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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政府中，也出现了以总理雷诺为首的“抵抗派”和副总理贝当为首的“投降派”的激烈争论。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
1940年6月17日的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皇家空军标志的小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伦敦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脸色严峻的高个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清晨的阳光十分温柔，还不能撕碎海与天的朦胧，只把一道道光束穿过云缝，在浩瀚的海平面上留下灿灿鳞波。这是一个宁静、安详而美丽的欧洲的早晨，一幅上帝赐予欧洲的美景。
这个男人就是法国国防部次长、陆军准将戴高乐。此时此刻，他正在经历生命中最痛苦的思想的煎熬。窗外的美景并不能让他的心情有任何好转，反倒令他觉得，在这茫茫的大海中，自己是何等的无依无靠。在德国新型机械化化装甲部队势不可挡的冲击下，除了他之外，竟然没有一个内阁成员主张坚决抵抗。一个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一个被世界各国公认代表法国的政府，即将按照国内和国际的法律程序宣布投降。他私自离开法国，乘坐英国人的飞机独自逃往伦敦。是他背叛了他的国家，还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背叛了它的人民？
他曾经梦想要象拿破仑那样，指挥千军万马去击败法兰西的所有敌人，从而为自己赢得不朽的英名。为此，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进入圣西尔军校学习，并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绩优异，在各种模拟作战中几乎百战百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谁知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被流弹击中大腿，不得不返回后方疗养。后来伤愈复出，晋升为上尉连长，参加著名的凡尔登战役，正在和一名德军士兵拼刺刀，又不知哪里又飞来一颗流弹把他击倒。于是他就在德军战俘营里面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活，直到一战结束。获释以后，他专心军事理论研究，认为法国应该学习德国，建立一支的高度机动的装甲部队，却遭到了政界和军界的一致反对，并由此严重影响了他的晋升，直至二战爆发，他还只是一个49岁的“资深”上校。直到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扫荡了波兰和北欧，突破齐格菲防线后长驱直入，法国的领袖们才如梦初醒，匆忙把戴高乐提拔为准将，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负责组建装甲部队。但此时就算拿破仑再世，也已经无力回天了，随着他仓促组建的第四装甲师被德军击溃，戴高乐的名将之梦，终于完全破灭。他望着窗外茫茫的大海，不由得感慨万千：自己19岁参军，现在已经50岁了，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法兰西军队，从一个热血青年成了一个半百老人，空负一身军事才能与报国之志，却总是阴差阳错，竟然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反而眼睁睁的看着祖国一步步沦陷而无能为力，一个人的力量在命运的安排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啊！同样是一战中的英勇杀敌、身负重伤的年轻士兵，街头混混出身的希特勒已经是帝国元首，而他，戴高乐，圣希尔军校的高才生，好不容易在年满50之前几个月成了一个将军，还是将军中级别最低的准将，被任命为内阁成员，但只是内阁中最不起眼的次长。现在，他又不得不放弃自己半辈子辛苦努力换来的这一切，背叛给予他这些职务的政府，孤身一人逃往国外，开始新的冒险生涯。大海茫茫，祖国已远，不知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归程？
中午的时候，飞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的陪同下去见丘吉尔。丘吉尔虽然只跟戴高乐有过几次交往，但已经知道这个法国大个子是个自尊心极强而且十分孤傲的家伙，现在法国败亡，他独自一人流亡到英国，更是要小心翼翼不要去触犯他那有些过于敏感的民族感情。所以当戴高乐一走进办公室，丘吉尔就热情的走上前去主动和他握手，称他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戴高乐十分坦然的接受了这种礼遇，面无表情的和丘吉尔握了握手，直截了当的说道：“首相阁下，请允许我利用贵国的大英广播公司电台（BBC）向法国发表一份号召书，用以召唤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法国人和我一起战斗。”
“没有任何问题。”丘吉尔爽快的答道，“您准备什么时候发表这个声明？”
“现在。”
“可是法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宣布投降。”
“您的建议非常有益，首相阁下。”戴高乐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我决定在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后再发表声明。谢谢您对我的支持。”
“将军阁下，”丘吉尔对戴高乐这种盛气凌人的语气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决定和他开个小玩笑，“您将以什么名义发表声明呢？你觉得你一个人就能代表法国吗？”
戴高乐的脸上果然出现了不快的表情，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已经思考过很久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从容的答道：“当然能，首相阁下。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力合法的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体现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继存。现在，法国遭到德国的入侵，我是唯一一个坚持抵抗的政府成员。因此，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我能够代表法国，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代表法国！”
“如果法国只有你一个人坚持抵抗，”丘吉尔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十分坚定的说，“我就只支持你一个人！”
二
……五年后的11月13日，又是一个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航空公司标志的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巴黎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中等身材的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窗外的风景和五年前戴高乐看到的相比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欧洲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五年过去了，那个孤身一人逃往英国的戴高乐，现在已经是拥有三十万陆军、五万海军、三万空军的法兰西三军最高统帅，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回到巴黎，成了法国的民族英雄和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他自己，曾经以庇护者的身份迎接这个流亡者的大英帝国首相，却成了一介平民。尽管难免会有一些心理落差，但他并不嫉妒戴高乐。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孤傲的法国人是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奋起战斗的：既要联合同盟国打击法西斯，还要和英美斗争以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和贝当领导的傀儡政权争夺海外殖民地，跟其它法国的抵抗运动领袖争夺领导权，戴高乐有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在同时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作战，但却顽强的在几乎所有较量中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权力与荣耀，对戴高乐而言，都是应得的。戴高乐是让他钦佩不已的战友，又是他需要时刻防范的对手。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能与戴高乐相提并论，当然，还有他自己。
这个男人就是英国前首相、二战风云人物丘吉尔。此时此刻，他的心情说不出是烦恼还是轻松。三个月前，他还在波兹坦参加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建立战后国际格局。他的老朋友，二战中给了他最强有力支持的罗斯福总统去世了，美国在二战中坚持到了最后，但它的总统却没能坚持到最后，接替罗斯福出席的是前副总统杜鲁门——他已经根据宪法成为代总统。这让丘吉尔非常难过，但他没有想到，连自己也不能享受最后胜利的喜悦了。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国会大选中败给了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根据英国选举法，国会中的占多数的党派负责组阁，这样，他就不再是英国首相，也就无权再代表英国参加三国首脑会议，不得不中途离开波兹坦返回伦敦。尽管临走的时候，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但在心高气傲的丘吉尔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羞辱，他宁愿像罗斯福一样死在任上，也不愿以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告别。特别是当他想到艾德礼和杜鲁门亲切会面的情形，简直就有点吃醋了，是自己和罗斯福领导了这场战争走向胜利，最后竟然由这两个无名小子下山来摘桃子。而“赐予”他这种羞辱的，正是他六年来不分昼夜为之服务的英国人民！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就又开始相信党派斗争的空头许诺，迫不及待的抛弃了在存亡关头拯救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在返回英国的路上，他脑子里只想着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
离职以后，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并没有闲着，他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到世界各国访问、旅游，倒还比他当首相的时候自由得多了。他这次到巴黎只做短暂的停留，并没有正式的活动安排。由于法国国内正在忙于制宪会议的选举，他这次路过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反倒是丘吉尔时刻关注着这次法国战后第一次全国选举。就在丘吉尔到达巴黎的当天，经过公民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政府总理，参加投票的议员555名，赞成票也是555名。得知这一消息后，丘吉尔感慨万千，他知道戴高乐向来我行我素，讨厌和任何党派打交道，自己也不组建政党参加竞选，能够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占了三分之二的制宪议会中得到100％的赞成票，完全是靠他在法国人民中无可争辩的威信。他立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写道：
“普鲁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的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罗斯福本来也是值得尊敬的，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年�