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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weet Adeline，美国理查德·杰勒德和哈里·阿姆斯特朗于一九○三年创作的抒情歌曲，在全国大学校园风靡一时，改编成的男声四重唱在欢饮时常用。
合唱团的小伙子们来了。他们开始唱《甜蜜的阿德琳》①。他们还发出“请把啤酒传给我，”“你伸出头来干什么？”之类的词句和男中音的“菲—德—里奥！”的嚎叫。我唱的是“啊，多么阴暗！”姑娘们都很棒。她们到后院里同我们搂住脖子亲嘴。别的未经打扫的、积满灰尘的房间里有床铺，我拉了一个姑娘坐在床上正聊得起劲时，歌剧院的一伙年轻引座员突然闯进来，毫不客气地揪住姑娘们就亲嘴。十几岁的青少年，喝得醉醺醺的，头发零乱，衣衫不整，兴奋异常，——他们毁了我们的聚会。不出五分钟，姑娘们跑得一个不剩，留下的像是一个大学生联谊会聚会的残局，啤酒瓶子乒乓乱响，喧嚷哄笑，闹翻了天。
《在路上》 第二部分《在路上》 第九节（2）
雷、蒂姆和我决定去酒吧。梅杰走了，贝比和贝蒂也走了。我们摇摇晃晃地走进夜色。歌剧院的那批人把酒吧挤得满满登登，从柜台到墙壁没有一点空隙。梅杰朝着人群大声喊叫。戴眼镜的、热切的丹佛·D·多尔逢人就上前握手招呼：“下午好，你好吗？”午夜来临时他仍旧说：“下午好，你好吗？”有一次，我看见他陪同一个官员似的人到外面去。然后陪同一位中年妇女回来；过一会儿，他同两个年轻的引座员在街上谈话。再过一会儿，他没有认出我，同我握起手来，还说：“新年好，伙计。”使他醉的并不是酒精，他是陶醉在他所喜欢的熙来攘往的人群里。谁都认识他。“新年好，”他招呼道，有时候说“圣诞快乐”这句话说个没完。圣诞节的时候，他说“万圣节快乐”。
酒吧里有个大家十分尊敬的男高音；丹佛·多尔坚持要我同他见见面，我却一直回避；他大概姓邓南遮。他的妻子同他一起。他们很不高兴地坐在一张小桌边。酒吧里还有一个阿根廷游客似的人。罗林斯推了他一下，让他腾点地方；他转过身来破口大骂。罗林斯把手里的酒杯递给我，一拳就把那个冒失鬼打趴在吧台的黄铜扶手上。那人给打懵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酒吧里尖叫声四起；蒂姆和我拉着罗林斯跑了出来。酒吧里乱成一团，治安官根本无法挤进去察看受害人。没有谁能指认罗林斯。我们去了别的酒吧。这时候，梅杰踉踉跄跄地从一条黑暗的街道里走过来。“怎么回事？有人打架吗？尽管找我。”周围哄笑起来。我想知道山的精灵在想什么，抬起头，看见月亮里有短叶松，还看见了老矿工的鬼魂，心里觉得纳闷。那天晚上，整个幽暗的分界线的东面，除了我们谷地里的喧闹声之外，只有一片寂静和风声。分界线的另一边是西大坡。广阔的高原一直绵延到汽轮泉，地势突然变低，通向科罗拉多西部的沙漠和犹大沙漠；我们这些恣意妄为的、疯狂的美国人喝醉了酒，在山旮旯里朝漆黑广袤的空间乱叫一通。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屋顶上，我们能做的事，我看只有嚷嚷——在黑夜里朝着东面的大平原叫嚷，那边一个拿着福音书的白发老人可能正朝我们走来，随时都会到达，让我们住嘴。
罗林斯坚持要回到他打架的那个酒吧去。蒂姆和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不过仍紧跟着他。他走到那个唱男高音的邓南遮身前，朝他脸上泼了一高杯的酒。我们把他拉了出来。合唱团的一个男中音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去了中部市一家正规的酒吧。雷把女侍者叫做婊子。一群沉着脸的男人排在吧台前；他们讨厌旅游者。其中一个人说：“在我数到十之前，你们这些家伙最好离开这里。”我们照办了。我们一脚高一脚低回到棚屋，倒头就睡。
我早晨醒来，翻一个身；床垫升腾起一蓬尘埃。我想拉开窗户；窗户是钉死的。蒂姆·格雷仍在床上。我们咳嗽、打喷嚏。我们把走了汽的啤酒当早餐。贝比从她落脚的旅馆回来，我们收拾好各人的东西，准备离开。
一切仿佛都在土崩瓦解。我们出去上车时，贝比脚下一滑，摔了个狗吃屎。可怜的姑娘太劳累了。她的哥哥、蒂姆和我扶她起来。我们上了车；梅杰和贝蒂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凄凉的回丹佛之行开始了。
我们蓦地下了山，没有注意观看广阔的丹佛海蚀平原；热气像是从烤炉里出来的。我们开始唱歌。我迫切希望到旧金山去。
《在路上》 第二部分《在路上》 第九节（3）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卡洛，使我惊奇的是他说他和迪安去过中部市。
“你们干了些什么？”
“哦，我们先在各个酒吧转悠，后来迪安偷了一辆汽车，我们以每小时九十迈的速度在盘旋的山路上开车回来。”
“我没有看到你。”
“我们不知道你在那里。”
“嗯，老兄，我要到旧金山去。”
“迪安已经安排了丽塔今晚同你约会。”
“嗯，往后推一推吧。”我没有钱。我给姨妈寄了一封航空信，请她汇五十块来，并且声明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开口要钱了；那之后一旦时来运转，她会开始陆续收到我归还她的钱。
随后，我去和丽塔·贝滕考特见面，把她带回公寓。我在黑灯瞎火的前面房间里同她聊了很长时间以后，把她弄进我的卧室。她是个清纯真诚的小姑娘，对于性方面的事情怕得要死。我告诉她性非常美妙。我想向她证实。她同意让我试试，可是我太猴急了，什么都没能证实。她在黑暗中叹气。“你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我问她，我同姑娘们一起时总是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她说。“我只负责伺候吃饭的主顾，混日子罢了。”她打起哈欠来。我把手按在她嘴上，不让她打。我试着告诉她，我对未来的生活和我们两人一起所能做的事情感到多么兴奋；我说我打算两天后离开丹佛。她厌烦地转过头去。我们仰躺着，望着天花板，揣摩上帝做了些什么，竟然把生活搞得这么悲惨。我们初步打算在旧金山见面。
我在丹佛的日子快要结束了，我陪她回家时感到了这一点。我回家的路上，同一批流浪汉一起躺在一个旧教堂的草地上，他们的谈话勾起了我上路去流浪的愿望。每过一小会儿，会有人站起来，向过路人要一毛钱。他们谈论的是北移寻找收割的零活儿。天气温暖宜人。我想再去找丽塔，告诉她许多事情，这次好好地和她做爱，打消她对男人的恐惧。美国的青年男女经历了一个如此可悲的时期；世故要求他们不必寒暄客套，可以立即进入性爱程序。不必多费口舌献什么殷勤——可以开门见山谈心灵感受，因为生命是神圣的，分分秒秒都十分可贵。我听见丹佛和里奥格兰德的机车吼叫着向山地进发。我要进一步追逐我的星辰。
梅杰和我忧郁地坐着，一直聊到午夜。“你有没有看过《非洲的青山》？海明威最优秀的作品。”我们互祝好运。我们有可能在旧金山见面。我看见罗林斯在街上一株幽暗的树下。“再会了，雷。我们什么时候再相见？”我去找卡洛和迪安——遍找无着。蒂姆·格雷高举着手说：“你要走了，约。”我们互相用“约”称呼。“不错，”我说。以后的几天里，我在丹佛到处乱转。我觉得拉里默街上的每一个流浪汉似乎都可能是迪安·莫里亚蒂的父亲；人们管那个白铁皮匠叫老迪安·莫里亚蒂。我走进温莎旅馆，莫里亚蒂父子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晚，迪安被那个和他们同住一室的、用辊轮板代步的、没有腿的人吓醒了；他轰隆隆地在地板上滚过来触摸孩子。我看见柯蒂斯街和第十五街拐角上那个卖小型赛车报的短腿瘦小的女人。我在柯蒂斯街那些悲凉的低级夜总会附近闲逛；穿牛仔裤和红衬衫的小青年；花生壳，电影院的挑出帐篷，射击馆。离开灯光璀璨的街道就是黑暗，黑暗的那边是西部。我非走不可。
黎明时，我找到了卡洛。我翻阅了他的几本巨大的日志，睡在他那里，第二天早晨下起了蒙蒙细雨，天色灰暗，身高六英尺的埃德·邓克尔和帅气的小伙子罗伊·约翰逊，以及畸形足的赌场老手汤姆·斯纳克都来了。他们四下坐着，带着窘迫的笑容听卡洛·马克斯向他们朗诵他写的启示录式的、疯狂的诗句。我精疲力竭地倒在扶手椅里。“哦，你们这些丹佛的家伙！”卡洛嚷道。我们大家鱼贯而出，走上一条两旁有缓缓冒烟的焚烧炉的、典型的铺卵石的小巷子。“我小时候老是在这条巷子里滚铁环，”查德·金告诉我说。我希望看到他滚铁环的模样；我希望看到丹佛十年前的模样，那时候他们全是孩子，在落基山区阳光明媚、樱花盛开的早晨，在充满希望的欢乐的小巷子里滚着铁圈。褴褛肮脏的迪安在心事重重的狂热中独自徘徊。
罗伊·约翰逊和我在细雨下走着；我到埃迪的女友家取回了我那件花格子的羊毛衫，也就是内布拉斯加的谢尔顿的衬衫。衬衫包扎好了搁在那里，体现了衬衫的无穷悲哀。罗伊·约翰逊说他会在旧金山和我相见。人人都要去旧金山。我去邮局，发现我的汇款已经到了。小雨停了，太阳出来了，蒂姆·格雷和我乘电车到汽车站。我买了去旧金山的票子，花掉了五十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