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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百”。他和毛一样喜欢独立思考，还有相当高的理论造诣。当“苏俄派”
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而把毛撇在一边时，毛觉得首先要争取的支持者应该是
张闻天。因此在长征途中毛没在张身上少花功夫。经过毛的苦心劝导，到遵
义会议前，张已经成了毛的坚定支持者。
由于张在党内颇有影响和地位，说服争取了他，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同
时，由于张与其他“苏俄派”具有特殊含义的“人缘”关系，由他担任总书
记职务，其他“苏俄派”绝不会感到失意。即使博古那样坚定的“苏俄派”，
他把总书记让给张闻天 也比让给毛泽东心里好受些。当然，共产国际就更用
不着为中共党内这么一点小的权力变化而大惊小怪、匆忙干涉了。
因此，张闻天是一个在当时两个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由他出任总书
记，对当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无疑是很有好处的。
除此之外，张闻天还有一个特点。与党内另一姓张的巨头张国焘相比，
张闻天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他没有政治野心。毛泽东如果和张国焘在一起共
事，必定要有一个人做“分裂主义者”，而与张闻天共事，就不会发生这种
情况。
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一直很愉快。张主持党的工作，毛当配角同时又
是军事问题的决策人。党的指示，有时是他们两人共同协商，共同签发，有
时则是毛泽东起草，送到张闻天那里，以张的名义发出。
索尔兹伯里说：“对于党的决定，周恩来与毛不同。毛对于每个决定都
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但在毛、张合作期间，似
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分歧。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七大”。1935年9月，毛泽东发觉张国焘有依仗
人多枪多胁迫党中央跟他去的意图后，便借“和洛甫、博古他们开个会”的
名义机智地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带领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
国焘知道后，在右路军中召开了一个“反对毛、周、张、博北逃大会”。不
仅张闻天，连博古也成了张国焘反对的对象，但最后闹逃跑闹分裂的还是张
国焘，而不是毛泽东。张国焘的人马虽然比毛泽东多，但毛泽东身边有个由
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组成的党中央。
遵义会议把张闻天搬到总书的位子上，表面上政治权力没有发生多大变
化，实则不然。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七大”的团结和胜利。毛泽东把延
安整风看作“七大”的一次预备会。而延安整风就是要解决遵义会议存留下
来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无可置疑，彻底清算
五次反围剿以来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路线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
时候解决分歧问题不仅不会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反而有利于全党的团结统
一。果然，通过整风和“七大”，全党都紧紧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在毛泽东
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于是“毛泽东”由小小的苏区苏维埃主席变成了全党的“主席”，“主
席”代替了”总书记”。张闻天完成了从遵义到“七大”的神圣过渡。
毛泽东终于取得了对军队和党的绝对领导权。
6。16 他在党内的发言权时大时小，
有一段时间完全丧失，不过很快又失而复得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并不是从建党之日起就一直处
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上，他在党内的发言权有时大有时小，有一段时间还完
全丧失，不过很快又失而复得。
建党初期，毛泽东与党内那般书生的意见不甚一致。不过他知道仅在党
的讲坛上争论不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切都要靠实践去解决。于是他一头
扎在工农运动中，出没于湖南境内的工矿农村。为了组织发动工农运动，他
建立和发展了不少富有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1924年国共两党在共产国际的
策动下谋得合作。毛泽东对此取支持态度，因为国民党实行孙中山“扶助工
农”的政策，还设立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国民党比共产
党内那些小看农民运动的人还强。毛泽东认为，只要能干农民运动就行，打
什么旗子无所谓，甚至打国民党的旗子去干农民运动更好，因为国民党是个
有资历的老党。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得很努力，特别是他任
代理宣传部长期间。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集团执意要排除共产党。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
已成定局。毛泽东决意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而要打共产党的旗子。他提出
要用枪杆子建立政权，开始上山带兵打仗。这种独当一面的工作使他再一次
看到党组织的重要作用。他用“党指挥枪”的原则很快把一支涣散的部队凝
聚起来。在尔后几年的艰苦创业中，党一直是他从事武装斗争，开辟农村根
据地必不可少的工具。他身兼红军总政委，在红军和苏区的百姓心目中，他
就是党的代表，党的化身。他通过党的领导作用指挥着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
伍。虽然他从不挎枪，但所有的枪都在他这个党的指挥之下。
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和根据地一天天发展，新局面很快打开了。
但是不久毛泽东便发现他所指挥的枪竟要受到远在上海而且处于地下状
态的那个党中央的指挥和左右。他利用交通通讯不便的条件灵活地执行在上
海的党中央的命令、指示。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制约，时刻感到有矛盾。
他用来对付那些教条主义的武器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不得，
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他提出要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中国革命
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争取，而不能一味
依靠共产国际从远处想当然发来的指令。这个武器击中了教条主义者的要
害。可是，后来严酷的事实告诉他，“没有发言权”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
己。上海的党中央迁到苏区后，他受到无情的排挤、打击，先后被剥夺了党
权和军权，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苏维埃主席，政治局的会议不通知他参加，
军政上的一切大事他毫无发言权。
1927年的流血牺牲使毛泽东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 1934年在苏区的失
意又使他认识到党权的重要性。党权和军权缺一不可。对外，没有军队就没
有党的地位。在内部，没有党权就会失去军权。这是“党指挥枪”原则的必
然结果。因为党不在自己手中，毛泽东眼瞪瞪地看着他辛辛苦苫创造的一切
都付之东流。军队一天天减少，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最后经过第五次反围剿
的惨败，被赶到长征大撤退的路上，损失接踵而来，毛泽东要多心疼有多心
疼，要多气愤有多气愤。今天的人们也许会想，毛泽东具是有独当一面的能
力和万人之上的气概，根据地本来是他一手创立的，却被那个败家子的错误
路线引向失败，他为什么不另创一个不同于教条主义的党，就像当年列宁从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样呢？
毛泽东当时在红军指战员心目中的威望远比那些教条主义者高，他要是
同教条主义者公开亮牌，跟他去的人肯定会比离他去的人多。但是他也知道
对方是有来头的，他们有共产国际作后台，个个熟读马列，句句不离马列，
颇能吓唬和欺骗一些人。如果毛泽东另有考虑，整个党就会发生分裂，而在
当时的严峻对敌斗争环境下，党内部的分裂无疑会为敌人消灭共产党提供很
大的方便。从大局出发，毛泽东决不会这样做。他相信血的教训很快就会使
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清醒过来，认识到还是毛泽东的路线正确。这样将更有利
于树立自己在全党的威望。公开的分化可以使党的成份变纯，但另一方面却
使党的力量变小。改造一个现成的党比重造一个新党毕竟要容易些。既然如
此，何不暂时委屈一下，等待一下，等到条件成熟，再把整个党引到正路上
来呢？
事实证明，毛泽东没有白白等待。长征初期，他用事实和策略争取一个
又一个反对过他的人。等到他由少数变成多数的时候，他在遵义会议上一举
击败了对手。他重新获得了发言权，首先是军事决策上的发言权。有了军权
就好办，因为当时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大于一切，谁能把这支军队带出泥沼，
谁就会赢得整个党的信赖。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
在那里开辟了尔后十年抗日兴共的新局面。1942年，毛泽东抓住抗日战争相
持阶段的间隙，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对教条主义路
线的一次大清算，毛泽东说，它实际是“七大”的一次预备会议。到了“七
大”，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
要么加倍地信仰他，推崇他，要么就呆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虽有反对意见
但毫不起作用。
毛泽东的发言权无可置疑地确立起来了，并且日益巩固起来。这时候他
的任务不是同党内的反对派争论发言权，而是同党外的敌对力量蒋介石争夺
军权。
第七编 治国谋略
按语：本篇《毛泽东治国谋略》以建国后毛泽东的历史活动为背景材料。
众所周知，在这一段治国兴邦时期，毛泽东从1957年起开始犯错误，直至酿
成晚年个人和历史的悲剧。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已经作了结论。本书旨在全面展示毛泽东博大精深的谋略智慧，
其意不在是非功过的评价。毛晚年的谋略思想中无疑含有许多错误的成份，
但不能由此全盘否定他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而付出多方努力和良苦用心。“毛
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且他的
这些错误都是在前无古人的探索道路上犯下的，与特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