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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小唐、小金把一张白纸用图钉固定在墙上，众人一看，上面只画着五个圆圈，中间一个稍大，四个方向长度不等画着四个稍小的圈子，大家不解其意，一个个大眼望小眼瞪着倪炯敏。倪炯敏站起来，走到墙角，指着坐标图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中间的大圆圈，代表将军坟，四个小圆圈，依东南西北方向依次为芙蓉溪、楠角镇、泥坪冈和‘先锋厂’。密件是在将军坟失窃的，我同意大家对于案犯特征的大部分分析意见。现在先谈谈侦查指挥部关于侦查范围的分析，当时一共定了四个地方：将军坟、楠角镇、芙蓉溪和泥坪冈，应该承认这里面的正确成分。但是，我在想，‘先锋厂’为什么不在侦查范围呢？据刘副处长刚才和我个别交谈时解释，是因为‘先锋厂’的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都是经过挑选而来的骨干分子，不可能作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站得住的理由，如果‘先锋厂’的治保状况永远能打保票，那么要在厂内设一个公安处干什么？
公安处要设刑侦科、治安科干什么？对付外来的犯罪分子？你‘先锋厂’有军队保护，是军事禁区，出入须凭通行证，外人是无法进来的。退一步说，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可靠，那么他们那些总数超过二万名的家属是不是可靠呢？家属中是否有人可能会作案呢？
所以，我认为当初未把‘先锋厂’定在侦查范围内是一个失误。现在，除‘先锋厂’外的四个范围都已调查过，未发现线索，我怀疑作案者来自‘先锋厂’这一边！
倪炯敏笑笑：“我接下去还要谈到，侍冬早找到晚找到没有什么价值，胡业章的口供据我判断应当是可信的。”
一个侦察员说：“但他右手食指上的伤口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产生的还未得到证实，这是关键的一点。”
“没有‘关键’这个说法，胡业章的右手食指即使没有伤也算不上‘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他的《亲笔供词》观察，他是个左撇子，所以必然是左手作案；而曹秋林的密件失窃于右侧内衣袋，他当时右侧倚树而站，所以案犯作案只能以迎面姿式下手，这样，就必须以右手下手，否则姿式不顺，小臂会接触曹的胸前而被察觉，但胡业章却是左手作案的，因此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倪炯敏这番话一出口，令众侦察员大吃一惊，他们都和胡业章见过面，却从来没留心到胡是个左撇子，而倪炯敏光凭《亲笔口供》就看出了这一点，这不能不使人惊叹；而他对于案发情况的分析，无疑是细致入微的，令人信服。于是，大家都频频点头，静候倪炯敏往下分析。倪炯敏接着道：“‘先锋厂’除了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还有二万多名家属，加在一起共三万来人口，实际上已是一个城镇的格局。我初步摸了一下，在这个特殊城镇里面，除了‘先锋厂’，还有医院、学校、商店等，那二万多名家属中，有大约六千至七千名是初中生以上年龄至六十岁以下的，这些人中会不会有人是扒手？还有，‘先锋厂’的干部、职工中是不是有人会有作案嫌疑？
这些，都应当查摸一下。大家以为如何？”
众侦察员讨论下来，确实缺乏为“先锋厂”打保票的理由，于是决定报请厂部获准后，将全班人马开回厂区进行查摸。厂部领导同意这一方案，加上一条补充意见：护厂的一个陆军营，也应列入调查范围内。侦查指挥部便速和部队取得联系。双方商定由营部组织自查。
二十四小时后，各处查摸结果纷纷报往侦查指挥部：均无线索。吴荣德无可奈何，愁眉苦脸地去见倪炯敏。他走进倪炯敏的临时办公室时，只见桌上放着两个空酒瓶，三只酒杯和几个空罐头，烟缸里的烟蒂堆积如山，显然，来自北京的这三位今天一直在喝酒。吴荣德哭笑不得，接过倪炯敏递过来的香烟，苦笑道：“倪老师，我们白辛苦了一天一夜。”
“吴处长请坐！”倪炯敏拉吴荣德坐下，“没有白辛苦，这是必要的铺垫，真正的查摸马上要开始了，当然，这是连专案侦查指挥部也只能少数几个人知道的秘密查摸，我料到你会来找我，就在这里等候大驾光临啊！”
吴荣德给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铺垫？真正的查摸？这是怎么回事？”
倪炯敏便向吴荣德作了详细介绍——昨天，倪炯敏去查访曹秋林、曾厚望后，凭着一个刑侦专家的职业性敏感意识到这桩案件似乎和“先锋厂”的人有关。他回忆了和曹秋林、曾厚望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很快就找到了疑点：曾厚望的两次“水土不服”显得过于突兀。案件失窃的关键条件是由原来的两人护送改为一人护送，而曾厚望的“水土不服”恰恰构成了这个条件。倪炯敏于是决定在这上面找找线索，他通过“先锋厂”党委动用了保密电话，先和核基地方面取得联系，通过对曾厚望的调查排除了其参与密件盗窃的可能性，接着便和公安部通话，要求速向卫生部有关专家了解有关西南“水土不服”症的各种症状。北京很快就来了回电，告知了症状，倪炯敏发现曾厚望的症状仅在初期和“水土不服症”相符，之后便完全不符，于是便怀疑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企图人为制造一人护送密件的结果。这一怀疑最有理由的依据是曾厚望的两次卧床输液的时间恰恰和试样分析结束的时间相同。倪炯敏当即决定要在这上面重点查一查，但他担心一下子把矛头转向“先锋厂”会打草惊蛇，所以提出先作为一般刑事案件在全厂（包括家属区）作普遍查摸。其实，倪炯敏心里已经有数：如果案情确如他所估计的，那么无疑这一定是一起政治性间谍案件。
当下，吴荣德听倪炯敏如此这般一说．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说出一句话来：“会是间谍案？”
“如果案情确和曾厚望两次患病有因果关系，那么这无疑是一起间谍案！”
吴荣德向倪炯敏请教接下去应当如何着手侦查，倪炯敏说：“先从曾厚望的治病查起：是谁给曾治的？采取了什么措施？服了什么药？药物来源？给药途径？根据查得的情况再作下一步安排。”
吴荣德说：“好！我马上作安排！”
倪炯敏又说：“为防止打草惊蛇，要给外界形成一个假象：把今天在厂区内调查的人仍抽出去在原定的四处地方进行调查，使人以为今天一天的调查只不过是走过场，应付公安部专家。当然，接着开始的厂内调查应当是绝对保密的。”
“是的。
对“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的调查，根据倪炯敏的安排开始悄然进行。倪炯敏作为一名刑侦专家，所考虑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细致的，他认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历卡，不作病史记载，但是既然用了药，那么就要开处方，而处方上必须有医生的签名。所以，给曾厚望开处方的那个（或者几个）人便是给曾厚望看病的医生，调查就从他（他们）身上开始，当然必须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
“先锋厂”公安处请研究所财务科以“查账盘库”为名，出面对医务室的库存药品、处方等进行检查。财务人员根据公安处事先的指点，把注有“外来人员曾厚望”字样的几张处方暗暗抄了下来。
吴荣德一看，都是诸慧丽所开。情况报到倪炯敏那里，倪炯敏问：“诸慧丽是怎么一个人？”
公安处刘城副处长说：“她是个20多岁的青年女医生，1969年来我厂工作的，先在厂医院当内科医生，半年前才调来研究所医务室。”
倪炯敏眨了眨眼睛：“调她的档案！”
半小时后，诸慧丽的档案袋已经放在倪炯敏的面前。倪炯敏详细阅读了有关内容：诸慧丽，194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矿工，母亲家庭妇女。1949年初，她过继到伯父名下，赴北京随伯父母（亦即以后的父母）生活。其伯父母均系革命干部，分别在水产部和北京市物资局工作。诸慧丽自小学起，一直至西南医大毕业，皆品学兼优，多次获奖，在大学里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1967年，她从西南医大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到1969年3月才分配工作，赴“先锋厂”医院担任内科医生。来厂后表现不错，是研究所行政线党支部委员。
倪炯敏把材料袋装进档案袋，问道：“她结婚了没有？”
吴荣德说：“还没有。最近正在谈恋爱，对方是本厂的一个工程师，和她同年，西安交大毕业的，也是1969年分配到我厂的，表现很好，已入党了。”
“两人谈了多久，关系怎么样？”
“谈了三四个月，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倪炯敏沉思了一会，说：“从这些情况来看，诸慧丽应当没有问题。”
吴荣德、刘城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道：“可是……”倪炯敏打断道：“可是我仍旧认为案件的毛病应当出在医务室。”
“那下一步怎么办？”
“还是盯着那里查，不过要换一个方向，查查他们那里最近是否有人外出过——哪怕是半天。”
吴荣德情研究所劳动人事科悄悄查了一下，整个二月份医务室无人外出。这个“外出”指的是离开“先锋厂”范围，医务室全体人员都住在“先锋厂”家属区，成家了的住公房，单身的住宿舍。
“先锋厂”厂区相当于一座小城，各个进出口都有军人和公安处人员把守，出入都须登记，所以一查就能一目了然。到这分儿上，别说吴、刘两个处长和小唐、小金了，就是倪炯敏本人也傻眼了。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咕。这事怎么着？怎么横查竖查都不着边儿？倪炯敏无咒可念，心烦意乱，他还得每天和北京通电话，向公安部汇报侦查工作情况。这天晚上打过电话，大概受到指责了，回到卧室沉着脸道：“咱先扔下案子，喝酒聊天吧。”
于是，五个人喝起了酒。因为心里兜着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