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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些作品时，我们会对长期忽视泰勒曼而感到羞愧。同时我们也懊恼他没有像他可以做到——像他应该做到的那样，利用他的才华。我们发现陈腔腐调和琐碎的废话同美仑美奂的乐段一起出现，这令我们愤慨。如果泰勒曼更加珍惜他的天赋，如果他没有创作这么多作品，接受这么多任务，他的名字或许会在历史上留下比格鲁克还深刻的印记；至少他应该分享后者的名气。但是，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某些判断上的道德公正性；仅仅做一名有才华的艺术家还不够；即使加上专心使用天才也还是不够（因为，有谁比泰勒曼工作更努力呢？）；他必须有个性。格鲁克的音乐天赋大大逊色于十八世纪其他半打儿德国作曲家——例如哈塞、格劳恩或泰勒曼——加在一起的天赋，但他却在其他人大量收集素材的领域获得了成功（他甚至没有利用上这些素材的十分之一）。诀窍在于，他对自己的艺术和天才施以了君主般的控制和调配。他是一个人，其他人则只是音乐家。即使是在音乐领域，仅仅作一名音乐家也是不够的。
研究泰勒曼在器乐史上的地位应该是有必要的。他是德国“法国序曲”的倡导者之一（法国序曲指的是类似吕利创作的分三个乐章的交响曲，第一部分缓慢，第二部分活泼热烈，第三部分缓慢。活泼热烈的乐章具有自由赋格的特点，而开头的慢乐章通常在结尾处重复）。“法国序曲”于1679年由斯特法尼和1680年由库塞尔（Cousser）引进德国，并于十八世纪前二十年，在泰勒曼时代达到顶点。我们已经看到，1704—1705年中间，当他在索劳的普罗姆尼茨伯爵家中见到吕利和卡姆普拉的作品时，出于偏好，他开始挖掘这种器乐形式。那时，他在两年间创作了两百首“法国序曲”。他的一些汉堡歌剧也利用了这种创作形式。
这种做法并不妨碍他偶尔使用“意大利序曲”（第一部分是活泼热烈，第二部分是缓慢，第三部分又是活泼热烈）。他将这种形式称作协奏曲，因为他在其中首次利用了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在《达门》（1729年）的序曲中发现一个欢快的范例，其风格与亨德尔作于1738—1739年间的大协奏曲近似。人们会注意到，第三部分（活泼的3/8拍）是一个从头反复的乐章，中间部分是小调。
泰勒曼还为他的歌剧谱写一些器乐曲，其中法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尤其是在舞蹈中。有时这些器乐曲被演唱。
在他尝试过的其他乐队形式中，有一种是器乐三重奏，德国人称之为三重奏鸣曲。它在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的音乐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奏鸣曲形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泰勒曼1708年在艾森纳赫时尤其专注于这种创作形式。他认为，在他所有作品中，这些奏鸣曲最受赏识。他说：“我这样设计，以使第二部分看似第一部分，而低音是一种自然的旋律，同其他声部组成恰当的和声，这种和声随着每个音符发展，似乎不能再有第二种方式。很多人都说我已经在这些作品中展示了我最佳的力量。”胡戈·黎曼在他著名的《音乐爱好者》中选择了这样一首三重奏。这首B大调三重奏摘自泰勒曼的《宴会音乐》，共有四个乐章：第一章哀婉；第二章欢快的3/8拍；第三章庄严；第四章快板2/4拍。第二乐章和第四乐章分成重复的两部分。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按照法国序曲的庄严和赋格方式将两部分连接起来。形式仍然是奏鸣曲的形式，有一个单一主题，主题之外还有一个副题若隐若现。此时的奏鸣曲式刚刚从组曲中浮现；但是，主题在本质上已经是现代式的。许多主题，尤其是严肃乐章的主题，是明显的意大利式的，有人可能会说是佩尔戈莱西式的。泰勒曼器乐注重个人表达的趋势影响了萨布斯特的J。 F。 法施（Fasch），但是，这一次学生远远超越了老师。黎曼后来曾经将音乐爱好者的注意力引到法施身上，因为他是三重奏鸣曲最有才华的大师之一，也是现代交响曲风格的发起者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音乐的每一个领域——戏剧的、宗教的及器乐的——泰勒曼都站在了伟大的现代运动的源头。
注 释
〔1〕 Lessing； 1729—1781，德国文艺理论家剧作家，对后世影响巨大，主要著作有《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等。——译注
格鲁克与《阿尔瑟斯特》
1776年4月23日，《阿尔瑟斯特》在巴黎首演并未获得成功。格鲁克的一位友人，出版商科朗赛茨，为了安慰他，在剧院的侧翼找到格鲁克。有关这次碰面，他留给我们下面这段奇妙的记述：
“我在走廊里找到格鲁克，发现他更关心的是为这个对他而言非比寻常的事件找原因，而不是为他作品的失败伤心。‘这样一部作品的失败可真奇怪，’他说，‘这将成为你们国家艺术欣赏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能够想象以某种特定音乐风格创作的作品成功与否——是取决于听众变化不定的趣味。我也能想象某些起初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很快就会失宠。但是，我承认我这次很烦恼：这样一部印有自然的真谛、所有情感都得到真实表达的作品为什么会失败？’‘《阿尔瑟斯特》，’他自豪地补充，‘不是那类只带给观众片刻的欢乐，或仅仅因为其新鲜感而取悦于人的作品。它是永恒的。我坚信，如果法国的语言不发生改变，那么两百年后它仍会带给观众同样的欢乐。我的理由是，这部戏以自然为根基，与时尚没有任何联系。’”
一天晚上，当我坐在喜歌剧院，听着“神殿”一场戏之后观众发出的热情欢呼声时，我不禁想起了他的这些豪言壮语及其正确性——这场戏的格调高雅，充满了强烈而炽热的激情，它被塑成一尊不朽的铜像——在我看来，这一场不仅是音乐悲剧，而且是悲剧本身的经典之作。
这样一场以著名古代经典故事为原型展开的戏的效果同第二幕的效果一样感人至深，尽管它有些在人们意料之中。这场戏表现的是阿尔瑟斯特在庆祝阿德米特斯康复的宴席上，想到死亡的临近，抑制住她的眼泪和恐惧；其中的曲调形式有很大的变化和自由，扣人心弦的宣叙调同简短的如歌乐句，精巧的小抒情曲，悲剧曲调，以及在活力、优雅和平衡方面极其出色的舞蹈与合唱和谐地结合起来。一百年后，它们仍同首演时一样给观众带来新意。
第三幕有些不尽如人意。尽管有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只是虚弱地重复第二幕的场景，而没有发掘出新的东西；此外，海克力斯（Hercules）的音乐构思平庸，或许根本不是格鲁克的创作。
尽管如此，整个作品仍然具有统一的风格，纯净的艺术手法，及堪与最出色的希腊悲剧相媲美的情感；它经常引发人们对无与伦比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的回忆。即使在今天，也有许多乏味、迂腐的歌剧，它们堆满了饶舌的比喻，做作、平庸的场景，演说式的叙述和多愁善感的愚蠢——它们都同格鲁克之前的十八世纪歌剧中可怕的妙语一样令人生厌。时至今日，《阿尔瑟斯特》仍然是当之无愧的音乐戏剧的典范；那些最出色的音乐家，甚至瓦格纳本人，也几乎达不到它的标准；直截了当地说，连格鲁克本人也很少达到这样的高水准。
《阿尔瑟斯特》是格鲁克的一部力作；在这部戏中，他最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戏剧改革；在这部戏中，他最认真地遵循了与他的性格和他的早期教育格格不入的原则——在他的《伊菲姬尼在陶里德》中，除一两场外，这些原则并不明显。《阿尔瑟斯特》是格鲁克最仔细的作品，因为在这部戏中，与他通常的做法相反，我们找不到他从其他作品中借用的东西。他在它上面花了大量时间，共写了两遍；第二版（法文版）在某些方面少了些纯净，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具有了更多的戏剧性。不管怎样，它与第一版的差别很大。
因此，我们把这部“写成音乐的悲剧”视为格鲁克的构思力与他的戏剧改革的最佳范例；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来检验这场使当时整个音乐戏剧复兴的运动的起因。我尤其希望证明这场革命如何同整个时代思潮相呼应，它的必然性，以及这股打破由常规堆积起来的障碍的力量，其源头在何处。
格鲁克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使他拥有如此的力量——并不只是因为格鲁克有天才，也是因为一个世纪思想积累的结果。二十年来，百科全书派一直在准备、预言、等候这场革命。
这一事实在法国并非广为人知。大部分音乐家和评论家过分看重柏辽兹如下离奇的说法：
“噢！哲学家们和天才的傻瓜们！噢！老顽固们和令人尊敬的人们，他们作为哲学时代的智者，探讨着音乐艺术，却对音乐没有丝毫感觉，没有任何基础知识，根本不知道音乐意味着什么！”
而一位德国人，欧根·希尔施贝格，却提醒我们这些哲学家在音乐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百科全书派人士热爱音乐，有些人对音乐所知甚多。那些最积极参与音乐讨论的人有格利姆，卢梭，狄德罗和达朗贝，他们都是音乐家。音乐常识最少的是格利姆，但他并不缺乏鉴赏力；因为他写过一些小调，由衷欣赏格雷特里（Grétry），发掘了凯鲁比尼〔1〕和梅雨尔的才华，甚至是认识到莫扎特的天才的人之一，那时莫扎特只有七岁。所以我们不能低估他。
作为音乐家，卢梭是相当有名气的，他创作了一部歌剧，《风流才女》；一部喜歌剧，著名的《乡村占卜师》；一部爱情歌曲集，《聊慰一生伤心事》；以及一部独角戏《小矮人》（Pygmalion），它是第一例情节剧（又名没有歌唱家的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得到莫扎特的赞赏，且贝多芬、舒曼、威伯和比才都曾尝试创作过。因此，卢梭是一名音乐革新者，尽管我们没必要对他那些娱乐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