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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花凋落-东方明-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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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捕之后,侦察员又搜查了屋子外面的柴堆和墓地,均无收获。一行人便押着“狗爪子”往捕角镇去。到了派出所,众人也顾不上疲乏,趁热打铁立刻审讯。“狗爪子”坐在十几小时前袁淑贞坐的那个位置上,戴铐的双腕搁在大腿上,双手笼在袖口里,用满不在乎的眼光瞅着侦察员。
  许所长问过姓名、年龄等例行语后,低声喝道:“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狗爪子”下巴冲桌上一努:“还不是为这几个小钱。”
  “这些钱和票证是从哪里来的?”
  “哪里来?是我扒来的!你们知道了还问什么!”
  侦察员闻言有些意外,因为一般说来,案犯落网后刚讯问时总是抵赖,抵赖不了再来个避重就轻的承认,最后懵不过去了才全部供认。这“狗爪子”现在一上来就痛痛快快承认了,莫非是知道自己犯下了盗密件的大罪,想来个“金蝉脱壳”?刘城冷冷一笑,说:“胡业章,听说你手上功夫不赖啊,刚来将军坟地区就骆驼站在羊群里——露一鼻子了!”
  “狗爪子”仍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您过奖了!我这手本领在道上只能算还将就算得上眼,谈不上如何如何。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江湖上比我强的角色有的是。您诸位如果不厌弃,我说几桩事儿给您们听听。”他见无人阻止,便说了这几年中南方几省发生的几起有名的扒窃案。说完以后,似乎意犹未尽,还要说一些“扒窃高手”秘不外传的绝招,被刘城摆摆手打断了。
  “停!停!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问你,你昨天上午去哪里‘作业’了?”
  “昨天上午?”“狗爪子”一愣,继而马上说了:“昨天早上我就去坟北大队玩儿了,一直到晚上才离开。”
  “‘玩儿’是什么意思?”
  “我去坟北大队知青侍冬那里去喝酒了。”
  “什么?”刘城、许所长等人大吃一惊,有两个侦察员还情不自禁站了起来:莫非白白折腾了一夜,又是一场空欢喜?
  “狗爪子”神情依旧,又说了一遍。
  “你说的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真的呢?我帮他鼓捣狗肉,手指头还给那小子划了一刀呢!”“狗爪子”说着把笼在袖口里的手伸出来,显然,他的右手食指上包着白胶布。
  侦察员又是一个愣怔:如果这手指真是昨天早上受的伤,那他就无法扒窃了,密件就不会是他所窃的,许所长朝小姜使了个眼色,小姜马上走到“狗爪子”面前,把胶布揭开一看,里面果然有个伤口,是明显的刀伤,但看不出是昨天早上受的伤还是中午或者下午受的伤。目前,没有理由排除他在扒窃密件后,因怕追查过来而故意制造这个伤口的可能。
  许所长、刘城走出去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暂时停止审讯,而先派员去坟北大队我知识青年侍冬了解情况。“狗爪子”先关押在派出所。
  两个侦察员奉命即赴坟北大队,直到下午才回来。他们向刘城报告:侍冬在坟北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今天早上还有人看到过他,但就不知去向了。此人是铜仁人,66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来将军坟插队,表现不好,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但未发现干过违法之事。他经常不请假就擅自外出,有时一走就是十天半月。
  由于其住处偏僻,所以同队社员无法提供昨天是否有人去他那里玩过。
  刘城向专案侦查指挥部报告了情况,吴荣德处长命令全力查访侍冬下落,了解胡业章口供的真实性。
  但是,刘城小组这边一直查到了3月3日上午,还没找到侍冬。与此同时,泥坪冈、将军坟和芙蓉溪三个小组都在继续作着不懈的努力,但未发现任何线索。
  这时,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2·28案件”的刑事侦察专家抵达将军坟了。
  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工作的刑侦专家名叫倪炯敏,五十来岁,山东人。倪炯敏是个“老八路”,抗战初期红军刚改称八路军时参的军,先干侦察兵,三年后又当武工队长。当时胶东半岛上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在他身上,有过不少类似李向阳的传奇事迹。全国解放后,倪炯敏改行搞公安工作,“文革”前夕奉调去了公安部。与其他刑侦专家相比,倪炯敏没进过专业学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有比较丰富的刑侦实践。所以,这次公安部派他来将军坟,只让他带了两名年轻的助手,有着要他“独挡一面”的意思。
  据当时参加“2·28案件”的“先锋厂”公安处刑警董玉华回忆,倪炯敏的外形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惯于深思熟虑的专家,倒像是一个惯于逗人发笑的相声演员。他来将军坟时,穿着一件敞怀的外套,五个纽扣已经掉了三个,一下车东张西望,然后嘟哝一句:“这地方瘴气很大。”然后就掏钱要助手去买酒。在接着举行的案情汇报会上,别人喝茶,他却喝酒。这别说在当时,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现在,也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的,因为一旦案子无法侦破,喝酒就是一个原因,追究起来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倪炯敏后来把“2·28案件”侦破了,所以无人指责他。倒是后来聂荣臻元帅听说倪炯敏喜欢喝酒,特地派人送了两瓶茅台酒去。
  倪炯敏听了案情汇报,没发表什么意见,只是问了几处细节,然后说:“让我先考虑一下。”
  吴荣德等人认为倪炯敏喝了酒,加上旅途劳累,要休息了,便把他送往卧室。但他并没有躺下,连坐都没坐,就在室内绕着圈子踱步。他的两个助手小唐和小金就在外间整理先前的会议记录。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倪炯敏去见吴荣德,要求去“先锋厂”见见曹秋林和曾厚望。吴荣德当下便亲自驾车陪送而去。
  机要通讯员曹秋林被软禁在“先锋厂”公安处,昼夜有人监护,不禁忧心忡忡,一天到晚长吁短叹,一直在打听案子侦查情况,当然不会有人告诉他。此刻他听说来人是公安部专家,料想案子还没侦破,脸上马上出现了一阵绝望的阴云。
  倪炯敏安慰他:“不要紧,我们会尽力侦查的。我来找你,就是侦查工作的一部分。我想听你把你从基地接受任务一直到现在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一遍,说得越详细越好,我有足够的耐心听完。”
  曹秋林遵嘱,把情况说了一遍,整整说了一个钟头。倪炯敏听得很仔细,但脸上并不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偶尔还打几句哈哈。听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几句,便去找曾厚望了。
  曾厚望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以前长期干部队保卫工作,五十年代后期调入核试验基地保卫部工作,从1960年开始就担任机要通讯员,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密件失窃责任不是他的,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他难受得难以名状,整天待在“先锋厂”的内部招待所房间里唉声叹气。倪炯敏和曾厚望见面,没多说话,只听他叙述了有关情况:2月15日,曾厚望和曹秋林抵达“先锋厂”,当天即去研究所办了手续,把带来的试样放进了研究所的保险箱。
  曾厚望是兰州人,以前从未到过西南,难以适应将军坟地区的气候水土,抵达“先锋厂”后的第三天,就出现了病病恹恹的症状。
  研究所领导知道后,马上让他去“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去治疗。
  当时,他们不知道因为试剂的原因,要推迟获得分析结果。所以,曾厚望不肯输液,只配了点药,他特地向医生说明:这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他在20日、21日将离开“先锋厂”,届时会不治而愈。服药以后,头两天情况有所好转,到了3月19日却突然腹泻,一昼夜泻了二十多次,不思饮食,头昏脚软,只得卧床输液,两天后方有所好转,但仍须每天去医务室打针。这时,他们已经知道试剂一事,估计要到月底才踏上回程。曾厚望恐怕误了归期,严遵医嘱,每天去向医生报到,老老实实吃药打针。尽管如此,恢复得仍旧很慢,到了2月27日中午,曾厚望突然再次腹泻,这次更加厉害,还伴有腹痛,于是只得再次卧床输液。由于基地急等密件,经请示获准,决定曾厚望留下治疗,由曹秋林一人携密件返回。曾厚望直到3月2日方才痊愈,他知道此时不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况且基地也没命令他回去,所以就留在“先锋厂”,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曾厚望说完,不住地摇头:“唉——,我这身体……若我这次不生病,那就不会出事,两个人上路,警惕性就高,双保险,扒手别想动脑筋!”
  倪炯敏问:“你这次究竟生了什么病?”
  “我这身体应该说是不错的,当兵出身,从来没生过什么玻身体素质差的人,也不让当机要通讯员,这次是水土不服,将军坟这地方瘴气太大,我一到这里就感到不舒服。”
  倪炯敏点头:“我也是,所以我马上喝白酒。你没喝酒吗?”
  “我们这一行有纪律,不允许喝酒的。”
  “你的水土不服一说,是医生的判断,还是你自己认为?”
  “这是医生诊断。”
  “有病历卡吗?”
  “没有。我这是临时看病,用不到搞病史。”
  “你是不是吃过什么不洁食物?”
  “医生也问过,我没吃过不洁食物。”
  当晚,根据倪炯敏的意见,侦查指挥部举行案情分析会。由于三镇警方不是指挥部成员,所以未通知他们参加。吴荣德也是老公安,他在上午倪炯敏抵达伊始就已把侦查情况向倪炯敏交了底:侦查工作事实上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况,现在见倪炯敏主动提出开案情分析会,料想这位专家对案情有了新的见解,因此一上来就请“倪老师作指示”。
  倪炯敏笑道:“老师不敢当,指示更谈不上。我请同志们看一幅坐标图。”
  助手小唐、小金把一张白纸用图钉固定在墙上,众人一看,上面只画着五个圆圈,中间一个稍大,四个方向长度不等画着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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