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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谋略-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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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
一起,就是一个“此时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
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

 

9?4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为人在世,免不了有许多义务责任。一般人常常为此所烦:他人之事,
不管不理,于心不忍;管起来,又觉自己吃了亏,于己不利。
毛泽东痛快淋漓地解决了这一烦恼: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由我出发,
去利他人——达到人己两利,即在利他人的同时利自己的精神。
依据这一生活原则,毛泽东认为“义务”不是对他人的,而是对自己的。
“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
务,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对他人之义务由
客体发生,是他人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对自己之义务则由主
体发生,是我自己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如果我认为“应该如
此”而我又不如此,那就未能“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充分发达自己身心
之能力,就于我的“具足生活有缺”。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是一种自利原则,但此种自利主旨在于利自己
的精神,而利精神在于利情与意。毛泽东举了许多例子,例如“救人危难之
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济人之急,成人
之美”等等,也都是因为“吾能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舍身救人更是如此,
“为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力以救之,至激烈之
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再如“互助”。通常认为互助是一种人己两利之道。然而,毛泽东却认
为互助说到底还是为了成全自己。因为这里的同情者皆“由我而起”。如果
说“互助”中有“利他”的一面,那么此种利他也是由我而发的,是我以利
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利他),于是我去做了。
这种做在客观上是利了他,但却遂了我的心愿,实现了我的意志,因而在主
观上利了我的精神。所以说“互助”也是为了“自尽其性,自完其心”。为
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还作了假设:“即使世界上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
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
为己也。”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理想生活,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圣贤豪
杰精神。圣贤豪杰是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典型。毛泽东之所以成其为圣贤
豪杰,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和身体的能力发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而“此精神及
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这就是说,任何人,不论
他本之于天的身心能力是大是小,只要他按照”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原
则去生活,都可以成为圣贤豪杰。毛泽东反对只有圣贤豪杰可为舍身拯人之
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只有圣贤豪杰的身心能力能够
发达到最高、而普通人不能够发达到最高的说法是于理不通的。
圣贤豪杰有责任有义务拯时济世,教化小人,使之共跻圣域。但是如果
小人们不理会圣贤这一套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圣贤们应恪
守”圣人之道”,“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不仅“不怕人毁”,而且”毁之
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与乎无愧于己”。这就是说,当圣贤豪
杰受到孤立时,反而更有利于他“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圣贤豪杰利他人、
利社会、利天下的行为,本来就是“自尽其性,自完其心”,“非以为人,
乃以为己”。如果客观上他不能这样做,只是有点遗憾,而对他的心性修炼
完善不会有任何妨碍。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生活态度,于自我的发展有一大优点,即能
把利他人、利社会、利天下、利万世看作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不为其所烦
所累,就和人之要吃饭和娱乐一样。这样,便能把内在的心性完善和外在的
事业成功统一起来,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统一起来。

 

9?5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昔日湖南第一师范礼堂门口赫然立着四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
民国初年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德、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宗
旨,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军育是鉴于近代中国兵疲国弱受人欺辱而从自
己的敌人——德国和日本学来的。蔡元培的独创是美育,他曾提出以美育代
宗教的设想。
就在美育和军育哪个重要的问题上,毛泽东曾与萧子升之间发生过一场
争论。萧很欣赏美育,毛则认为“军育更为重要”。毛说:“如果国家软弱,
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
么关系呢?”萧申辩,美育能促进德性的完美。毛反驳:“完美德性又有什
么用?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
示德性。”
这场争论发生在那个国力赢弱的年代并不奇怪。当时的人曾提出“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口号,不过他对二者间的
关系有独特的理解。他的见解是:“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
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那时的精神文明也包括两项:学问和道德。
在毛泽东看来,学问道德诚然重要,但二者都必须以健全的体魄为基础,“体
育,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
远”,因此他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
为了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体现“蛮拙”二
字。在长沙读书时,他曾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创造了一
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的活动,还有打击和跳跃的动作。
他坚持一日数练,长年不辍。此外,还有冷水浴、风浴、雨浴,甚至雪浴。
人们常看到他经常赤着上身在风雨之中跑跳蹬跃。爬山、野游和露宿更是他
乐于实行的锻炼方法。毛泽东最喜次的健身运动是游泳,从少年时代“中流
击水”于湘江,到晚年以70高龄“闲庭信步”于长江,终生不改其乐。
古人称赞周文王“外文明而内柔顺”,毛泽东认为这只是对古贤君子风
度的形容,而不是对运动而言的。“运动宜蛮拙”,如“力拔项王之山,勇
贯由基之礼,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决不是什么纤巧之事,“其道盖
存乎蛮拙”。“蛮则气力雄,筋骨劲”。
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力量”的注重。他知道“道”与“力”二者缺一
不可。人类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实力的较量。只有能文又能武,用“道”来为
“力”张目,以“力”作为“道”的后盾,才能无往而不胜。他曾对张昆弟
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但心力与体力比较起来,
还是体力更重要。“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
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9?6  “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
宁静毛做不到,淡泊却极力奉行,毕生不改
中国人历来主张“修身以寡欲为要”。朱子有所谓“货色两关打不破,
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孔子的说法则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种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的人生修养影响甚深。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具有“鹜高远而卑流俗”的气概,用一师同学的话
说,他是真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
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的大事。有一次他与张昆弟畅谈人生,不觉感慨而道:
“西人物质文明极甚,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
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衣食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
但人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三点,而应有更高的追求。所以毛泽东主张:“吾
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追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
义。”
毛泽东承认乐利乃是人之共性,但不同的人格有不同的乐利追求。“惟
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精神之乐利有两种:一种是所谓
“颜回之乐”。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仍不改其乐,人赞其“恶
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但这只是一种“自得其乐”,毛泽东
更为欣赏的是那种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如他说:“表同情于人,
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义,“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为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毛泽东之所以在理想和物欲之间作出这样的选择,乃是因为他认为过分
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淡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做一个有理想、
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人,就必须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
养自己的吃苦精神。吃苦耐劳乃是成大业的先决条件,用孟子的话说:“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
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很懂得这个“天将与之,必先苦之”的道理,《讲堂录》记下了
许多这样的警句,如“淫为万恶首”,“懒惰为万罪之渊薮”,“惟安贫者
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立身行事,始终须以“艰苦”二字为
先。他所创立的新民学会和中国共产党都具有一种斯巴达式的精神。在组织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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