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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今年7月17日陪同王树成同志又一次去电机厂检查工作时认识他的。我们进到电机厂的会议室里，首先看到有好几台造型新颖美观的电风扇正在同时运转。屋外烈日炎炎，屋内是另一个季节。我原以为这是专门为了接待我们特地安排的。一问，才知道是在进行电扇寿命试验。其中一台，从6月17日开始，已经运转了31个昼夜，中间除因停电停止运转三个小时外，一切正常。按当时的运转情况看，有可能达到并超过同类先进产品：广州电扇厂的钻石牌电扇和上海电扇厂的华生牌电扇的水平。
张绍鼎同志就在“呼呼”作响的电扇运转声中开始汇报工作。他长得很清秀，中等身材，因为在北京住得较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从正在生产的电扇谈起，谈到随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一些原认为是高档商品的生活电器用品：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自动控制的缝纫机等，市场需求量必将大大增加。他说：“国外每家都有好几台日用电器，我国就是每一百家、一千家添置一台，数字也大得惊人。这些日用电器，全离不了微型电机。我们厂生产起来不困难，一定要抓在前头。”他们打算到1985年，除把原有的主导产品驱动微电机扩大到年产5万台外，还要把其他专用电机和各种日用电器的产品，也都分别扩大到五万台。三个5万台，共是15万台。
他分析了厂里各种条件，认为完全有可能完成。他对于省内、国内和国外一些同类产品情况是那么熟悉，使我这个外行简直像是上了一堂电机知识和微电机生产的专业课。我暗暗佩服树成同志的眼力；同时也为这个工厂有了这样得力的领导人感到庆幸。趁他领着我们参观工厂的机会，我约他到地委招待所再仔细谈谈。
下午4点钟，他骑着自行车来到许昌地委招待所。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还有着腼腆拘谨的一面。他坐在我的对面，与其说是一个工厂的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性格内向的姑娘。当我向他提出：当了厂长之后，遇到过哪些困难时，他竟然很久没有回答我，只是低着头喝水。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来说道：“困难，很困难！”
我连忙问：“困难在哪里？”
他回答：“困难就在于：现在工厂的一切，都还是党委说了算，而多数党委成员偏偏不懂生产。管生产的厂长没有权领导生产，这就够困难了；再加上，我还不是党员，比别的厂长也就更困难些！”
稍稍停了一会，他又把肚子里要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说：“我是和这个厂一道摸爬滚打过来的。我和同志们关系都还不错。现在产品对路，上级又很支持，我曾以为当了厂长，不会有很大困难。谁知，一当厂长，各种关系全不同了。从前我只是提点建议，上面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现在我却要自己决定问题，可是我偏偏又什么也很难决定。有一次，我有个紧急任务去向车间主任布置工作，车间主任说：‘你去同指导员谈一下，我得听他的，因为指导员是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才是第一把手。’我知道他很为难，只好又去找指导员。指导员说：‘好吧，我们支部先研究一下。’支部要开会，我不是党员，当然得离开。可是，事情又很急，支部那天偏偏又没功夫研究了。一拖就好几天。我只得再去找厂党总支书记。总支书记说：‘嗯，这事情是得抓紧办。不过，还得在总支里讨论讨论。’我当然更无权参加总支委员会，只好继续等下去。就这样，等来等去，许多该办的事，都这么等过去了。我这个厂长，没有人权，没有财权，连生产指挥权都没有，想当好就困难了。有时我也想过要打退堂鼓，可又觉得：那样未免太辜负党的培养！”
我又问他：“你写过入党申请吗？”
“写过，写过三次。总支有人告诉我，还得考验考验。”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怕我误会，又连忙补充，“我绝不是想伸手要党票。考验考验，我是完全同意的。党委领导，我坚决拥护。可是不是一定要把具体生产也管得那么死？我逐渐有些怀疑。我的肩上有了担子，实在想把生产搞上去。再说，我也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工厂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才好，只是答应他：一定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树成同志。他听了反而劝我道：“不要麻烦他了。这类问题，他也解决不了。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懂行的，没有权；有权的，不懂行。不懂还不要紧，偏偏又不愿好好学习。说多了，弄不好就变成要摆脱党的领导。现在厂里已经有人放风，说我和另一个厂长在架空总支了。有时我也很苦闷，难免急躁一点。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上面再来过问一下，我的困难还要加大。上个星期，有位平素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在市里工作的党员同志，就专门到我家里，关照我的爱人说：‘告诉绍鼎，不要管事太多，不能陷得太深。和他再好的人，也会在背地捣他。不要忘记：共产党是不会不搞运动的！’”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扔下笔，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这是什么话！”
他苦笑了笑：“这样想的人，不是他一个。他能够说出来，还算是好的。他也许还觉得是对我的一片好心，可我实在替这样的党员同志难过！替党难过！党叫我们搞‘四化’，要把国家搞上去，他是个党员，偏偏还在私下里扯党的后腿！我也见过很多好党员。正因为这样，我倒更想入党了。我相信：党在真心实意地领着我们搞‘四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瞎折腾。我们这个国家折腾不起了啊！党想搞‘四化’，多一点愿意搞‘四化’的人进到党里，搞起‘四化’来就容易得多。我在大学里学过俄语，也学过英语，可以直接看点外国资料，有时看了真替我们的国家着急！”
他动了感情，后来的话说得很低、很慢，可我却觉得一句比一句更响、更重、更急，一句句都敲打在我的心上！
那天，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谈到夜里11点多。我送他出门后，他推着车子，我们两人又并肩在马路上走了一会。许昌的夏夜，是寂静而又喧闹的。多年不见的夜市又恢复了。卖元宵、馄饨的，卖卤鸡、卤肉的，卖西瓜、香瓜的，卖油条、辣糊汤的，见有人来，都忙着兜售生意。马路两旁坐在树荫下乘凉、打扑克、下棋的人，还没有散去。暑热虽然尚未完全消退，毕竟已经大大减弱，一阵阵清凉的夜风吹过来，使人感到很是舒适。我问他：“你爱人现在的情绪怎样？”
他呐呐地说：“嗯，还算好。”
我又问：“家里几口人？住几间房子？”
他回答：“七口。父亲过去是个营业员，已经退休了；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母亲在家做家务，没什么拖累。住了两间房子，是我爱人医院的。不算宽敞，可比起有些同志，也算很好了。”
我们两人好像已经成了朋友。我突然心头一动，告诉他：我想在第二天晚上，去看望一下他的爱人、父母和孩子。
三、一位童工出身的市委书记
第二天晚上，我在张绍鼎同志家里，又认识了一位令我久久难以忘怀的同志。他就是许昌市委的工业书记——徐庆耀。
我和老徐其实已经见过几面。一开始，他就给了我较好的印象。他约有五十上下，虽然已经稍稍发胖，看上去却还结实精干。我们到许昌市的工厂参观，都是他奔前奔后的张罗安排。可是，真正说得上对他有所认识，还是在这天晚上。
许昌和漯河是许昌地区所属的两个直辖市，干部配备相当于一个县。我第一次见到徐庆耀同志后，有次和许昌地委的经委副主任刘天然同志闲谈，他说：“你真该去同老徐谈谈，他是个写家！”
我心想：老徐准是在地委或者县委机关当过秘书的，起草过不少总结和报告，在干部中有点名气。
以后又有人向我说：“老徐这个写家，写过几个剧本哩。文化革命中，因为他和田汉是朋友，可没少挨斗！”
我又想：原来他还是个真正的文化人，现在改行当了工业书记。可是，他怎么会和田汉同志是朋友呢？田汉的朋友，年纪少说也该有六十左右了啊！
我问到他的顶头上司：地委工业书记、副专员赵宏亮同志。老赵说：“他是写过几个剧本，还写过一些诗，可并不能算是个文化人。他是个烟厂童工出身的干部，文化不高，喜欢写写画画，算是业余爱好。过去到北京开会时，见过田汉同志，人家就说他是田汉的朋友。他是去年才从漯河市调来的，在漯河当过工会主席、副市长、工业书记。这个同志是很不错，你要有空，可以同他谈谈。”
遵照老赵同志的意见，一天上午，我和老徐在一起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向我介绍了许昌市的工业情况，讲了一些工厂和一些人，还特地介绍了张绍鼎和柠檬酸厂的一位从技术员提升为副厂长的尚文科同志。可是，关于他自己，却没有谈什么。我急了，问他：“听说你写过剧本，是吗？”
“是呀，我写过。”他笑了，“那算啥剧本！我写的影响较大的一个剧本，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那年我领着修土铁路，就写了个《金鸡高唱凤凰飞》，还挺闹哄了一阵子。现在回头看，已经没啥意思了！”
“你不是也写过诗么？现在还写不写？”我又问。
“还写。其实，那都是些顺口溜。你要听，我就给你念一段。”他一点儿也没有推辞，就随口念了他在源河工作时写过的一段顺口溜。漯河市有个省水利厅在那里办的水泥预制品厂，占了市里好几百亩地，建厂资金、材料有不少也是市里出的，可就是不归市里领导。从60年代开始，搞了十几年还没搞上去。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