处，
使全像愈显其剔透玲珑，为其他佛教雕刻所罕见（第九十六、九十七图）。
此种造像，其先率皆施彩色，其与当时绘画的布局必甚相近。由立体的
布局观之，其地位实不甚高，然由技术的进步观之，则亦有相当价值。佛像
本身，仍可与前所论之公式符合，“管形”之倾向极为显著。其为数也多，
其良莠亦不齐，其精者可为佛教雕刻中最高之代表物，其劣者则无足道也。
定县一带所产玉石为其主要石料，色白而润，最足以表现微妙之光影，使其
微笑益显神妙矣。
北周
北周造像较北齐遗物少，建德三年（公元 574 年）武帝灭法，道佛并禁，
经像悉毁，沙门道士悉皆还俗，铜像则化为钱，周境之内，数百年来官私所
造佛塔寺像，悉皆扫地。建德六年灭齐，齐境佛像亦同此厄。魏齐造像，设
非皆经此度有意之摧残，其杰作之传于今日者当不只倍蓰，由美术史上观之，
武帝罪亦大矣。幸宗教信仰，最为坚实，以帝皇之力，故意搜寻，然尚有幸
免者。宣帝即位，佛道复兴，以坊州大像之出现，改元大象，造像之风复盛。
北周遗物，以陕西为多。其作较齐像尤古。因所用石质不同，故其刀法
亦异。唯较之齐像，则所受印度影响极其轻微，故保存元魏遗意亦多。
今西安博物馆保存大像数尊及美国所藏数尊为此派重要标本。西安四躯
皆释迦立像，佛身肥笨，衣褶宽畅下垂（第九十八图）。然最精者莫如现藏
波士顿及明尼阿波利斯（ Mineappollis）二躯，波士顿像高八尺余，明尼阿
波利斯像高六尺四寸，铭文曰天和五年（公元570 年）。波士顿形制与之无
异。其中尤以波士顿为精，菩萨为观音，立莲花上，四狮子蹲座四隅拱卫。
菩萨左执莲蓬，右手下垂，持物已毁。衣褶流畅，全身环珮极多。肩上袈裟，
自两旁下垂，飘及于地。宝冠亦以珠环作饰，顶有小佛像。企立姿势颇自然，
首微向前伸，腰微转侧。秀媚之中，隐有刚强之表示，由艺术之眼光视之，
远在齐像之上矣（第九十九图）。
此期铜像亦足以助证其蜕变之程序。较早作品衣褶仍有魏风，身格较纤
幼，曲线流畅，然头部则方笨，现出北周本色，且无背光，只有头光。周齐
以来，铜像背光似已消灭，考之此时之印度佛像，多无背光，殆受其影响欤。
西安发现铜像甚多，今多在国外。
喜龙仁《中国雕刻》第266B，280c，278 图皆其代表作品也（第一○○、
一○一、一○二图）。
隋
北周大定元年，隋王杨坚受禅，国号隋。开皇九年灭陈，虏陈后主，南
北遂复统一。文帝都大兴（长安），炀帝迁都洛阳。文帝之世，开皇仁寿间，
造像极盛。周武灭法以后，至开皇元年，佛禁始开，大修周代废寺，建立经
像，盛极一时。
开皇四年又诏移安周时遣除残像。二十年，更颁布形像保护法，凡有敢
毁坏偷盗佛及天尊乃至岳镇海渎之神者，以不道论。以沙门而坏佛像，道士
而坏天尊者，以大逆不道论。终文帝之世，修治故像大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
躯，造新像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法苑珠林》卷一百），周武惨灭
佛法，至是始复旧观。
按其风格，隋代雕刻实为周齐雕刻之嫡裔。其大部分仍可称为“过渡式”
的，然其中已有少数精品，可以列于我国最发达之宗教雕刻者矣。杨隋帝业
虽只二代，匆匆数十年，然实为我国宗教雕刻之黄金时代。其时环境最宜于
佛教造像之发展，而其技艺上亦已臻完善，可以随心所欲以达其意。然隋代
雕刻大体皆甚严正平板，对于自然仍少感兴味。然较之元魏，则其对于人体
部分之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