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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着法子告诉他，对我来说北普拉特意味着什么，我曾在这里和哥们一起买威士忌，可他拍拍我的背，说我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人。
我打着手电，爬上峡谷陡峭的南壁，上了汽车川流不息地连夜驶往旧金山的公路，跌跌撞撞地从公路的另一边下去，到了小溪边有座农舍的沟底，那里每晚同一条狗朝我吠叫。然后在加利福尼亚漆黑的树下沿着一条银白色的尘土路快步走去——那条路像是电影《侠盗佐罗》里的，也像是你在B级西部片里看到的那种路。我在暗地里常常拔出枪来扮作牛仔。我再爬上另一座小山，就看到了工房。这些工房是海外建筑工人的临时住处。过路的工人们住在这里等船。他们大多数是去冲绳群岛的。是为了逃避什么——通常是逃避法律的制裁。其中有阿拉巴马来的暴徒、纽约来的狡诈的家伙，还有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他们很清楚，在冲绳整整干一年有多么可怕，便使劲喝酒。特别警卫的责任是看住他们，别掀翻了工房。我们的总部设在主楼，其实那只是用木板分隔出几间办公室的木建筑。我们坐在一张卷盖式的书桌周围，时不时把枪套从腰上挪开，打打哈欠，老警察们海阔天空地闲扯。
除了雷米和我以外，这帮人都是有警察灵魂的可怕的人。雷米无非是挣钱糊口，我也一样，但是这些人要抓人，在镇上的警察局长那里邀功。他们甚至说，你至少每月抓一个人，不然会被解雇。我一想起要抓人，心里就发怵。那晚真实的情况是：工房区闹翻天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烂醉如泥。
那晚的计划是这样安排的——整个辖区只有我一个警察，由我独自一人值六小时的班；那晚工房区的人几乎都喝醉了。因为他们的船只第二天早晨起碇。他们像起碇头天晚上的水手那样喝酒。原先我两脚往书桌上一搁，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蓝皮封面的、有关俄勒冈和北部地区的冒险故事，我意识到通常相当安静的夜晚突然嘈杂起来。我出去看个究竟。工房区的棚屋几乎全部灯火通明。男人们的叫嚷声和砸酒瓶的碎裂声此起彼伏。现在是我挺身而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时刻了。我拿起手电筒，跑到最喧闹的一间棚屋的门口，敲敲门。有人把门打开了六英寸宽。
“你要干吗？”
我说：“今晚由我看管这些工房，希望你们尽可能安静些，”或者类似的一些傻话。他们砰地把门关上。我瞅着眼前的木板门。正像是西部片；我显示自己权威的时刻来到了，我再次敲门。这次他们开直了门。“听着，”我说，“我不愿意来打扰你们，不过你们闹得太凶的话，我会丢掉饭碗的。”
“你是谁？”
“我是这里的一个警卫。”
“以前没有见过你。”
“呃，这是我的警章。”
“你屁股后面的那把手枪打算干什么？”
“枪不是我的，”我带有歉意说。“是我借来的。”
“看在基督的分上，喝杯酒吧。”我并不介意。我喝了两杯。
我说：“怎么样，伙计们？你们能安静下来，是吗？你们知道，否则我够呛。”
“好吧，伙计，”他们说。“你去巡逻吧。想喝的时候，再回来喝一杯。”
我就这样逐门逐户地去打招呼，没多久，我醉的程度不亚于他们任何一个人。破晓时，我的任务之一是把美国国旗升到六英尺的旗杆上，那天早晨我把国旗挂颠倒了，自己回去睡觉。傍晚来上班时，发现正规的警察们阴沉地坐在办公室里。
“嗨，伙计，昨夜这里闹翻了天是怎么一回事？住在峡谷对面屋子里的人纷纷投诉。”
“不清楚，”我说。“现在仿佛相当安静。”
“那帮工人统统走了。照说你昨夜有责任维持这一带的治安——头头在训斥你呢。还有一件事——你知不知道，你把美国国旗倒挂在政府旗杆上是要坐牢的？”
“倒挂？”我大吃一惊；我当然没有察觉。我每天早晨升旗是不思索的。
“一点不错，”一个曾在阿尔卡特拉兹①当过二十二年看守的胖警察说。“你干了那一类的事就有可能进监狱。”其余的人阴沉地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老是闲坐着；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摆弄枪支，谈论枪支。他们一心只想开枪打人。就是雷米和我。
①Alcatraz，美国联邦监狱，位于旧金山海湾的一个小岛上，专门关押特别危险的囚犯，曾是堡垒和军事监狱。
在阿尔卡特拉兹当过看守的警察有六十来岁，大腹便便，已经退休，但摆脱不了那种一辈子滋养了他干涸的灵魂的氛围。他每晚开着一辆一九三五年生产的福特来上班，分秒不差地在考勤钟上打了卡，在卷盖式书桌前坐好。他十分吃力地填写我们每人每晚都必须填写的简单的表格——巡行路线、时间、发生情况，等等。填好后，他朝椅子背上一靠，开始神聊起来。“你们两个月之前在这里就好了，那时候我和斯莱奇”（斯莱奇是另一个青年警察，他想当得克萨斯州的骑警，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并不满意）“在G排工房逮捕了一个醉鬼。老弟，你们应该看看鲜血飞溅的情形。我今晚就带你们去看看墙上的血迹。我们把他打得从一面墙跳到另一面墙。先是斯莱奇，然后是我，我们把他揍得没有脾气，他便安静下来。那家伙发誓说他出狱后非宰掉我们不可——他被判了三十天监禁。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天，他还没有露脸。”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此。他被他们吓破了胆，再也不敢回来，更不用说宰他们了。
《在路上》 第三部分《在路上》 第十节（3）
老警察继续津津有味地回忆阿尔卡特拉兹的恐怖。“我们让囚犯像士兵似的排好队齐步走去吃早餐。没有一个走乱步子的。一切都像钟表那样精确。你们应该看看。我在那里当了二十二年看守。从没有碰到麻烦。那些家伙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有不少看守对待囚犯心肠太软，倒霉的通常就是这些人。就拿你本人来说吧——根据我对你的观察，你对那些家伙太宽大了。”他举起烟斗，盯着我。“你明白吗，他们会利用你的弱点。”
我明白。我对他说，我不是当警察的料子。
“是啊，不过是你自己申请做警察的呀。你得自己拿主意，不然你什么都做不成。你有责任。你宣过誓。这类事情没有妥协的余地。法律和秩序必须维持。”
我无话可说；他说得在理；不过我要的是夜里溜出去，跑到人们不知道的地方，我要了解全国各地的人在干什么。
另一个警察斯莱奇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黑色的头发剪成板寸，脖子时不时神经性地抽动一下，像一个老是用拳头打自己另一个手掌的拳击手。他打扮得像是过去的得克萨斯骑警。他把左轮手枪和子弹佩带在腰下很低的地方，还带着一根短柄马鞭和七零八碎的皮件，仿佛是活动的拷打室：锃亮的皮鞋、大开襟的夹克、趾高气扬的帽子，除了靴子以外，骑警的配备都齐全了。他老是向我示范擒拿的手法——一个箭步抢到我胯下，干净利落地把我扛了起来。就体力而言，我用同样的擒拿手法可以把他举到天花板，这一招我很熟练；可是我从不在他面前露一手，怕他要和我来一场摔跤比赛。和那样的家伙比赛摔跤结果很可能是拔枪相见。我觉得他的枪法肯定比我好；我生平从未有过自己的枪。我给枪上子弹都害怕。他拼命想逮捕几个人。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值勤时，他气得满脸通红地回来。
“我吩咐那里的几个小伙子安静下来，他们仍旧喧闹。我说了两遍。我一向给人家两次机会。从不给第三次。你跟我来，我要回那里去逮捕他们。”
“呃，让我去给他们第三次机会吧，”我说。“我去同他们谈谈。”
“不，先生，我给人家的机会绝对不超过两次。”我叹了一口气。我们出发了，直奔那个喧闹的房间，斯莱奇打开门，命令里面的人挨次出来。局面很尴尬。我们大家都脸红。这就是美国的现实。每个人都干着自己认为是应该干的事情。一帮人晚上高谈阔论，喝喝小酒有什么不对？但是斯莱奇要证明些什么。他要我陪他去是提防他们突然袭击。他们有可能这么做。他们都是兄弟，都来自阿拉巴马。我们悠闲地走回警局，斯莱奇在前，我殿后。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对我说：“你去同那个倔头倔脑的哥们打个招呼，请他高抬贵手。我们有可能因此被解雇，去不了冲绳。”
“我去同他说说。”
我在警局对斯莱奇说，这件事不必太较真，放他们一马算了。他仍旧涨红脸，提高嗓门说：“我给人家的机会绝不超过两次。”
“喔唷，”阿拉巴马人说，“两次三次有什么差别？我们可能因此丢掉饭碗，”斯莱奇一言不发，自顾自开了拘捕单。他只拘捕了一个人；他召来市里的巡逻车，把那人带走。其余的几个兄弟沉着脸走开了。“妈会怎么说呢？”他们嘀咕着。其中一个回到我身边。“你去告诉那个得克萨斯的婊子养的，假如明晚之前我们的兄弟不放出来，他休想太平。”我心平气和地把原话转告斯莱奇，他什么也没说。那个兄弟给放了出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拨工人乘船离开；又来了一拨新的更野的工人。若不是为了雷米·邦库尔的缘故，这份工作我两小时都干不下去。
雷米·邦库尔和我两人多次一起值夜班，在那种情况下，什么都乱了套。我们悠闲地兜了晚上的第一个圈子，雷米试试每一扇门是否锁好，希望找到一扇没有锁上的。他总是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找一条狗，把它训练成超级小偷，让它进到那些家伙的房间，从他们的口袋里叼出钱来。我要把它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