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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在弥留之际，终于没有把权力移交宋江。“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这一句“莫怪我说”意味深长，意思是：“抱歉，我改主意了，权力不能交给你。” 因为有本事“捉得射死我”的人无论是谁都肯定不会是宋江。其实山寨第一人的位置早就为宋江占据，在攻打曾头市之前晁盖就已经明白过来了，但他并不甘心，对权力的渴望往往是在即将或业已失去之际才会强烈眷恋，所以他欲用新的接班人来制约住宋江的权力，那也正是他原本想做的事。
这不是出于对宋江的怨恨，也不是担心宋江能力不济或把梁山带往另外的方向（晁盖本无政治上的志向），而是临终前的晁盖忽然想明白了一个名利场上的真理，再套句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诠释，就是：“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晁盖的遗嘱是他权力意志和政治谋略的苏醒，可惜这来得有些迟了。
水浒乱弹之“活捉史文恭”
在下有一回曾经提及，赚卢俊义上山实出自政治上的需要，或者说白了，是宋江深谋远虑的政治卓见。这里在下就以小人之心测度一下吧。
晁盖临终留有遗嘱：“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所以这时候的宋江是暂时代理第一把手，虽“自从宋公明为寨主，尽皆一心，拱听约束。”但他心头始终有一个隐患：那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那个头领活捉到史文恭，他就得让位。纵然山寨上的众头领多是心腹之人，但黑道亦有黑道的游戏规则，晁盖遗嘱不可不遵。同样，为防患于未然，宋江也须未雨绸缪，提早作些安排。
梁山上虽好汉甚众，但真有本事活捉史文恭的却也不算多，大约不会超过十个吧。当然了，假如是花荣、李逵活捉了史文恭，杀了他们也不会夺宋江的权的，不过宋江可没把握确认其他人不会窥觑这头把交椅。何况头把交椅不是谁都可以坐的，不适合的人比如说林冲吧，连出征曾头市的机会都轮不上。至于宋江心目中的那个活捉史文恭的人或者说他的继任者，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一、此人最好是心腹，对自己须言听计从不敢有违，充当的只是台前代理人，操纵者仍是自己，The One的地位不可动摇，这叫“垂帘听政”；二、此人要和自己有相同的政治理念，能让梁山按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事，此所谓“你办事我放心”；三、此人在山寨的威望不能太高，不能让头领们尽皆心服，否则尾大不调，会难以控制，危及自身的实权地位，亦称为“党指挥枪”；四、假如此人不听命令，自行其是的话，可以随时废除而不会引起太大争议或混乱，可唤作“搞倒退搞分裂不得人心”；最后一条，此人必须有些真才实料，够资格有能力当寨主，废物或莽夫不仅捉不了史文恭，也做不了哪怕是表面上的第一把手。
就在宋江为这个人选而烦恼的时候，忽然听道士说起河北玉麒麟其人，宋江不觉喜出往外，“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小可心上还有甚么烦恼不释？”后来为营救死活不肯上山的卢俊义，宋江不惜兴师动众从山东远征河北，“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并刘唐，朱仝，穆弘四个头领统领马步军兵守把山寨”。如此倾巢而出，孤注一掷，可见这个接班人在他心目中份量。至于为晁天王报仇的事则早已放到一边去了，因为卢俊义如果不上山，报仇一事对宋江是有害无益的。
难道说符合宋江要求的继任人选在梁山上就寻不着了？就非得这个玉麒麟不可？确实，在下认为当时完全符合上面五项基本原则的梁山好汉还真找不出来，基本符合的也仅花荣一人，不过前面说了，花荣绝不会接受的。再者，如果以投票定夺的话，梁山上支持宋江的政治理念，愿意接受招安，回归主流社会的头领很少，最多也就十几人而已，宋江也感到很有必要扩大其政治同盟的力量，选择卢俊义就因为宋江从本能上判断卢俊义必将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即便是不巧活捉史文恭的是宋江计算以外的人物，比如呼延灼或者鲁智深等，安排到决策层的卢俊义也会是己方的一个重要筹码。这一点也体现在宋江对关胜的偏爱上，“若得到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或者关胜可算是第二号候选人，呵呵。
若不是那不识好歹的曾头市竟然再度挑衅，宋江或许会待卢俊义地位稳固之后才兴兵复仇。而此一役经吴用巧妙安排，卢俊义颇为争气，竟然真的把这件大功给拿下来了。宋江见此，“一喜一恼。喜者卢员外建功，恼者史文恭射杀晁天王。”不过背后还有一恼，就是卢员外这功劳来得有些早了。盖卢俊义初到山寨，人生地不熟，实在没资历可言，更无人拥戴信服，最重要的是连吴用亦不认可，以至军师竟唆使众好汉同声反对。
在下以为，吴用说的“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皆人所伏。”恐非宋江本意，不然他就不会又再给卢俊义一个机会，来个天意裁决，“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而且还连主力都拨给卢俊义用，分明仍有成全之意。看来宋江更情愿做个“垂帘听政”的幕后操纵人，卢俊义则是理想的前台代理人。这或者因为朝政纷纭，局势难测让宋江对其政治理想缺少信心，对归顺朝廷感觉吉凶未卜。既前景难料，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策略上就需留退路。故他原本是欲让卢俊义在前探路，充当铺路石或替罪羊。深暗权谋之道的宋江懂得：“君王务必要把承担责任的事交给他人办理，而把布施恩惠的事留给自己掌管。”（马基雅维利《君王论》）
未能如意的宋江最后不得亲自不走上前台，带领梁山众人去尝试这条艰难的回归庙堂之路，身后留下的则是千秋难断的是非功罪评说。
水浒乱弹之“石碣受天文”
正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冤雪恨上梁山”。已成气候水泊梁山终于在主流社会一侧占据了一席之地，构筑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社会一旦组成，政权就必然产生。这里且来解构一下梁山泊的体制模式。
组建政权必须具备一定的合法性，或者按卢梭的说法，需要达成一种为众人认可的社会契约。对中国人而言，讲的是权力天绶。权力最大的合法性来自一种最高道德，一种必然性，也就是所谓天意。“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一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上应天象，说明是“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天意或自然规律足以代表最广大梁山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不容置疑的先进权威理念，代表理所当然的制度根基，在此基础上所有的等级、制度和秩序就都成了不容置疑的的基本社会规则。所以宋江说“今非昔比，我有片言：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生死相托，患难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
梁山模式，在下以为如按当下的说法，似可称作“开明专制”或曰“精英治国”。权力自下而上分三级。分别由108好汉的中央委员会，36好汉政治局，5核心好汉的常委会（五常委是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朱武）组成权力决策机构。这金字塔的顶端则是军委两主席：梁山泊总兵都头领宋江、卢俊义。
在这108人组成的权力机构中，民主平等是可以充分享受的，彼此都是“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兄弟，甚至有一些出格的违规举动也可以不予追究或“暂且寄下”。而且金字塔越高则民主程度越大，参与决策度越高，有不同意见更可以直言不讳，有时候政治局成员也会擎制常委的权力，比如李逵就曾经扯诏骂钦差，阻拦过招安事宜的进度。
不过梁山首先是一个军事集团，军政是密不可分的，或者可以称作是一个军政府。战争是只存在胜败、敌我这两个极端的，军事化的政府自然也忌讳是非上的暧昧不清，要得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所以“开明”的前提是不能违背组建政权的最基本政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宋江拟定，众好汉歃血誓盟的“替天行道”观——“但愿共存忠义於心，同著功勋於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宋江的“替天行道”观因为倾向于回归主流社会，后来似乎并不受中央委员会里一些好汉的支持，但在这个最基本方向上宋江不曾向众意或舆论让过步，更不曾有过民主决议。梁山的党内民主在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原则面前是此路不通的，因为这是宋江组建梁山政权的核心思想，其中的合法性早已由“石碣受天文”所认定。“石碣”是权力天授的象征，“天文”所言“忠义双全、替天行道”则是基于此的宪法，代表梁山的走向，是不可违背的天意所在。有西哲说过，人间社会最大的权威乃是制定律法的权威。梁山之上此权威乃是唯宋江一人独有的。其中的公式可归纳为：自然规律（天意）＝政府权力＝领袖意志。
“忠”和“义”都是可唤作“爱”，都是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只存在范围之别：“义”是狭义，“忠”是广义；“义”是在野，“忠”是在朝；“义”是生存方式，“忠”是理念目标。在下不以为宋江乃奸恶之辈，事实上他是一个爱国者，假如你认定政府具有合理合法性的话，忠君和爱国则并无不同。这又可归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