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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将高俅塑造成林冲以及梁山起义军的对立面，完全是《水浒传》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且不说这种人物配置，单就高俅人物形象而言，距离历史、距离宋元话本和戏曲已经相当遥远了。尽管《水浒传》作者利用了王明清《挥录》的材料，说高俅靠了蹴的脚头功夫爬上高位，但对他的出身、家世却进行了根本改造。这种改造，作者自然有他的意图，这一点将留待后文分析。
四
高俅和林冲的故事，简单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夺妻杀夫”。夺妻杀夫，本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小说史上这类作品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数宋初乐史（930—1007）的《绿珠传》12 。此事见于《晋书·石崇传》，不纯粹是小说家言。乐史敷衍成篇，如他在篇末所说：“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小说所强调的是绿珠作为一个侍姬，竟能不惜一死以酬主人，那些享厚禄、盗高位的衣冠须眉又如何：亡仁义之行，怀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岂不悲哉！小说寓言如此。循此思路，詹詹外史《情史》把它编入“情贞类”。《情史》“情贞类”所收同类故事还有多篇。其中《申屠氏》叙靖康二年董昌之妻申屠氏美艳有才，当地富豪方六一设计诬陷董昌，将其杀害以夺其妻，申屠氏伪装顺从，伺机将方六一刺死，然后自缢。《歌者妇》叙南中大帅害死歌者以强占其妻，其妻藏利刃欲刺大帅未果，遂自断其颈而亡。这类话题的主旨都是赞赏女主人公的节操。
《水浒传》的林冲娘子也是一位烈性女子，第二十回补叙她见难逃高俅魔掌遂悬梁自尽，然而《水浒传》作者之意并不在褒奖节烈，而在揭示一个重大社会历史主题：官逼民反。“杀夫夺妻”是强者对弱者实施的暴行，强者当然是凭藉自己的权势达成其卑鄙的目的。司马伦之流所以能够得逞，客观条件是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这个体制的顶端是皇帝，皇权天授，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对臣民握有不容置疑的生杀予夺大权。皇帝以下由各级官吏叠成一个多层金字塔，上一层对下一层同样具有绝对的权力，塔基下则是广大的平民。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固着力是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配合意识形态便是“孝”和“忠”的神圣化和绝对化。由秦始皇创立的这个体制延续上千年，在改朝换代和分裂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改进而逐渐完备。人们在这个体制下生活，头脑里难以生长权利的观念，即使发生权利观念的萌芽，也必定会遭到无情的扼杀，像司马伦的行为，人们都只是以伦理的尺度考量其善恶，一般不会从法的角度判别其是非，触及“官”的要害问题。 《水浒传》的创造性和深刻性就在处理“杀夫夺妻”话题的别具机杼，超越情贞模式，作者把高俅、林冲及林娘子的纠葛配置成一个新的格局。林娘子淡出，着意展开高俅和林冲的矛盾。作者固然是把高俅作为坏人来描写，但对他的描写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高俅本来就是一个破落户子弟、游手好闲的无赖棍徒，这样一个社会人渣居然由皇帝的好恶而擢升为朝廷重臣。高俅发迹，昏聩的赵佶自不能辞其咎，但是如果没有金字塔式的封建官僚制度，赵佶纵有其意亦难以达成其事。第二，高俅夺林冲之妻，不似司马伦那样赤裸裸，他使用“合法”手段，设陷阱诱使林冲带刀进入军事机密的白虎堂，名正言顺的加其死罪；死罪未能成立，高俅虽然恼怒，却仍不直接杀掉林冲，而是采取暗杀的方式；在林冲未死之前，高俅一直不肯公开强夺林娘子。高俅调动国家机器来对付林冲，使林冲躲无可躲，藏无可藏。第三，高俅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终其《水浒传》情节，他并没有像一般小说中的坏人那样得到恶报，《水浒传》的结局是宋江等人冤死，他仍然高居庙堂。综合三点，作者没有把高俅写成一个孤立的坏人，作者主观上不可能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本质有所认识，但至少认识到高俅的坏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是当时官僚政治腐败和黑暗的集中表现。
林冲这个人物，《水浒传》作者依据“豹子头”绰号给他设计了一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外貌，这个从《三国演义》张飞形象复制出来的外貌与他的儒雅的举止反差太大，并不被读者认可，清代以后的绘画和戏剧舞台脸谱都被修改成清雅的须生，以达到表里如一的美学效果。《水浒传》的林冲有两个特点。一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安分”是指他安于封建等级制度所规定他的社会角色，他不想投机钻营往上爬，更不想改变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他只求在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中维持他的也许是令人羡慕的家庭生活。他任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非军中指挥官，品级不高，也没有什么实权。他娶妻尚未得子，岳父也是一个教头，婚姻门当户对，是一个小康家庭。他很满足，为了保住这种平平常常的小家庭生活，决不招惹是非，是非招惹到他，他宁愿躲避退让，即使受欺侮也要逆来顺受，委曲以求小家之全。他武艺高强，既没有鲁智深的豪侠之气，更没有李逵的反叛精神，他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良民。假若不是高俅逼他至绝境，他一定会像他岳父一样安安稳稳和默默无闻的过一辈子，决不会落草为寇。其实，千百年来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即使是被压在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不是略无生机，也不会铤而走险，去甘冒“大逆不道”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林冲的性格很有中国国民的代表性。其二，林冲眼睁睁看着草料场被烧，虽庆幸不曾被烧死，却从此也逃不脱一个死罪的结局，他挺枪冲出山神庙，杀了高俅派来的爪牙。接下去，作者没有循着传统复仇类型作品习惯思路来写林冲如何潜回东京，去取仇人高俅的首级，而是走上梁山，投身到绿林草寇中去与朝廷对抗，换句话说，林冲的“反”，已超越了个人反抗的范畴，他的反抗与当时社会的颠覆势力融为一体，升华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反抗，明显的带有政治性质。
林冲和高俅的矛盾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的矛盾，而已提升为民众和官府的矛盾。高俅将林冲逼上梁山，成为了官逼民反的典型案例。《水浒传》通过林冲被逼上梁山极有感染力的故事，充分揭示了官逼民反、民不能不反的合理性。作者的同情在林冲一边，这种倾向在封建时代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叛逆。
五
小说家在创造自己作品的艺术世界时，不论他写的是有文献可参的历史题材，还是凭空虚构、驰骋想象的神魔故事，其创作的原动力，不管作家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来源于小说家生活时代的社会矛盾的撞击。作品的情节和细节，以及人物性格等等，也不管作家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投影。宋江三十六人的题材虽然有一个长期累积的历史，但《水浒传》绝不是民间文学范畴的集体创作，而是作家个人的作品，属于作家文学范畴。关于《水浒传》吸收了宋元以来传说、话本、戏曲方面哪一些要素以及如何吸收，当写文专论，这里暂且不谈。既然《水浒传》是作家个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它就必定透射着作家生活时代的“当代精神”，是作家生活时代的现实产物。那么，《水浒传》是哪个时代的产物？就林冲和宋江而言，这对 人物形象和矛盾冲突的现实依据又是什么呢？
《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我曾用历史的方法进行过考证，结论是成书在明代嘉靖初年13 。现在我要用文学的方法，对《水浒传》成书过程作逆向的探索，以求得它的生活原型。
有论者以《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为前提，认为《水浒传》是根据元末农民战争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这些战争有其共性，同时又各具个性。共性方面，农民暴动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大要为一个王朝统治已经腐朽，也就是朝廷失去了调节统治机制的能力，各级官僚唯利是务，法度不存，地主肆无忌惮的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剥削的同时，政府也在加剧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农民难以生存，大批背乡离井沦为流民，有的则聚啸山林成为“草寇”。此时社会如同一堆干柴，只要出现晁盖、宋江式的人物，就是干柴遇着火星，顿时会燃成燎原大火。农民起义虽然有的也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但由于它不是生产力发展到高度水平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之后引起的社会革命，在实践中却并不能加以贯彻，他们多半只代表起义队伍的集团利益。在集团内部也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头领和喽 口 罗 并不一样“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因此在与当朝政权的斗争中常常表现出实用性和妥协性，故而朝廷的对策也常常变换使用镇压和招安两手。不仅历史上的宋江受招安，唐末的王仙芝在乾符三年（876）、乾符四年（877）两次提出过招安，明代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也谋画过招安，明末的张献忠也接受过招安。然而这些共性都是寓居于个性之中，通过个性显现出来的。成为作家创作的生活原型的东西，是具象的、鲜活的、五光十色的和浸润着情感的。我们判定一个时代生活是否是某部作品的生活原型时，标准应当是时代的个性。元末农民战争的个性是什么？简而言之是秘密宗教和民族矛盾。最初起义的领袖以明教、弥勒教作为信仰和精神纽带唤起并组织民众，同时又打出反元复宋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旗帜。韩山童、刘福通就是宣传弥勒佛已经降世，明王已经出世，鼓吹要改朝换代。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占婺州，在衙门前树两面黄旗，旗上大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又立两个木牌，牌上大书：“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秘密宗教和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